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層加「碼」　內地健康碼侵私隱

「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沒有健康碼的北京居民楊勇（化名）慨嘆。楊勇疫情前幾乎天天外出工作，但由於一直沒有申請健康碼，近半年來，他寧可窩在家中，每天在電腦上辦公和娛樂，三餐依賴外送食材，過著平均每月只出門兩次的生活。

二月初起，內地各省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推出健康碼政策，規定市民出入公共場所時，包括商場、地鐵站、辦公室等，都必須提供綠色健康碼，證明自己「健康」。無可否認，健康碼有助追蹤確診個案，令不少人安心；但另一邊廂，健康碼為出行添上不少麻煩，更有市民擔心會被侵犯私隱。

記者｜林踔賢　編輯｜盧文樂　攝影｜林踔賢　盧文樂

北京政府在三月上旬推出「北京健康寶」，但基於私隱考慮，30歲的自由工作者楊勇至今仍沒有申請，一直以來都盡可能不踏出家門，日常生活所需都靠快遞解決。若果必須外出，他會選擇駕車，以避開任何要出示健康碼的場所。他承認，沒有健康碼對他的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在內地生活，早已不能避開各種追蹤程式。楊勇認為，政府可從微信、支付寶等需經實名認證的程式中，精準地掌握每個人的行蹤。他一直對它們的安全程度有所顧忌，習慣關掉定位系統。他更不願因為健康碼，再向平台提供額外的個人資訊。而他抗拒健康碼最主要的原因，是該程式必須通過人臉識別，他不清楚政府收集人臉特徵的目的：

「人最恐怖的事情不是已知的東西，永遠是未知的。」

對他而言，人的臉龐與電話不同，前者不可能輕易更改，因此不能隨便提供予第三方機構。他亦不明白為何健康碼必須通過人臉識別，認為即使撇除功能，也不會影響運作。

外出經重重關卡　心情如「做賊」

六月初，北京疫情曾一度放緩，政府繼而將「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由二級下調至三級，並放寬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進入小區前的探測體溫要求。眼見政府措施開始鬆懈，楊勇在六月中便約同數名好友，一同驅車前往北京近郊的寓所聚會。

可是，在短短數日的休假期間，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爆發新一波疫情，政府又隨即上調應急響應至二級。回程時，楊勇十分緊張，因北京道路長年設有不少檢查站，工作人員會檢查車上人員的身分證、車廂和車尾箱，他擔心在防控等級上升後，政府會推出新措施，加派防疫人員檢查往來人士的健康碼，或甚是強迫他即場登記健康碼。即使檢查站職員最後只檢查了車上人員的身分證，楊勇仍然心有餘悸，感覺自己就如偷渡客：

「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

維權律師斥欠私隱　「未有異常」非易事

維權律師包龍軍長居北京，疫情前常因公務到處奔波，連續一周不在家是平常事。健康碼推出後，他儘管擔心程式會蒐集個人信息，但因為有時不得不外出辦事，所以健康碼是非裝不可。他已經盡量減少出行次數，即使要外出購物，都會捨棄便利的大型商場，選擇到小型超市或市場等毋須使用健康碼的地方。

他認為，微信已能做到實時追蹤，而且國內各種各樣的監控無所不在，但健康碼清晰列出用戶途經的地點，使監控變得更加嚴密，更加可怕。包並不喜歡被人實時監控，而作為身分敏感人士，他認為健康碼不只針對他們，更將監控範圍擴展至所有普通市民：

「像我們這些在這國家已經沒有任何隱私的人，倒不是怕這個東西，就是我討厭這種做法，這種未經我同意，強行加給我的一種霸凌。」

除了面對實時監控，包龍軍在使用健康碼時亦常遇困難，其中一次發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九月初，他要到成都出差，但卻一直滯留在機場外，未能成功通行。他憶述每次進入首都機場前，必須在「防疫健康信息碼」申報過去14日的行蹤，結果要顯示「未有異常」才能通行。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因為程式後台記錄每日行蹤，所以登記人士必須準確申報所有到訪過的縣級市，一個都不能少。由於他剛從內蒙古回京，回程時乘搭的火車沿途經過不少城市，他不肯定是否因系統誤會他曾到訪多地，才使他屢試屢敗，但當時又申訴無門，使他非常著急。

擾攘半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見他實在沒辦法，才叫他以紙筆登記個人資料，方能進入機場，耽誤了不少時間。他又提到，每次到高鐵站和機場等場所，門外總有不少人埋頭在手機上輸入資料，和排隊等候掃碼。為免阻礙行程，他都會比以往提早半小時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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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地級市各設碼　碼上加碼非互認

港人陳瑩（化名）任職中國組記者三年多，在八月，上司安排她到浙江工作。她本以為持著浙江健康碼便能在省內通行，豈料當她打算進入當地一個商場採訪時，卻首次遇到職員要求她額外登記由商場自行創立的健康碼，作雙重認證。除了憂慮要提交個人資料給未知的第三方外，陳瑩亦發現當中的審批過程極不透明。她觀察到身旁的內地市民只用了數分鐘，便成功註冊，進入商場；但她在現場等了近一小時也未能辦妥，甚至在完成當地三天的採訪工作後，依然未通過審批，最終只好放棄到該處採訪。當時，她曾嘗試詢問商場職員未通過審批的原因，但他們也未能解釋，只叫她耐心等候，令她懷疑某些健康碼對港澳台人士審批較嚴格，令人無所適從。陳對未能進行預期的採訪表示可惜，因為缺少了一個如實反映當地情況的機會。

來自吉林省、現正在港就讀碩士課程的曹同學亦有類似經歷。六月底，他趁著疫情放緩，前往河南遊玩。由於他要先到內蒙古烏蘭浩特及黑龍江哈爾濱轉機，於是短短一天內，他便分別申請了三地的健康碼，申請亦非次次順利。每次上機前需要先申請好目的地的健康碼，但在內蒙古轉機時，系統要求他填寫到訪黑龍江的目的、到訪住址及預計停留時間等。在「目的」一欄，卻唯獨沒有「轉機」這選項，於是他向工作人員查詢，但得到的回應是叫他「亂填」，令他覺得設計不夠完善，未能涵蓋所有出行需要。而在河南省旅遊時，當他由鄭州坐高鐵，到屬同一省份的開封市時，當地又要求他註冊屬於開封市的健康碼，不能以河南省健康碼代替，就算申請手續不算繁複，但他不明白為何兩碼不可互通，認為是多此一舉。

大數據時代　如何才能運用得宜？

在內地，手持健康碼出行已成「新常態」。九月時，蘇州在健康碼系統「蘇城碼」上，新增「文明碼」功能，就市民遵守交通規則和參與義務工作兩方面評分，但推出一周後便受到多方批評，指過度干預個人生活，在怨聲載道之中下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認為，數據監察在多國都有廣泛應用，也不否定收集數據有助控制疫情，但在中國卻變為少有的數據獨裁（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他指出，內地健康碼運作欠缺透明度，行政和立法機關亦缺乏制衡，市民難以監察政府有否濫用或誤用數據。他又強調，「資訊就是權力」，在數據管治的社會裏，要令市民願意交出數據，前提是市民與政府要有互相監察的機制，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對等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市民）提供數據給你（政府），那麼我都要監察你如何運用數據。」

針對省市各設健康碼的亂象，黃偉豪認為問題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全國在使用健康碼上的立場統一，但真正實施權力的是地方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套用的健康標準不一，導致健康碼在操作上並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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