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被日軍攻佔的香港重光，警隊亦重新整頓。現已退休、在50年代加入警隊的葉愷形容當時警隊尚未成形，很多規則形同虛設，內部充斥貪污腐敗的風氣，只要有錢就好辦事。
已屆88歲的葉愷是《特立獨行錄：警察生涯四十年》的作者，兩年前將自己在警隊的經歷收錄成書，細說當年警察故事。在警隊的40年間，葉愷先後駐守多間警署，亦曾任職初級法庭的主控官，以及隸屬英國軍情五處的港英政治部。回望過往的警察生涯，葉愷嚐過警權無限大的滋味，利用過職權貪污、應對過暴動，更差點打犯成癮。面對現時的警民衝突，退休前曾擔任警校教官的葉愷認為，現時警察行為難以服眾。
記者│梁穎欣 李樂宜 編輯│邵穎琪 攝影│邵穎琪
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逃來香港的難民以每月十萬計的速度增長，包括當年17歲在廣州當小販的葉愷。只有小學三年級學歷的他隨母親到港後，曾在跑馬地一間水果店送牛奶麵包，從凌晨5時工作到晚上8時，晚上睡在店內滿佈臭蟲的板床上，月薪只有15元。葉愷有感繼續送外賣沒有出息，便決定轉行，在1950年投考警察，他笑言：
「當年最低級的警察都有下欄(小費)收。」
本來警察學歷要求是小學畢業，但戰後規矩寬鬆，他亦獲取錄。
警隊貪腐嚴重 收取過路錢
葉愷離開警察學堂兩個多月後，被派駐沙頭角一帶。當時韓戰爆發，美國援助南韓，令北韓節節敗退，同是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國則支援北韓。美國對華實施禁運，香港也受波及，被施以嚴厲的貿易管制。失去中西方轉口港生計的香港，成為走私要地，南生圍、沙頭角一帶更走私氾濫。每逢夜晚潮汐漲退，一艘艘載有軍火、車胎、西藥等物資的小艇就順著流水飄往大陸。
葉愷還記得警方會在主要幹道上設置路障，截停經過的貨車。願意賄賂的司機會向警察示意，「做了手勢，我們指向他，他點一點頭。我們就會說可以走，放過他那架車。那個年代，一車是500港元。」葉愷將收到的賄款一半上繳給上級，剩下的就平均分給各個警員，每人分到約300元，相等於他月薪的三至四倍。
在50至70年代間，警隊貪腐風氣盛行，若商販不交保護費，有事到警局時，就會被警察諸多留難。當時每間警局都會聘請「後生」，負責為警察清洗制服和擦皮鞋等，同時協助警察向商販收取保護費。他們會把錢收藏在洗好的制服內，再放入各警員的衣櫃中。葉愷後來成功投考督察，以見習督察身份等待正式上任期間，曾收到一封信件，告知他正被調查有否涉及貪污。他擔心會失去工作和入獄，便主動向警署警長示好，與上司混熟，及後調查就不了了之。葉愷坦言當時檢舉貪污部由警隊高層組成，「自己查自己」，形同虛設。當時執法者和監察者同流合污，警權幾乎沒有限制。直到獨立於警隊的廉政公署在1974年成立，貪污問題才見改善。
葉愷自言並不想貪污，一再強調當時是不得不貪，不然會被調走或冠以莫須有的罪名。為了令自己心裡好過點，他有時會向低下階層伸出援手。他憶述1953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想徵收黃大仙一塊土地興建臨時房屋給難民棲身，附近有位婆婆擺檔賣花，但檔口衛生情況欠佳，警署署長隨即嫌棄地表示不想再見到這攤檔，要求葉愷處理。既要完成上司命令，又不忍清拆攤檔令婆婆痛哭叫屈，他便在早上踢爛婆婆攤檔，私下叫另一位警長買兩把黃色太陽傘，再找來新木材砌好攤檔，令婆婆的攤檔煥然一新，得以繼續營業，建造費用則由他一人承包。
加入政治部 一度打犯成癮
葉愷的警察生涯中最為特別而神祕的部分便是在政治部工作。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回歸前，中英之間打起情報戰，其中離不開一個神秘的機構：港英政治部。政治部在1934年成立，名義上隸屬於香港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並在1946年被納入香港警隊架構中，但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MI5)，主要負責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務，並且嚴密防範和偵察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台灣的國民黨在香港進行的間諜活動。1952年，葉愷在九龍城的掃毒表現突出，被調往政治部工作6年。期間他不可對外公開政治部身分，甚至被要求不要干預一般案件，即使看見街頭打劫也不能干預，避免身分曝光。
政治部分為多個組別，包括文化組和勞工組等，組內又細分調查組以及行動組。葉愷屬於文化組，負責調查全港書店、電影、左派學校、舞台等有否與中共交流秘密情報。他對工作相當滿意，因為可以自由進出左派書店，閱讀不同書籍，增值自己。除了審查書籍報刊，葉愷也會將政府撥下的部分津貼用作收買線人，包括左派學校的教師，查探學校的教學方法以及內容是否有吹捧中共的成分。
除了巡查工作，葉愷憶述當年警察會在山上以鐵絲網圈起一個範圍，用作囚禁政治犯，他亦曾入內工作。只要警官一點頭，他和另一個警員就會上前，對犯人拳打腳踢，「打到他招認為止」。他想起當初一開始打人，會有些退卻、害怕，但慢慢開始習慣和麻木，一星期多後覺得自己「打到有點上癮」，擔心難以抽離便申請調離崗位。看到最近反修例運動的衝突場面，葉愷開玩笑道：
「以前我們打犯人是用麻布袋罩著疑犯的臉，現在的警察是罩著自己的臉打示威者，免得被人認出。」
指警方執勤沒編號荒謬
香港近半年來，反修例示威不斷，葉愷感慨良多。他亦曾處理石硤尾暴亂和六七暴動，指當時的裝備遠不及現在精良，只有藤牌、手槍、警棍和對講機，甚至水樽也不用帶，要水時向路邊市民求助即可。子彈種類較現在少得多，更遑論水炮車等裝置。木彈已是葉愷記憶中殺傷力較大的子彈，他至今仍深刻記得一張傷者腦袋插著木彈的照片。
六七暴動期間，任職督察的葉愷負責指揮一個小暴動隊，駐守港督府一帶。示威者以言語謾罵，又向警察大吐口水，不過葉愷指上級若未有命令，他們都不會輕舉妄動，直至得到指令便會衝前毆打和拘捕示威者。他強調警隊強調服從，當時鮮少有警察失控，但如果少數不服從命令，一般上司也只會口頭警告作罷。
葉愷認為現在的警察不應再像以前毆打犯人：「市民進步了，知道自己的權利，而且有手機拍著。」他形容警察在鏡頭下施暴是愚蠢的行為。退休31年，閒來以書法為樂，示威期間偶爾會看警方召開的記者會。他形容大部份內容都是「垃圾」，覺得最荒謬的一次是記者問及懷疑打人的警察的編號，警方解釋制服沒有位置放編號，葉愷道：
「一整套制服竟然不能容納那麼小的位置？簡直是笑話，以前我們全部都有編號。」
他認為不展示編號會令市民反感，編號應用作識別，市民若希望投訴亦需先知道身份，笑言:「被人打卻不知哪個出手，當然不服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