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制課程實施後，對大學的財政是否有影響？

實施四年制後，對於新增的那一年，大學只從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獲得相當於正常年度62.5%的經費。所以，整體撥款雖然多了，但攤分計算，學生的平均經費是有所減少。再者，教資會亦在研究撥款中引入更多競爭元素，大學如要競逐撥款，必須提升研究質素和實力。

去年接任財務長一職，眼前或中期有何新計劃？

教資會財務工作小組最近檢視了八大院校的財務狀況並完成報告，提出了九項建議。它最主要是擔心大學會用教資會的資源補助非教資會資助的項目，例如補貼自負盈虧課程。未來六年大學要一一落實它的建議。

中短期我有個心願，就是希望可以把財務系統下放給各部門。現在部門在自己帳戶的花費，須經過一定程序才能登錄財務系統，需時至少一個月。如果他們想馬上知道自己帳戶中最新的收支狀況，以決定怎樣用錢，那就很不方便。所以如能把財務系統下放，就可以取得實時資訊。

美國大學有很成功的投資模式，是否有值得我們參考之處？

我們有參考美國大學基金的投資模式。我們的投資分A、B、C三組，A組正是參照耶魯大學的投資模式，我們會把長期不會動用的資金放到這種高回報但風險也較高的基金。B組就交由投資經理放到全面和專項的投資基金，最大筆的是C組，放到存款、債券、固定利率的投資工具。未來若校董會批准，我們會增聘一個「避險基金」的基金經理，總體投資亦會增加。

長遠而言，未來大學的財政將面臨甚麼挑戰？

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運用財政資源來增加大學的競爭力。我們不應只顧累積盈餘卻不加運用，而應用得其所，令大學能厚積實力，即羅致教授、多做研究和策略發展。

管理像中文大學這樣的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政，有何獨特的地方？

商業機構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賺取最大利潤，其他不用管太多。但在院校管理財政，就牽涉多方，由政府、立法會、教資會甚至傳媒，我們都受他們監察。有那麼多利益相關的人士，做每件事都要從多方、多角度的考量。比方說，單是加學費這個議題，學生、公眾或傳媒的意見，我們都不能忽視。

遇到某些服務的成本上漲，須增加收費時會怎樣處理？

會和與事各方多協商，多溝通，希望大家明白大學資源始終有限，增加某項服務的補貼，另一些服務的資源就相對地減少。

由1990年在大學財務處任職至今，誰令你印象最深刻？

有三個人我的印象最深刻。第一位是中大第二任財務長招大維先生。他是很和藹可親、待人和善的紳士。我剛加入中大時不過是個會計主任，但他對我很有信心，還讓我去英國唸碩士。

唸完書回來後，正值教資會改變大學撥款模式，中大設立專責小組研究對策，招大維先生就派我去負責新撥款模式事宜。當時廖柏偉教授是專責小組主席，我擔任秘書，與廖教授共事機會很多，他對大學的運作非常熟悉，也有豐富行政經驗，令我獲益良多，他可說是我的恩師。

第三位是前任財務長陳鎮榮先生，他是個很有智慧、活力、從容不迫的人，人緣也很好，是很值得學習的楷模。我是得到他的鼓勵和支持，才有勇氣接任財務長的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