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執相機,默默筆耕,為報道新聞更踏遍全香港。Yuli Riswati來自印尼東爪哇省任抺。她遠走他鄉,在香港任職家庭傭工12年。在工餘時間,她在反修例示威現場記錄真相;她亦時而化身為作家Arista Devi,將所見所聞娓娓道來。2019年,她疑因報道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新聞而遭打壓,被入境處羈留28天,最後被遞解出境。這段經歷令她患上抑鬱症,然而披著標誌性的紫色頭巾的Yuli說,自己就像紫色,由紅和藍摻和其中:紅色代表著她的憤世嫉俗,而藍色則象徵自己的夢想。
記者 | 施嘉怡 編輯 | 張曉澄 攝影 | 施嘉怡 張曉澄
現年39歲的Yuli自言童年的她是寂寞而不被理解的。無父無母的她由外婆一手拉拔長大;由於家境清貧,Yuli自小要幫外婆耕田。小學畢業後,外婆不再供養Yuli上學,因為外婆覺得女人只會成爲妻子和母親,根本不需要讀書。看著同一屋簷下的表哥表姐都能夠上學,Yuli非常羡慕,常常趁著他們不在家時,偷偷翻閲他們的書本。縱然被剝奪學習機會的Yuli非常痛苦:「覺得全世界都(對我)不公平,為什麼我做小孩這麼辛苦?」,惟寄人籬下的她不敢任性的哭鬧,只能在夜闌人靜時偷偷飲泣,然後第二天醒來擦乾淚痕,繼續耕田。
2001年,年僅19歲的Yuli在外婆安排下,與素未謀面的陌生男子結婚。婚後,爲了令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她決定離開家鄉打工,可是丈夫爲了留住她而要求她必須生下一個小孩。Yuli別無他法,只能在結婚兩年後生下兒子,再到香港做外傭。
即使事隔多年,Yuli每每回想起當年的點點滴滴都會覺得心痛非常,更質問上天:
「為什麽只有我沒有父母?為什麽只有我不能上學?為什麽我不能為自己的人生作選擇?」
離鄉別井來港打拼 圖書館裡尋學問
2007年,Yuli剛剛來到香港。人生路不熟,不諳中英文的她,在這片異鄉無依無靠,幾乎每晚以淚洗面。當時25歲的她爲了肩負家庭重擔,不得不離開四歲的兒子。作爲母親,無法親身照顧兒子,卻必須照顧僱主的子女,這種矛盾與骨肉分離的切膚之痛,令Yuli反覆自責不能成爲一個好母親,只能慨嘆:「我失去太多(與孩子相處)的時間」。
語言不通加上文化差異,Yuli經常被僱主責備。這種「有口不能言」的情況常常發生;再加上Yuli不熟悉香港法律,對自己的權益一無所知,被僱主剝削至沒有法定假期及最低工資,卻申訴無門。對兒子的思念加上生活逼人,漸漸將她壓垮。當Yuli憶述當時的情況時,臉上漸漸失去笑容:「看不了前路,卻又無路可退。那時候,我的世界漆黑一片。」
在無人可以傾訴下,孤獨的Yuli唯有做自己的聆聽者,以寫作宣泄心中的鬱悶。她希望透過寫作「自救」,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不再做被家人與傳統思想所捆綁的扯線木偶。
爲了迅速融入香港的生活,Yuli自覺必須學好中文和英文,每逢空閑就到公共圖書館閲讀。毫無根基、目不識丁的她最初完全不能理解英文書籍中的詞彙,於是,她買了一部電子辭典。每次閲讀,都會將書上逐個英文字翻譯為印尼文,讀一頁紙都要往往花上一整天,可她仍然樂此不疲,嘗試彌補以往未能讀書的遺憾,更笑言「現在讀書好像『報仇』。」慢慢地,她開始涉獵不同種類的書籍,中、英文會話亦開始變得流利,人也變得自信。從前不敢有夢想的她,開始萌生以文字幫助別人的想法。
從外傭到記者 找到自己的使命
因為被剝削的經歷,令她深深感受到外傭隻身在外的無助。於是,她希望成爲一名記者,將有關印尼傭工的報道公諸於世,助外傭爭取應有權益。自此,她開始投稿至各新聞媒體,更參加不同的寫作比賽。在2018年更以《那個傷口依然在我體內》一文,細寫移民工在逆境中的矛盾,奪得台灣的移民工文學獎。在2012年至2019年間,Yuli先後加入兩間在港規模最大的印尼媒體,並開始她的採訪生涯。
這個轉變絕不簡單,只有小學學歷的Yuli發奮圖強。她每天花更多時間閲讀,尤其鍾愛歷史與文化書籍,屋裏更擺滿各類型的書籍。爲了練習文筆,Yuli每天花三小時寫作,無論是走在路上、買餸途中或是廁所裏,她都會從忙碌的生活擠出時間以印尼文撰文。在無數個晚上,由於僱主不讓她開燈,因此她唯有在被窩中拿起電筒偷偷看書。爲了在採訪時拍攝到更好的照片,她更報讀攝影課程,並用比賽獲得的獎金以及自己一年的儲蓄買了一台屬於自己的相機。 每逢假期,Yuli都會外出採訪拍攝,並且撰寫五篇有關印尼人在港生活的報道。能夠採訪,她覺得生命變得有價值,更覺得這是自己的使命:
投身反修例運動 為真相四處奔波
Yuli對持平和真實新聞的堅持,促使她決定自立門戶,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建構她心目中的理想媒體——Migran Pos,提供真實中立報道予印尼人。
2019年三月,新聞網站Migran Pos正式創立。Yuli作為創辦人,兼任無償總編輯、記者及攝影工作,甚至翻譯中、英文新聞成印尼文,讓世界各地的印尼人能了解香港的情況。網站更包含了台灣、馬來西亞等其他亞洲地區的消息。Yuli解釋:
「哪個地方有印尼傭工,我們就會報道那裏的新聞。」
同年六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因為缺乏印尼媒體的報道,不少的印傭對運動一知半解。於是,她決定親自到示威現場採訪及直播,堅持提供真實和多面向的資訊給同鄉。由於走近前線和報道客觀,Migran Pos深受歡迎,最高直播觀看人數更曾達到兩萬人。自此,她備受香港人關注,更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簽證過期被羈留疑遭政治打壓
2019年9月,Yuli因工作簽證逾期,被入境處上門拘捕。兩個月後,法院以「不提證供起訴」撤銷對她「過期居留」的控罪,入境處卻在同日以「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拘押Yuli。雖然她的護照與僱傭合約仍然生效,而且僱主多番澄清並表明會繼續聘用她,但Yuli最終仍被羈留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
人權律師文浩正表示,入境處扣押Yuli的理由牽強,情況並不尋常。文浩正指,外傭工作簽證逾期的慣常做法是罰款,但Yuli卻被遣返:「很難避免外界對這次的拘捕是和她作為公民記者的身分有關作聯想。」
被羈留日子,Yuli感到非常委屈與生氣,導致不能睡覺、不能飲食,最後身體吃不消,不停嘔吐。可是即使生病,Yuli卻得不到適切的治療,只獲派一顆藥丸,惟入境處並沒有解釋藥效。最令Yuli崩潰的是,她身爲穆斯林卻被男醫生要求脫衣檢查身體,令她被迫違背信仰,更形容感覺猶如「被强姦」。這段時間,她遭受不人道待遇,身心受重創,她的世界頓時變得黑暗無光,更不停反問自己:「我沒有做錯事,沒有做不好的事,爲什麽我要經歷這麽多痛苦?」最終,被羈留的28天後,Yuli簽署遣返聲明,隨即被遣返印尼。
Yuli被羈留一事更觸發一群關注事件的人為她聲援,及後成立「CIC關注組」。CIC關注組成員Anna指Yuli的經歷顯示入境處「權力無限大」,稱Yuli當時沒有離開香港的意願,而是在入境處職員的施壓下,「被迫『自願』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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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印尼以文療傷 被兒子視為榜樣
在被遣返印尼的航機上,看著窗外的香港距離自己愈來愈遠,Yuli百感交集,一方面她終於獲得自由,另一方面卻失去在香港的朋友和工作。經歷這次風波,Yuli被許多人抨擊,有朋友甚至認為她很「危險」,甚至疏遠她:「有好多難聽的說話,說做人不要『搞搞震』、做工人都只是做工人,講到我好像做錯了很大的事情。」面對別人的指指點點,她可以不理會,因爲她最在乎的只是兒子對她的看法。
從前在香港工作時,年幼的兒子並不明白Yuli的掙扎,常常誤會Yuli不愛他。幸好,兒子漸漸長大,開始明白母親的想法,現年17歲的他在得知母親的經歷後,經常表示以她為榮,更指Yuli是他的目標,與Yuli的關係亦像朋友般親密。「他(Yuli兒子)告訴我說,知道媽媽叻,所以我也要叻。」每當談起兒子,Yuli都會展露欣慰的笑容,更自豪的表示:「他讀書好叻,考第一。」
在CIC的經歷卻對Yuli造成難以磨滅的傷害,令她患上抑鬱症和創傷後遺症。這些經歷成爲Yuli每夜輾轉反側的夢魘,病情嚴重時,她曾整整三天失眠。在情緒難以排解時,創作仍是她主要的療傷方法。回到印尼後,Yuli以被羈留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時被編配的編號《1672》爲題,訴說自己的經歷及感受。Yuli在書中寫到:
「言論自由在世界上被稱為人權。但這種自由並不平等,掌握權力的人使盡全力消弭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像我這種邊緣人的意見。」
《1672》其後獲得台灣移工文學獎的優異獎,更被翻譯成中、英文。她解釋參加比賽並不是因爲想贏,而是希望更多人了解事件背後的故事。
繼續追夢 冀以生命影響生命
在印尼,做一個有獨立思想的記者意味著成爲眾矢之的,但Yuli毫不畏懼,堅持報道真相。今年二月,印尼政府向國會提交《綜合法案》後,激發民眾大規模反對通過法案的示威活動。即使在家人和朋友多次的勸告下,Yuli仍堅持外出採訪,更表示:「這個使命既然賦予了我人生的價值,我怎麽能輕易放棄?」
成為記者賦予了Yuli人生價值,但伴隨的傷痛卻不時隱隱作痛。面對纍纍傷痕,Yuli從來沒有後悔,甚至可坦然將傷疤展露人前。今年國際婦女節,她被邀請到德國,以自己的經歷鼓勵女性自強獨立,她堅定地說:
「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命運。我從來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假如因為做記者而要遭受這些經歷,我唯有接受。」
現時,Yuli居住在雅加達一個非牟利組織的宿舍內。除了繼續義務擔任Migran Pos的總編輯和在個人情緒輔導專頁Independen Konseling BMI提供網上諮詢外,為考入大學,她重拾課本,為來年印尼公開試作準備。她提到未來想繼續在非牟利組織工作,或是成為一個旅遊記者,紀錄各個地方承載的故事。 Yuli的一生,有著各樣的色彩。在想像未來時,她面帶微笑的形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