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政治的羈絆，牽動着一地的文化和色彩。《大公報》早前連日報道，指控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以公帑「資助黑暴電影」、「為暴徒張目」，又點名批評多個藝發局大會委員、審批員、藝團和藝術家，在審批資助時優待「黃絲」、鼓吹「黑暴」、涉嫌違反國安法等等。報道也點名批評受資助的影意志、同流劇團等藝術團體。
有藝發局局內委員預計政府會進一步插手，甚至會DQ民選委員；藝術創作人認為國安法紅線極不清晰，無從得知何謂犯法。當國安法的陰霾擴散至藝文界，創作者們要如何在模糊的禁區中遊走？若藝術創作再容不下政治色彩，藝文界要如何自處？
記者｜何善謙 鄺浩然 編輯｜吳芷榕 攝影｜何善謙 鄺浩然
藝發局成立於1995年，負責藝術行政、推廣及發展工作，由政府撥款營運，向藝術團體批出撥款。以去年7月至今年6月為例，該局向多個藝術團體批出年度資助共約5千8百萬。
擁有藝發局最高決策權的是大會，委員總數27人，其中10名委員由藝術界約6800名選民投票選出，14人由行政長官直接任命，以及3名政府部門首長或其代表；大會亦會任命各個負責審批撥款的藝術界別審批員。該局早前回應外界對其資助制度的質疑，指獲資助團體的活動並不反映該局意見，而獲資助者在享有藝術表達自由的同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例。
藝發局評審過程公正 無政治考慮
《大公報》批評，由業界推選藝發局委員的做法是「小圈子」，更質疑藝發局的審批準則，及對多個劇團的撥款。藝發局大會委員、戲劇組主席李俊亮反問：「（《大公報》）有甚麼證據說是胡亂審批？」他指評審機制是以「同儕評核」為基礎，只由在相關專業有一定經驗和公信力的專家審批，每個項目有五至七名審批人員。此機制沿用多年，既不會集中某一部分人做評審，又不會存在外行人審批內行人的問題：「 外人根本不會明白我們的專業，所以根本不可能（交由行外人士審批）。行內同儕互相審批認受性更高。」
至於評審準則方面，《大公報》在文內指責藝發局以政治取向胡亂審批撥款，資助製作反政府項目的「黑暴」藝團，被指為「煽惑抗爭」的劇目作品包括，天邊外劇場的《盧亭》，以及同流劇團的《巴黎公社的日子》。李俊亮不認同《大公報》的指控，強調審批時不存在任何政治考慮，向來都是從藝術角度出發，考慮計畫目標、內容、執行細節、如何運用金錢、可行性等等，審批人員不會討論計畫的政治背景，因為所有藝術都會牽涉政治元素。就算是音樂、或是芭蕾舞表演，也能牽涉政治元素在內：「最後也是考慮項目如何執行，所以有沒有討論過甚麼政治背景？是沒有的。」
藝發局被親中媒體批評，未來會否還有自主性？李俊亮指，藝發局始終是公營機構，政府有絕對的控制權，甚至可改組藝發局，令藝發局角色相對被動。他憶述，以往政府即使有控制權，但在藝發局會議中，政府代表提出的意見都是「合情合理，不會夾硬來」。他指藝發局的制度行之有效，能將香港的藝術發揚光大，他只能希望政府繼續相信藝發局：「過往我覺得藝發局和政府部門感覺上是有信任的，希望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聰明不代表妥協」 藝文界要靈活應對打壓
資深藝評人約翰百德（John Batten）是藝發局的審批員之一，身兼藝術行政、藝術評論、電影及媒體藝術、文學藝術、視覺藝術五大界別的審批員。他指自己審批時只考慮項目的資助額是否恰當、對藝術有沒有貢獻，並無任何政治考慮。
對於《大公報》對藝發局的批評，他覺得該報攻擊的對象並非個別資助項目或藝發局本身，而是整個藝文界，甚至是整個香港。「對藝發局的攻擊只是眾多嘗試改變香港核心價值的手段之一，將香港一直以來西方化、自由的藝術形象變得更『中國化』。」他指出香港的選舉制度、教育、媒體都已逐步受到打壓與箝制，因此藝發局的評審機制未來或許也會被政府改變，他更預計藝文界將會出現倒退。
在種種打壓下，藝文界如何應對？百德一再強調，藝文界要變得「聰明」，不要正面對抗國安法，因為正面對抗毫無勝算，而是要靈活應對：「我們應該這樣說：『好的，這裡有一條紅線，但在紅線之下，我們仍有很大的表達自由。』」他指「聰明」不代表「妥協」，「妥協」是個負面的字眼，是被動地防禦，「聰明」則主動得多。
國安法條文不清 寧願有明確紅線
除了藝發局委員，多個受藝發局資助的電影及戲劇界團體也受抨擊，《理大圍城》的發行商影意志影院首當其衝，被《大公報》點名批評。由影意志發行的《理大圍城》是一部有關反修例運動時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的紀錄片。該片雖然得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檢處）發出的證明書，但仍被建制陣營、親中媒體多次批評為「美化黑暴」、違反國安法。《理大圍城》的上映處處碰壁，主流商業戲院拒絕上畫，原本答應上畫的高先電影院最終亦撤回決定。
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認為，國安法條文不清，創作者無所適從。以《理大圍城》被指違反國安法為例，崔笑言：「連李桂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都無辦法告訴你（哪一部分犯法）」。面對模糊不清的紅線，他認為任何自我審查都是不好的，但在現時政治氣氛下，也不能無視紅線的存在：「我的電影可以繼續講反送中，但我真的不敢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對藝術工作者來說，最好的情況當然是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崔允信表示，如今只知沒有完全的自由，卻無從得知僅餘的創作空間還有多大：
「我最怕別人提議打擦邊球，（國安法）沒有邊，我怎樣打擦邊球？」
崔指內地有較明確的紅線，可以打擦邊球，但在香港，他雖想自行試探紅線在哪裏，卻無從入手。他舉例，《理大圍城》的放映准核證仍然生效，即該片能合法上映，但仍被《大公報》指控違反國安法。「所以根本無法試探（紅線），難道要直接找警察、找國安部來審查每一套電影嗎？」既然已沒有完全自由，他寧願香港也有一條較清晰的紅線，列明不能觸碰的題材，讓業界知道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相對安全地創作。
自我審查失去獨立電影意義 不為生存妥協
影意志現時獲藝發局給予三年資助，資助期至2022年6月，每年能得到約七十萬撥款。崔允信表示，若不獲藝發局繼續資助，就只能依靠社區放映會和賣影碟等賺取微薄收入，影意志將難以繼續營運。不過他強調，並不擔心未來不獲資助。他認為影意志的存亡並非最重要，獨立電影的意義便是為觀眾帶來主流電影工業未能接納的作品，衝擊主流思想。如果為了得到撥款和生存空間，不斷妥協、自我審查，甚至犧牲獨立電影的理念，就算保住影意志亦沒有意義。
國安法如藝術品 任意詮釋
當代藝術家黃國才經常以藝術回應政治、社會，作為被《大公報》點名的其中一員，他被指「向外國介紹所謂的香港『革命』」，但實際上他只是獲邀到維也納TED Talk談「抗爭藝術與幽默」，是正常不過的藝術交流。
黃國才認為現在香港比內地更恐怖。他指內地的紅線很清晰，藝術家能避開不能說的敏感議題和不能展示的藝術品。反觀香港，他形容為「法律藝術化」，因為現時的法律就像藝術一樣，容許多元剖析，笑言：「國安法就是這樣，寫得不清晰，好像藝術品一般」，任由政府胡亂剖析，是一個陷阱。
黃國才認為，藝術的意義是揭示社會的盲點，國安法限制了創作空間，表面上令社會和諧，實際上是窒礙了人們思考。因有如此「藝術化」的法律，藝術家會有所顧忌， 令較直白、政治色彩較濃厚的藝術作品消失。
那麼藝術家還能怎樣揭示社會盲點？黃國才認為，應以暗喻和黑色幽默激發人們思維。他舉例，在「721事件」後扮演黑社會頭目在元朗街上遊走，這類大眾需要停下來細心思考才會明白的藝術，才是政治藝術的出路。對於模糊又無法躲避的紅線不，他雖然感到害怕，但仍會謹守崗位
「我的崗位就是一個藝術人，做我的藝術工作、講真話……繼續以藝術去呼應這個時代。」
以藝術思考自身並影響身邊人
同流劇團是被點名的戲劇界團體之一，其製作的《巴黎公社的日子》被《大公報》指煽動港人「起革命」、「反抗」。劇團的藝術總監鄧偉傑表示，該劇只是談論社會主義在法國萌芽，與現時政局沒有關係，而且該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作品一直能在內地上演。鄧偉傑強調，劇團並非以表演藝術去宣揚政治理念，而是希望透過作品令觀眾思辨：「（讓觀眾）思考自己在社會有何作用、如何自處。」他指這是劇團一直以來的理念，每年訂下來年劇目主題時也是從這角度出發，因此不會刻意觸犯國安法，也不會為了不碰紅線而自我審查。
鄧偉傑堅信「自己的思想沒有人能夠箝制」，未來他會繼續尋找生存空間，不擔心會被繼續攻擊：「如果擔心就不會繼續做藝術」。他認為與其大聲疾呼說自己被箝制、被壓榨，倒不如靜靜做好自己，透過藝術影響身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