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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呼蘭河傳》是盧瑋鑾教授(小思)贈我的
這是一九七五年香港新文藝出版社的版本,本身可能不及四十年代的內地版珍貴,但這是小思老師當年備課用的書,寫滿了她的閱讀注釋。例如我們小學都讀過的<火燒雲>片段:「一時恍恍惚惚的,滿天空裏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是甚麼也不像,甚麼也沒有了。」小思老師在一旁標註「人生也如此」。書裏的標籤貼紙有的捲曲發黃,有的還簇新鮮艷,看得出小思老師在不同年代反復閱讀與思考。她的筆記令我領會到,老師課前除了預備硬性資料,更重要是自己對作品有代入,有感喟,才能教得傳神。
這塊帶花紋的石頭是楊鍾基教授送的結婚禮物
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楊教授指導的。我剛上碩士一年級就結婚,博士二年級誕下兒子,過程充滿變數,但楊教授很支持。他總是提醒學生,學問和人生是並行的,不該為了專注學術就拋開家庭忽視健康。當年這塊石頭還附有一張卡,有他以我和先生的名字寫下的四句:「啟章煥彩,念念皆欣。情之所鍾,頑石生花。」這除了是一份結婚祝福,也對我從事香港文學研究有鼓舞。很多人質疑香港文學歷史短,規模小,難成氣候,但我認為一切事物只要情之所鍾,就能發掘當中的奇光異彩,石頭裏也可以看出花來。
我的一切似乎都因寫此書而起
在中大唸二年級時,因陪伴弟弟到體藝中學面試,認識了其時的校長張灼祥。張先生知道我唸文學,便邀我上他的電台節目「開卷樂」,客串說一集張愛玲,不久還讓我接替他的搭檔成為常駐主持。一年後,本身是作家的張先生當上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有意申請一筆資助,訪問十個香港作家,於是找了我做採訪者,又找了一個叫董啟章的人評論那些作家的作品。我跟董各寫各的,並沒甚麼交集,到後來一起主持電台節目才熟絡。唸碩士首年我嫁給了他。
著此書前我偏愛古典文學,兼修翻譯,曾打算畢業後到政府當即時傳譯。但自從親身認識過西西、黃碧雲、劉以鬯、金庸等,我開始意識到香港原來有許多獨特而出色的文化人,便慢慢將香港文學定為研究方向,也因此與一些香港作家結為摯友。
學生把我的口頭禪收錄在這張感謝卡
中文系有必修的畢業論文課,每位老師指導六七位學生。完成論文後有時會收到感謝卡,但這組同學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把我經常說的話記下來,像是「上帝用七天創造了世界,所以你們也可以七天寫出一章」——我常說一個禮拜可以幹很多事情,別託詞不夠時間。又如「你現在就像拿着機關槍砰砰砰亂射,但沒一下中目標」,是批評他們沒有頭緒便一股腦兒甚麼資料都寫進去。我都忘記了自己說話有時會這麼狠,也沒想到他們竟會記住。這張卡擺在我辦公室當眼處,就是提點自己說的每句話,不管對與錯,別人都可能記一輩子。
這本《漢語大字典》放在我電話機後面,是我的案頭工具書
我還是博士生時,無線電視有一系列與中文系合作的節目,包括《最緊要正字》、《妙趣廣州話》、《正字工程》,向觀眾講解字的來源,我也在其中亮過相。自此多了人知道我,也不時有記者致電我詢問有爭議的字詞,譬如應該是「青年」還是「年青」。這本《漢語大字典》幫我解決了很多電話查詢。我本身很愛字典,到國外旅行也會買當地語言的字典。我認為字是神聖的,記載着深厚的文化、記憶和前人遺留的思考痕跡。字典也是令人心平氣和的,有甚麼文字上的爭持,翻開它用證據說話便是了。
福爾摩斯門牌寓意做研究與做偵探無異
漢學大師、中國古籍翻譯家劉殿爵教授曾說,從事中文研究就像偵探查案,翻開文學典籍就如打開一堆密碼、線索,得經過一番推理才能破解當中的微言大義,或者辨認作者、版本的真偽等。我也是偵探小說迷,希望推開辦公室門就像走進福爾摩斯的貝克街公寓,去發現那些攤在大家眼皮底下、卻因為沒有用心看而忽略掉的細節,以理性追尋真相,那是做研究最開心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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