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中文大學一直以促進中西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為己任。今天世界已成地球村，東西方的分際迅速消失，你認為中大該如何自處？

香港與中大對於中國向西方開放和快速現代化，肯定都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中大在1970和80年代的角色尤其獨特和關鍵，今天依然如此，儘管側重點或許有所不同。西方學者來到這裡，仍然感到感到賓至如歸，覺得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一員，而不是外人。現在的中大比以往更國際化，而隨着香港在商業和學術上愈來愈跟珠三角融合，中大將發展為這個地區文化活動的重要樞紐。

你對於亞洲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研究興趣，是從何而來？我們知道你在帕森斯指導下所寫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完全不同的題目。

沒錯。我原來的興趣是有關家庭的社會學研究。但美國在麥卡錫主義的反共風潮過後，逐漸對中國和日本感到極大興趣，而哈佛大學是這股重新認識亞洲的學術潮流的重鎮。所以我就轉而投身亞洲研究，學習中文和日文，在此過程中費正清等前輩學者給予我極大鼓勵和支持，而我後來也接替費正清出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你那本令人翹首以待的巨著《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剛剛面世。能否簡單說說鄧小平最重要的政績是甚麼，他治國手法有哪些方面最令人懷念？

文革切斷和阻礙了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連繫，這場劫難過後，鄧小平令國家恢復秩序和生產力。他不只是當時唯一主張改革的領袖，他也沒有清晰的改革藍圖。他以史為鑒，尤其是從中學習治國安民之道。他不讓意識形態之爭撕裂國家，並且重視令人民溫飽，藉著推動經濟改革逐漸改善他們的生活。

鄧小平成就的基礎，是他長期歷練所積累的經驗，他在生涯中涉足治國的各個重要層面。他除了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外，還有多種才能，既是革命英雄、出色軍事家，亦是精明的財政部長，並且是領導有方的地方政府首長。在他那一代的中國領袖中，他最擅長與外國元首打交道，跟他有交情的包括美國總統福特、卡特、列根和老布殊，還有英國的戴卓爾夫人。他與香港要人如包玉剛、麥理浩也相處融洽。他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或許是打動他們的原因：列根就覺得鄧小平完全不像共產黨員。

鄧小平制訂的政策和方向，還有多少是中國仍然遵循的？

我認為他的基本政策仍然得到遵循。這在以下幾個方面都可見一斑：經濟改革持續、重視科技發展、主要政府官員年輕化、任人唯才和重視考試制度，以及與其他強國打交道所奉行的宏觀政策。

對於香港的政治局面，以及中央政府對於這裏情況的看法，你有何觀察？

以經濟繁榮和社會富裕的角度看，與鄧小平在世時相比，現在香港和內地的差異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中國大陸富裕多了，內地的經濟成功和內地人購買力強大，是推高香港物價的因素之一。中央政府希望香港長期和平穩定發展，會一直密切注視香港的情況，隨時作出這樣那樣的讓步。但不要忘記，法治以及香港廉政公署等機構背後的理念，在內地許多地方才剛剛開始建立，有些香港人對此可能感到不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