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風眼，我們這隻小艇，在風高浪急的當下，情況嚴峻。在危機中，我們必須先確保船上的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眾新聞》停運前一晚，在傳媒行業先後三度失業的前記者謝馨怡，在下班的車上讀著《眾》的告別文章，不禁潸然落淚。「看到這段字便真正感到一切要完了，很心痛。」她憶述。
過去一年，《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至少12間媒體接連停運。傳媒機構一一消失，遺下的是700多名失業記者。失去工作，他們被迫重新思考未來：有人繼續執筆延續理想；有人迷惘應否留守新聞界；也有人轉行，開始新生活。
記者｜梁彥諾 編輯｜林諾暄 攝影｜梁彥諾 林諾暄
「我就不是第一次道別觀眾，但要重新經歷的確是一點都不容易。」謝馨怡在主持最後一集《眾新聞》節目《香港這一天》的尾聲道出感言。僅於半年前，她在《9 點半蘋果新聞》的最終回，已行了她的第一場告別禮。
謝馨怡當記者短短三年，先後經歷了2020年12月《有線新聞》裁員觸發的辭職潮、去年6月《蘋果日報》及今年1月 《眾新聞》停運，受到「三重創傷」。她指，《眾》停運，她至今仍未完全整理好情緒，雖然失去記者身份的感覺是熟悉的，但不會習慣，而打擊更一次比一次大，令她感到非常悲哀。
放棄言之尚早 新聞還有空間留守
但謝馨怡並沒有放棄記者夢，《眾》停運後10日，她開設了Facebook專頁——記者 謝馨怡，以個人名義撰寫香港新聞。她深信，記者的身分不應被是否從屬某機構所限制：「我只是失去了機構，但我個人沒有死。」儘管外面的世界很差，但若新聞界還有一絲空間，她又有能力完成該做的事，便值得繼續留守。
多番主持新聞節目，令謝馨怡為人熟悉，其專頁亦在開辦約一個月累積逾8,000人追蹤。她在專頁中分析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中對「假新聞」的詮釋，又斟酌政府文件暗地裡將「人道毁滅」改成「人道處理」的分別是甚麼。而謝馨怡之所以關注議會新聞，是因為她以前接觸較多政治新聞，能理解立法會發言及文件，專寫該類新聞望能補足主流媒體不會顧及的報道：
「我未必能給讀者很大的影響，但我想這少少的努力對香港市民還有少少作用。」
同時，謝馨怡轉身成為自由身記者，為其他媒體供稿；又在香港民意研究所記者會擔任嘉賓主持。成為自由工作者後，謝馨怡的收入變得不穩定，月薪減少約一半，但她指現時工作較隨心，事業尚在探索階段，直至儲蓄用盡再想辦法。
對於是否開設專頁，她曾有猶豫，認為自己年資尚淺，相比其他前輩，自己沒有資格成為獨立記者。後來，她憶起在大學新聞系當學生記者，採訪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有同學獨家拍到民建聯周浩鼎的助選團，疑似免費接載長者投票的照片，被多家主流媒體轉載。事後，該名同學寫了篇名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的採訪手記，讓她印象深刻：「主流媒體做不了的事，如此年輕也能做到。這個經歷啟發我，就算力量很少，但也比甚麼都不做好。」
世事難料便做好當刻 寫新聞留歷史初稿
謝馨怡相信新聞價值在於為歷史留痕，即使個人專頁的讀者人數比主流新聞機構少，仍能起作用。今年1月，政府憲報指總選舉事務主任翁應輝「停任」，在網上搜尋卻發現沒有相關報道，令她覺得很恐怖：「這怎都算是有關選舉的新聞，怎可以沒人寫？」於是，她著筆寫這則新聞。在帖文發佈後，其他媒體也相繼報道了，謝馨怡認為雖然未必與自己有關：「但至少我覺得可以留一個痕跡，當刻未必好有影響力，但之後搜尋時可以是一個證據、材料。」
失去記者證，令謝馨怡採訪時面對更多掣肘：政府未必理睬獨立記者的要求，給予官方回應；沒有公司的法律保障，變相使她報道時要加倍謹慎，逐字雕琢，避免曲解別人的意思，誤觸紅線。加入新聞機構雖較有保障，但謝馨怡未想重返全職環境，也不知可加入哪家媒體，認為《眾新聞》的自由度和空間很大，未必能接受轉到充滿限制的地方工作。
風雨飄搖，前路茫茫。謝馨怡坦言經歷這一、兩年，發現世事太難預料，計劃長遠的事變得奢侈，既然預計不了，不如做好這刻，做自己喜歡的事。
頂著頭上刀 狹縫中掙扎尋空間
《眾新聞》停運前夕，記者阿文（化名）與同事聚在電視前，觀看最後播出的節目《香港這一天》。趕寫臨別贈言後，與眾人圍著倒數《眾》的最後一刻，並大喊：「我們畢業了！」當中有人笑中帶淚，有人放肆嚎哭。阿文感歎，《立場》數天前停運，《眾》停運亦是意料之內，但現在回想，可以與同事、公眾好好道別，亦是好事。
阿文入行5年，曾是《有線》中國組一員。辭職潮一個月後，他和其他中國組同事加入了《眾新聞》，重建中國組，用數月時間「搭廠」、重新研究節目安排、處理技術問題，到停運前幾乎每集節目均超過10萬觀看次數。《眾》的停運仿如將阿文付出的努力宣告死亡，令他鬥志消磨，懷疑自己已不能再花同樣的心力到另一媒體工作。
他形容，現時對新聞工作感到不安，就算加入另一媒體，又會否突然停運，感覺就像「永遠有把刀架在頭上，不知何時砍下來」，猶豫應否繼續當記者。再者，《眾》在《有線》辭職潮時接收了中國組，繼而又接收了不少《蘋果》記者，但現時再沒有像《眾》一樣的「傳媒難民營」去接收大量失業的記者，令他感迷惘：
「《有線》結束時，市面上還有其他媒體選擇，所以大家辭職時還很有希望。但到《眾》結束，我又可以怎樣走下去？」
但阿文對新聞界未感絕望。他提及在中國組工作時接觸不少內地行家，目睹他們用數月撰寫的報道，上載不足半小時便被下架。但他們還會繼續做，因為他們深信，只要有一個讀者看過，讀者便可能把文章複製、轉載，延續文章生命。
言談間，阿文的眼神流露著對做新聞的熱誠，滔滔不絕地道出自己想寫的故事。他仍想繼續做記者，但面對傳媒生態劇變的「新常態」下，有新聞工作者被控「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的先例，記者必須考慮額外的法律風險，他亦必須慎重思考去留，而《眾》的遭遇也為他留下傷痕。笑言自己在「躺平」的阿文正休息療傷，未來要加入其他傳媒機構、成為獨立記者，還是轉行，他仍在掙扎之中：「到沒錢開飯時便要想，但暫時還沒有時間表。」
許多失業記者都一樣，傷口未癒，終歸不知落根何處。
難受政治壓力 資深記者轉行做侍應
有人留，自然也有人走。去年6月，《蘋果》的停運結束了47歲的Eric（化名）長達22年的記者生涯。在《蘋果》法庭組工作近20年的他，除感到悲傷及氣憤外，亦憂慮自身安全，他笑言自己「怕死」，覺得新聞業前景差，加上紅線難以觸摸，令他萌生轉行念頭。再者，Eric自稱近年工作表現下滑，坦言自己不及其他年輕記者有熱誠和能力，故《蘋果》停運後，即使知道有媒體招聘法庭記者，仍決定退位讓賢，離開新聞界。
離開《蘋果》一個多月後 ，20多年來以文字謀生的Eric轉換跑道，為了生計到入行門檻低的酒店餐廳當兼職侍應。他解䆁：「既然失去了記者身分，做甚麼也沒所謂。」他不想冒險，只求有工作可維持基本生活，但目擊公司高層被捕對他留下了陰影，他強調不再從事任何與文字相關的工作，避免因自己寫的文字導致上司坐文字獄：
「如果寫的東西會令老闆有事，自己也不好過。」
對Eric而言，放下記者身分並不容易。他一直覺得文字工作者地位高崇，始終讀書多年，令他難以適應侍應工作，更害怕在餐廳工作時碰到相識的人。一天，他的恐懼成真了，在工作時遇到相識的律師，但律師只是走過去，拍一拍他，說：「明白的，大家都要『搵食』。」這次經歷令Eric心態改變：「起初覺得做侍應很難接受，但之後覺得並非偷呃拐騙，是乾淨錢，為甚麼不可以做？」
Eric由去年7月尾起擔任侍應至今5個月，不幸遇上第五波疫情爆發。在政府收緊防疫政策，禁晚市堂食之際，公司不再招聘兼職侍應，導致他再度失業。但他對將來的工作抱開放態度：「甚麼都試試，其實我沒有特別要求，只要能維持生計，簡簡單單就夠。」
約700名記者失業 記協提供三項支援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稱，因媒體停運和疫情影響，導致有大約700個以上的記者失業。他們當中有些留守新聞界，包括重新加入傳媒機構，或自立門戶；有些趁機會休息；當中也有不少轉行，很多成為公關，也有突發組記者做的士司機，資深記者考取電工牌等例子。
記協現時為失業記者提供三項支援，包括：於社交媒體及網頁發佈招聘資訊；發放由市民捐贈的購物券予有需要的記者；及發放失業救濟金，失業記者每月可申請3000元 ，最多領取三個月，由去年6月至今年2月，記協共向49人次提供失業援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