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以「社企」的名義邀請社會工作學系黃洪教授做訪問，沒想到坐下不久，黃教授便說：「我們不用social enterprise（社會企業）這詞，我們做的是social business（社會事業）。」

社會效益為重

黃教授堅稱的「社會事業」一詞源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尤努斯強調「社會事業」有別於「社會企業」，後者追求利潤與社會效益同時最大化，但「社會事業」則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指標，經濟上只須維持營運即可。

黃教授指，他在香港見到不少社企被營利的目標束縛，無暇發揮社會影響力，「更壞的情況，則是商業文化的思維和模式透過這些社企滲透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經濟。」他對此甚感憂慮。

在這背景下，黃教授及其團隊在2018年3月成功申請到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研轉處）「可持續知識轉移項目基金」的資助，於5月成立了臻善評估中心（Good Impact Assessment Institute，簡稱GIA）。在香港，大部分社會服務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都需仰賴公共或私人資助。資助方冀了解款項是否用得其所，便需要評估受資助機構。GIA的出現某程度上呼應了此需求，透過問卷調查、訪談、個案研究等科學方法，為不同機構提供評估服務。

在GIA成立之前，黃教授的團隊曾獲研轉處「知識轉移項目基金」資助，已在推動小型的項目評估，促進社區共融。從那時已參與其中的伍朗希（現為GIA項目經理）舉例說明他們在評估時如何以社會效益為更高考量：「我們那時在做街市食物回收的社區調查，每一份問卷都由一位中大學生配對一位街坊共同去訪問商戶。街坊熟悉街市，容易與人熟絡；而大學生比較少進街市，不敢攀談，但他們非常清晰問卷的內容和目的。其實問卷由一個人去處理的成本是最低的，但我們很清楚，我們的目標是通過這種訪談員的配對促進不同群體的合作、溝通和了解。」

評之有道

GIA目前遵循的工作模型稱為「3M」。Measure（評估）是第一步。以GIA評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落得樓」樓梯機服務為例：樓梯機是一種機械裝置，幫助舊式樓宇裏行動不便的住戶上落樓梯。GIA首先會評估這一服務的成效，比如會否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多生活便利，會否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從而提升他們的整體福祉。

第二步是Manage（管理）。GIA並不止步於提供評估報告，而是希望通過初步評估，進一步促進資源的使用效益。黃教授如是解釋：「我們觀察到，不少機構掌握資源有限，但同時日程忙碌，疲於奔命。在這種情況下，更加需要學習如何分配資源，確立優先次序，有的放矢。」

第三步是Maximize（擴大影響）。倘若GIA發現社聯的樓梯機項目行之有效，對服務群體、社區帶來長遠的積極影響，便會着力讓這個服務的經驗得到積累、分享和更廣泛應用。

「Maximize」點出的正是GIA不同於一般評估調查機構之處：GIA有自身的願景—「透過提供社會影響評估及諮詢服務，推廣具有社會效益的社創項目，以促進一個公義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因此，GIA也「揀客」，而非來者不拒。

黃教授所謂「揀客」的標準，包括GIA是否認同所評估機構本身的願景，以及機構是否真心聆聽和接受GIA的意見，有意與GIA攜手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黃教授提及他們正在洽談的一個評估項目，便是來自一個在社區播映紀錄片的團體。GIA認同其理念和目標，因此儘管在行內還沒有相關評估研究，黃教授反而躍躍欲試：「傳統的社會福利評估，比如說某家庭服務中心的項目對於親子關係的改善效果，大多有現成的量表，而且有不少機構在提供評估服務。但衡量觀看紀錄片如何影響觀眾的意識轉變則未有先例，正因其困難和嶄新，GIA更會迎難而上。」

評之有效

學者參與社會從不是新鮮事，出身社會工作背景的學者尤為如此。對於黃教授而言，GIA同時象徵着一個公共學人的自我期許：「一所公立大學有其自身的社會責任，任職於公立大學的學者亦應以他的學術和研究去推動社會進步。大學學者當中需要有人對社會實況有在地的了解，否則做出來的評估只是流於表面，不能從真正貼地的語境和脈絡中提出深入的看法和到位的改善建議。」

循着這個想法，黃教授寄望GIA能成為培養新一代公共學人的平台，透過GIA累積對街坊、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政府乃至不同持份者的貼身認識，令研究有更大的社會輻射力。

訪談尾段，黃教授生起一番感慨：「當今香港年輕一輩的無力感很強烈，其實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做GIA，或者通過GIA讓更多年輕人一起參與，其實也是面對這種無力感的一種方式，試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盡量發放一點點影響。」

文／ Yan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