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有線寬頻以調整架構為由，貿然解僱40名新聞部員工，包括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及後，中國組主管司徒元與其餘9名成員總辭抗議。「有線中國組的精神是不死的，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浴火重生。」司徒元在有線離職那天留下這句話，一個月後已然成真。
1月中，10 名前有線中國組的成員加盟網媒《眾新聞》。從電視跳進網媒，採訪方式、報道平台皆迎來重大轉變，「浴火重生」過後，眾人將如何在新平台製作中國新聞，延續中國組「不死」精神？
記者│廖靖嵐 吳卓賢 編輯│林玉霞
《眾新聞》（下稱《眾》）在長沙灣的新辦公室門外圍著白木板，《眾》的招牌仍未掛上；辦公室散發微微油漆氣味和偶爾傳來裝修的聲響。《眾》中國組成員一如以往，翻看著內地新聞，忙著整理資料，這是《眾》中國組正式運作的第二天。
「事物向前看會比較好，我會覺得是一個回憶，但不要過分回頭看。」前有線中國組總採訪主任司徒元被問到離開有線是否可惜時，這樣說道。去年10月，有消息傳出有線即將裁員、減薪或凍薪，當時他提出，任何一名成員被裁或減薪至不能接受的幅度，他就會離職。一眾同事亦開始思索往後應否繼續留在有線。直至12月1日，中國組「第二把交椅」黃麗萍收到通知被裁，對於公司無理裁員，中國組全體成員決定總辭。
中國新聞「好玩」 離職後再續理想
有線中國組前記者翁維愷大學時期，曾加入有線中國組實習三個月，畢業後曾到《眾》工作十個月，但最後重投有線中國組的懷抱，皆因他認為中國新聞「好玩」。
他憶述去年1月，武漢因新冠肺炎疫情宣佈封城。面對未知的疫症，他向上司司徒元自動請纓到當地採訪。他沒考慮感染風險，只在乎如何入城。當時飛機、高鐵、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都不能直達武漢，於是他購買前往鄰近武漢城市的高鐵車票，最終在黃岡市與內地記者及司機碰頭，一同乘私家車前往武漢。
進城當晚翁收到內地記者訊息，對方指已採訪一對懷疑染疫但無法看病的夫婦，卻因上級劃了紅線而無法報道，因此把受訪者聯絡方法轉發給翁。基於安全理由，翁約了這對夫婦在室外見面，並離遠進行電話訪問，攝影機拍攝他們拿著電話受訪的情況。夫婦指醫生積極呼籲他們住院，惟醫院爆滿，醫生也無能為力。即使想購買「試劑盒」檢測是否感染，亦因無權購買而被醫院拒絕。 此報道當時在香港引起重大關注，當時該太太一直問翁能否救他們，但翁坦言他也無能為力，只能靠報道讓更多人關注他們。翁指之後定期與夫婦聯絡，感覺與受訪者建立了聯繫，他們成為翁在武漢期間很關心的兩個人。
那是疫情之初，翁維愷尚能活動自如。後來武漢嚴格封城，他與攝影師被困42日動彈不得。他們在酒店期間，儘量在網上找新聞。因當時微博有大量求助的貼文，希望外界捐助物資，於是翁維愷便不斷致電給這些民眾，進行電話訪問，收集他們的故事。
雖然採訪奮不顧身，但過去一年，有線新聞經歷連串人事調動風波，翁坦言高層毫不重視有線新聞的招牌及員工，因而決定請辭。只做了3、4年記者，翁認為記者工作有趣，但若剛起步就要他轉行，他會很捨不得這份工作。加上中港兩地關係密切，香港不少政策如國安法及封區檢疫，都是參照中國做法，新聞價值極重。得知《眾》有意招攬前有線中國組成員，能與相熟又有默契的有線同事再度共事，便決定加盟《眾》。
轉戰網媒迎挑戰 新平台助加強互動
由電視台走進網媒，翁維愷擔心到內地採訪會困難重重。有線在部分內地城市如廣州、北京設有固定駐站，方便中國組駐內地記者隨時到現場採訪。他指設駐站的成本不低，以昔日有線中國組為例，單位租金每月約2至3萬，每日津貼記者100元人民幣，因此《眾》現階段未有足夠資金考慮駐站。他亦擔心網媒記者身分，未必如以往在有線般，順利向中聯辦申請到內地採訪的記者證。加上疫情關係，現時到內地所需隔離期可長達21日，公司暫沒足夠人手應付。
種種挑戰令《眾》中國組記者暫未能親身到內地採訪，這段時間只能透過電話或視像方式訪問內地人民，惟這做法有限制。例如天安門母親被中央長期監控，難以進行電話訪問。去年六四31周年，中國組記者也親身訪問天安門母親。
面對網媒的挑戰和憂慮，翁維愷抱持「試」的心態。他期望在《眾》能嘗試轉用網媒方式報道新聞，即使缺乏在電視台拍攝的一手片段，都能以網絡片段代替。背負着有線「牌頭」，觀眾都期望《眾》中國組的新聞能保持昔日質素。翁有信心只要花時間適應網媒的做事方式，就能做到一貫的高水平。
《眾新聞中國組》在3月1日開始，在網上平台Youtube播放。另一位過檔《眾》的有線前中國組記者曾海琪認為，網媒的優勢是互動性強，儘管有線會將新聞片段發佈至社交平台，但始終屬傳統媒體，報道較單向，與觀眾互動不多。而電視台多用影片報道，亦有一套既定流程和仔細分工。現轉新平台包袱較少，能作更多新嘗試，用不同方法表達，透過與觀眾互動，讓他們能更容易理解報道內容。
網媒人手比電視台少，記者需要同時兼顧更多技能和工作，曾海琪不認為這是負擔，反而掌握技能後，她能更有效地表達意念，於報道加入文字、影片等，嘗試做出最好的表達方式。
資源少但彈性高 網媒望尋求突破
重新適應工作模式，對年輕記者也許很容易上手，但有線中國組創辦人司徒元入行38年，由報紙到電視一直從事傳統媒體，他對網媒的營運方式又有甚麽看法呢？
有線新聞大裁員當日，中國組主管司徒元是首個決定離開的中國組成員，其後觸發全組總辭。 司徒元1995年起於有線工作，歷經25年，2002年他創辦有線中國組，該組前身為「政治組」，專責議會和政府新聞，並經常兼顧中國新聞。回歸後港人對內地時事的關注日漸提升，「中國組」因而成立，至今18年。他請辭後不久，《眾》總編輯李月華隨即聯絡他相討合作事宜，最後成立由司徒元帶領的《眾》中國組。
「我做了十幾年的報紙，由報紙轉去電視是種挑戰，現在由電視轉去一個新的網絡平台去做，也是一個挑戰，但希望會有一個新的發展。」網媒的運作與電視台大相逕庭，司徒元和團隊仍在學習階段，主要需時適應新器材和電腦軟件。以往電視台的製作團隊人強馬壯，分工仔細，由攝影、剪接、工程、導演至平面設計，均有專業的同事負責。轉至網媒後編制驟減，各人均需兼顧多項工序。
不過，司徒元認為網媒亦有其優點。他認為主流媒體不再以平台劃分，現在看手機的人一定比看電視的多，加上網媒分工不如電視台般精細，所需器材較少，亦不像電視台般24小時報道，所以網媒調配資源和人手的靈活度高於電視台，成本亦會相對低。他舉例指如前年反修例運動的採訪現場中，有線亦仿照網媒的小隊工作模式，記者一人兼顧所有採訪和拍攝工作。
司徒元再指，以往有線報道方式較公式化：每日先分析熱門新聞，緊接著新聞快訊，最後以政治、社會等硬性新聞作結：「我們腦中已形成一個很固定的（電視台報道）框架，而這個框架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掣肘」。舊有框架彷彿變成報道公式，司徒元認為，要適應網媒新平台，便需從報道和播出方式上跳出舊有框架。但與此同時，他又考慮到以往有線中國組節目予人深刻印象，假如未來做新聞的模式完全改變，他擔心受眾無法習慣，弄巧成拙，所以仍在摸索新形式。
雖然《眾》中國組暫時未能申請內地記者證，但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司徒元指內地記者證都用作官方場合採訪，但隨著愈來愈多官方新聞都有直播，不少香港媒體亦會做相關報道。而《眾》與央視、新華社及美聯社都有用片協議，故不擔心沒內地記者證會帶來不便，反而可嘗試脫離官方角度做新聞。司徒元指出將來會盡力爭取內地記者證，亦不排除來回內地採訪的可能。
「中國新聞有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就是眼光。」司徒元強調有線中國組新聞的最大特色，是指引觀眾如何看一宗新聞，編採人員憑經驗抽出最重要部分告知大家。他以中共今年建黨100周年為例，他指新華社2月初報道中央決定2021年將全面回顧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奮鬥歷程和光輝成績，司徒元則認為這次黨的決定，暗示習近平可能會就中共內部的歷史問題作出有第三個歷史決議。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便知道，這是重大消息。中共建黨一百年來，只出現過兩次這樣的決議，分別是1945年毛澤東執政期間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鄧小平掌政時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們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最具權威的內部歷史文獻，二者均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有爭議的黨內歷史問題下結論，當歷史決議出現即代表往後全黨，甚至全國人民都要跟隨這個歷史口徑，不可脫離這個框架，影響極之深遠。能看出這個政治走向，如此獨特眼光，就是中國組特別之處。
無畏財政壓力 中國新聞價值長存
從財團管理的電視台走到依靠讀者訂閲的網媒，司徒元認為編採上變得更自由，因為電視台由財團營運，對編採自主造成無形壓力，管理層始終有權從中干擾報道。轉至《眾》後，資金來源變成觀眾訂閲費用，他認為中國組的存在價值都取決於觀眾。即使如此，他強調中國組不會為迎合觀眾口味好惡，而改變報道方針，團隊將按一向標準謹慎地選擇和處理報道題材，核實和考證消息來源，秉持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守則。
被問到會否擔心國安法影響新聞製作，司徒元相信同事會有顧慮，始終國安法是頭上的一把刀，新聞自由或會一再收緊。而且執行條例的涵蓋範圍廣闊，禁忌的紅線亦暫時未摸清。但他指害怕是沒有用，只需堂堂正正，做新聞工作者應做的事，「寧作飛灰，不作浮塵」。
司徒元指團隊將繼續秉持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守則。 （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