「不是傷風感冒咳，是精神病，定期覆診吃藥也很難斷尾。」入夜後，在通州街公園中，金毛（化名）和朋友躺在「家當」附近休息，隨身的腰包裡放著一部2G手提電話、身分證、提款卡、一張覆診紙和一袋藥物。「（精神病）很難康復，我已治療了30多年，現在也50歲了，再過兩個月又大一歲了。」
根據《2021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香港現有超過1,500名無家者，其中約三成有抑鬱傾向，另有三成有焦慮傾向，但僅有不足一成表示有定期在精神科覆診。生活環境不穩定，身分證、藥物和覆診紙又不時被盜，讓患有精神病的無家者游離於好轉、惡化與入院之間。加上無家者缺乏社交，又容易染上毒癮，種種問題將他們裹挾其間，康復之路遙遙無期。
記者｜冼穎琦 陽子玉 編輯｜何諾兒 攝影｜何諾兒 冼穎琦
金毛以深水埗通州街公園為家，他在約18歲時患上精神分裂症，需要定時到精神科求診。因病失去工作能力後，金毛和家人決裂，開始斷斷續續的露宿生活。30年間，他的病情反反覆覆，不斷來回街頭、醫院和板間房之間。
10年前是金毛病情最嚴重的時候，當時他的腰包被盜，醫生證明書也被偷了。但他要有醫生證明書才能續領綜援，綜援停了，連乘車到醫院覆診也要向路人借錢。金毛徬徨不已：
「我（綜援）續不到期，沒有錢開飯，口渴想買水也不能，很徬徨，不知怎麼辦。」
金毛當時與社工失聯，不懂得如何補辦證件。於是，幻覺和自殺念頭纏繞著他，自覺走投無路，金毛嘗試跳橋自殺，幸好有人發現報警，他在到場社工的勸說下同意入院治療。出院後，他與社工重新取得聯絡，亦有社康護士每月跟進他的情況，定時到精神科覆診及配藥，令他的病情穩定下來。
這些年來，金毛嘗試擺脫露宿的生活，但綜緩加上房屋津貼，僅夠租住環境惡劣的板間房，每逢夏天便會被木蝨咬得受不了，因此不得不「再露宿」，再次回到隨時擔心財物、藥物被偷的緊張狀態，令病情反覆。即使入住中途宿舍，金毛也因為未能適應宿舍規矩而離開。露宿、入院、上樓、再露宿，對金毛來說是個難以逃脫的循環。慶幸的是，他就算是露宿，也有精神科社康護士定期跟進他的情況，但像金毛般的無家者只是少數，有更多人仍在求醫的門外掙扎著，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精神病。
無家者缺乏病識感 拒求醫
疫情後，由於餐飲業大受打擊，阿貓（化名）丟掉了洗碗的工作，開始在香港大學附近露宿。她留意到自己有嗜睡和暴食的狀況，便上網查看症狀，發現與焦慮症甚似。但她認為自己症狀輕微，只是有一點焦慮情緒，會很快改善，因此沒有立刻求醫，反而依靠網上建議調整生活：「馬上叫自己不要睡那麼多，少吃點東西，盡量不在這些病徵裡面就好了。」
多年前，阿貓因大小便失禁就醫，懷疑自己坐骨神經勞損。當時，醫生曾建議她到精神科就診。然而直到今天，她仍不覺得自己患有精神病，因此從未主動尋求任何幫助，阿貓認為：
「我也不想變成他們（接受過精神科治療的人）那樣⋯⋯見過這麼多人因精神病改變了整個生活，所以我也盡量控制着。」
一年前，社工在為阿貓介紹住處時，發現她有焦慮和過度儲物的傾向。這段時間，社工為她介紹了六個住處，卻都因被投訴雜物太多、房間有異味，而被迫遷出。其中一次，阿貓入住宿舍僅20天後被迫遷出，最後竟然搬岀六個紅白藍袋的物資。
社工費盡唇舌勸喻她看精神科，阿貓終在11個月後同意，預約了明年（2022年）5月首次見醫生。但她仍然認為自己沒有病，希望精神科醫生可以證明：「很多人覺得我有（精神病），我便打算做個正式的（檢查），如果沒有，即是我一路以來預防的方法是可行的。可能我太緊張而已，一點點焦慮正常人也有，很普遍的。」
看見無家者的需要 機構自發幫助
遇上不願意接受治療的個案，除非他會傷害自己或他人，否則醫護和社工也難以介入。連曉琳是聖雅各福群會露宿者綜合服務隊的駐隊精神科護士，她去年入職，是該隊裡首個全職的精神科醫護人員。
見過不少病人，她對一名50歲的女士尤其印象深刻，該名女士到服務中心尋求住宿援助時，表示自己有超能力，亦會不時對空氣說話。連曉琳懷疑她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入院診治。於是，她以治療皮膚問題和下肢腫脹為由，把女士送到急症室，期間轉介到精神科。但女士不願入院治療，團隊打算最後一著是申請強制入院。
連曉琳初時很擔心此舉會破壞和患者的關係，畢竟有露宿者會因強制送院而憎恨社工護士，甚至從此避而不見。因此，連曉琳在急症室內游說該名患者，鼓勵她借入院的機會好好休息，最終說服她自行簽紙入院，沒有失去患者的信任：「有一天她主動打電話來報告近況，亦有跟我們說一些煩惱，像是出院後該不該入住中途宿舍。」她亦願意繼續找團隊幫忙，讓連曉琳十分高興：
「很感恩，被他們認為我們是逆境中可以提供支持的同伴。」
判斷個案是否有精神病，並且有系統地跟進絕非易事。聖雅各的高級經理黎良好提到，服務隊成立初期旨在幫助無家者「上樓」、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後來發現患有精神病的無家者未有得到社區服務的照顧。礙於社工未曾接受相關醫療訓練，因而開始招募義務醫護人員出隊，每次五至十人不等。他指：「我們既沒有精神科醫生，也沒有精神科護士，只有社工。於是想到，既然有那麼多有心的醫護人員，不如招募義工吧。」
2017年聖雅各成立「醫護有心」，有系統地做義工服務。自此，義工隊在機構職員的帶領下每月出隊一次，工作包括為無家者洗傷口、由精神科醫護為無家者作精神評估，亦有臨床心理學家輔導無家者。
但義工隊的工作模式始終較零散，難以定期且深入地跟進個案，人手亦不固定。在多年的爭取下，社署終在2020年資助包括聖雅各在內的三隊外展隊，各增添了一名精神科護士，連曉琳便是因此加入服務隊。
無家者易失支援網路 倡醫社合作
即使服務隊有了精神科護士，能夠更準確地辨識個案的病徵，判斷是否需要送院，但要為露宿者提供適切的治療，單靠精神科護士仍有不足之處。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幹事吳衞東表示，他認為不少懷疑精神病的無家者病識感低、意向不定：
「今天他說願意看醫生，可能排到期時又不願去。」
他希望政府參考外國的露宿者外展隊，撥款予外展服務隊，增聘精神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以便長期觀察、進行診斷露宿者的精神狀況。
他又憶述，過往有不少精神病露宿者出院時，院方不會聯絡一直跟進他們的社工或機構，使露宿者出院後無家可歸，很大機會再露宿街頭，本來經已好轉的病情又再因露宿而惡化。社工不知道他們的去向，難以聯絡他們，必須靠他們主動求助，若個案不夠主動，很容易失去支援網絡。
因此，他建議政府建立一套醫院和社工之間的通訊機制，為精神病露宿者準備出院住宿配套，包括在出院時聯絡社工，確保患者有宿舍或租住的地方才讓他們出院，避免他們再露宿、失去聯絡，可提高治療成效。醫社若能跨專業合作，在藥物治療、經濟、情感支援上，都能有系統地幫助康復中的露宿者，可讓患上精神病的露宿者有重新投入社會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