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為這件事追究責任，要求平反，而香港可以。」1990年6月4日，支聯會第一次舉辦燭光晚會，主題為「平反八九民運」。第一屆常委陶君行在維園看著15萬名市民點亮燭光，悼念六四鎮壓中的死傷者。自此，支聯會每年都舉辦燭光晚會，用一片燭光海傳承八九民運的記憶。
歷經32年，2021年9月25日，支聯會宣布解散，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亦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維園的燭光因而成為歷史。三十多年來的承傳，記憶不減，有年輕成員本沒有親歷六四，他們如何將信念傳承下去？
記者｜黃心聯 編輯｜趙泓達 攝影｜趙泓達
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1989年5月21日的百萬人大遊行後，隨即在跑馬地宣布成立，創辦人是司徒華。其後32年，支聯會無間斷舉辦愛國民主的活動，其中每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晚會更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悼念活動，高峰時逾10萬人參與。
大學生親歷六四 堅持源於責任
1989年，當年23歲的陶君行代表學聯，當選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一做便做了20屆。他憶述八九民運初期、支聯會尚未成立時，支援內地活動由學界主導，當時就讀大學三年級的他正擔任學聯秘書長，在4月已親自到北京聲援天安門學生，亦在香港發起過多場遊行、集會和絕食行動。
但市民的情緒漸漸高漲，在5月的遊行破記錄有8000人參與後，他發現單憑學聯根本不足應付：「這個活動不應該只是學生運動，應該是全香港市民都有份參與。」支聯會其後成立，負責發起150萬人大遊行等活動，成為支援中國民運的主要角色。成立之初，支聯會有216個民間團體會員，包括多個行業工會、議員辦事處和社區中心。
陶君行指成為支聯會常委是源於一份責任，八九六四當晚，他在香港的學聯辦公室看電視直播鎮壓，感到十分失落：「比反送中更悽慘，反送中起碼看不見坦克，看不見解放軍，看不見血流成河」。八九民運開始後，他曾到北京運送帳幕予在天安門留守的學生。回香港後，天安門卻發生鎮壓事件，他認為學生當初若果撤離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當權者便沒有機會鎮壓，自己等同送了他們一程，因此要負上責任：
「當時是你慫恿別人一起做，結果他們付出了一切，我們卻全身而退。」
支聯會在成立首年便舉辦了39個活動，包括大大小小的遊行、集會和展覽。例如由1990年開始舉辦的「愛心寄秦城」，支聯會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寄聖誕卡到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獄中的民運人士。陶君行憶述在兩至三小時內，街站已收集近千個簽名。他指當時只是隨便跟著報章的入獄名單填寫收件人，從不相信在囚民運人士會收到。但後來有釋囚跟他重提此事，他才驚覺原來聖誕卡真的能送達到他們手上。
作為會內的年輕一代，陶君行亦倡議反新聞封鎖運動，按香港出售的大陸地址簿，將中國民運的新聞大量郵寄到內地：「例如拘捕王丹，於是我們便把香港的新聞剪下，寄回大陸，也可能有些評論文章批評中國我們也會寄回去，頗有趣的。」
對於支聯會解散，陶君行慨嘆道：
「支聯會已是香港最後一根稻草，你一拔了便很不利，連說明是『愛國』都要清盤。」
但即使以後無法在維園點燃燭光，他認為人們會換個方式悼念六四，這些記憶不會消失。
燭光長燃 造就下一代政治啟蒙
「在台上看六四燭光，真的很震撼，當時我還是中學生。」2005年的六四晚會上，18歲的周澄以支聯會青年組（支青）的身份在台上傳遞火炬。八九民運時，周澄只有不足三歲，因為父母當年有參與聲援活動，沒有親歷六四的她從父母口中得知事件，並開始關注。
支聯會於2001年宣布成立支青組，招募15至25歲的青年，呼應「薪火相傳」口號。於是，周澄為了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便主動報名參加首屆支青組，成為組內年紀最小的成員。她認為支青組是一個啟蒙，讓她有機會接觸社運，例如民陣舉辦的七一遊行：
「啟蒙在於你有個身份去參與，有渠道認識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組織。」
周澄曾在支青組擔任教育及出版幹事，除了在六四晚會前後舉辦講座，亦會到學校舉辦工作坊。另外，周澄亦協助設計通識科單元「現代中國」的教材套，她以中國申辦奧運為例，講述政府逼遷居民、運動員退役後福利差等問題，讓學生反思中國另一面，她指：「我們當時做的事，想令更多人認識中國的人權、民生，我們覺得經濟起飛，不能合理化打壓人權的行為。」作為沒有親歷六四的第一代人，周澄不認為自己在做甚麼偉大的傳承任務，只希望能深耕細作，在學生心中播下種子。
本土思潮興起 支聯會路線受衝擊
2013年六四晚會的主題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本土派不滿，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亦批評口號愚蠢。雨傘運動後，本土思潮與支聯會衝突漸升溫，有院校對「建設民主中國」綱領有保留，學聯甚至缺席維園六四晚會。2016年六四集會上，更有本土派成員企圖上台搶咪。
當時21歲的鄧卓儒是支青組的一員，亦同時擔任大學學生組織幹事。有本土派同學知道他支青組的身份，會故意挑戰他：「到現在還是應該實行五大綱領？是否不合時宜？」但鄧卓儒反駁，五大綱領正實踐中，支聯會幫助國內維權人士，可以令他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內地人在雨傘（運動）時，甚至是反送中（運動）時，他們真的因為支聯會的行動而反過來支持我們，令他們覺醒了。」
他認為年輕人覺得支聯會「行禮如儀」是因為措辭、文宣守舊，而且和當時的本土議題脫節，但支聯會又不希望因關注本土民運而忽略了中國。作為支青組一員，他希望建立支聯會和年輕人的橋樑。他曾舉辦讀書會，與參加者閱讀本土著作，甚至曾計劃拍攝電影，串連雨傘運動和八九民運，希望告訴大眾，支聯會不是「大中華膠」，鄧卓儒指：「我們想做的是年輕化所有事情，就好像學民思潮、本民前（本土民主前線）般，令整件事都更容易入腦。」雖然活動令部分年輕人對支聯會改觀，但他坦言成效不大，因為當時有其他新興的政治組織，吸引他們加入，而非走「溫和愛國路線」的支聯會。
鄧卓儒亦感覺到，支聯會的常委因為民主運動經驗豐富，往往會用家長的態度與年輕人溝通：
「他們維持一貫的做法就是在制度內抗爭，但年輕人覺得制度已經不可靠，你還在制度內抗爭是沒有用的。這就像家長一樣，覺得你在社會內生存，你一定要聽他（支聯會）說。」
因此，鄧卓儒每次向支聯會提及希望組織能像學民思潮一樣年輕化，但礙於支青組是附屬組織，在會內沒有太多話語權，最後都不太順利。
義工無償幫助 支聯會以義聚眾
自加入後，鄧卓儒一直協助支聯會舉辦活動，他認為支聯會義工之間的連結很強大，如同戰友：「我們本身不是建基於工作上的關係，而是因為要籌備民運、社運而連結一起的一班人。」每年他都見到很多義工為支聯會無償付出，有為六四晚會搭棚的，有專門駕駛貨車的，他現在回想：
「香港人如此貪錢、功利，到底（支聯會）如何維持二、三十年到現在才倒下呢？就是為了正義去做一件事。很簡單，就是以義聚眾。」
鄧卓儒在六四鎮壓發生五年後才出生。他對六四的印象源自小時候家人播放教協製作的影片《「六四」是怎樣一回事》，以及通識科老師講解歷史。對他而言，支聯會就像資料庫，有很多民眾捐贈的珍藏：
「死者的遺物、那時候抗爭的物品，全部在六四紀念館看到。你沒法完全知道，但你會想像到當時的浩瀚。」
倉庫中亦有數萬卷六四屠城新聞的錄影帶，他指當時錄影帶並不常見，但仍有過萬市民願意錄下長達兩小時的片段。支聯會解散後，市民不能再到六四紀念館親睹文物。他雖然感到可惜，但仍相信民間會用自己的方式，認識及傳承這段歷史。
支聯會終不敵解散命運 深信人民不會忘記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自1989年起，以學聯等不同組織名義在支聯會擔任成員，2004年開始成為常委。他承認支聯會一直以來難免是中央政府的眼中釘，成立後兩個月便被官媒定性為顛覆組織，但他一直沒有感受到直接壓力。即使在近年，他認為支聯會比起本土派組織，仍然處於較保守的位置。但無奈政治環境轉變，支聯會在國安法下亦難以生存：「他們已確立了一個制度，就不只是清理2019的事，不斷追溯舊有的，也會一併處理，最後希望完全清場。」雖見證支聯會由成立至解散，蔡耀昌亦慶幸六四這段歷史沒有被遺忘：
「過去三十年，我們做不到的事當然很多，但做到的是令這段歷史不被忘記。」
支聯會解散後，六四燭光熄滅，蔡耀昌承認這是最困難的時候，但不會失去希望：「我覺得香港人、甚至新一代都知道六四，香港現在雖然在自由、人權等方面變差了，但與內地的情況仍然有差距。若你叫香港人突然忘記六四，其實是不會的。」他相信六四事件早已植根民眾心中，如今即使沒有「大台」，香港人也懂得如何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