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中心（JRCCLAL）主辦的「2020方法與視野：語言學與文學系列講座」第一講，通過Zoom線上模式成功舉行。講座題為：「從中西文藝看人與自然之關係」，由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主講，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任對談嘉賓。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代表中心致辭表示，舉辦系列講座旨在促進跨學科跨地域的學術交流，推動國學與漢學的直接對話。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主持。

主講人張隆溪教授通過分析人與自然二者在詩、畫中的狀態關係，比較中西文藝在歷史演進中刻畫自然的特色及觀念異同。他認為：中西雙方自然審美的發生，都以語言與社會文明的產生為必要前提。在中國唐代和西方文藝復興前後，自然風景漸從人物畫的背景昇格為繪畫主體。不過，中國山水畫的用筆簡省和對人物元素的縮放，與西方風景畫精細描摹且比重均衡的人-景構圖，這些人與景的關係處理差異，引發中西繪畫中「有我-無我」、「寫意-寫形」的思辨。張教授指出這些觀念比較中的偏頗之處，並分析儒、道背景下中國古代「天-人」觀念的內涵。而中國詩學中自然審美的人格化，又與西方浪漫派詩人在自然書寫中發現道德倫理啟示，形成另一對照空間。今人不應把自然審美差異看成中與西的對立，更應培養包容開放的審美鑒賞能力。

張教授首先從人類語言能力的獲得入手，指出語言文字促成社會文明的建立，為自然審美的生成做出預設。中西方早期文論都顯露出對語言的重視。比如，20世紀伽達默爾等人強調古希臘文的「logos」首先是「語言」義。所以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有邏各斯（logos）的動物」，當指「人是有語言的動物」，「logos」並非直接等同於「理性」（Animal rationale）。同時，錢鍾書在解讀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中亦回應稱：「道」即文字語言，古希臘文的「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中國古代文獻多將《易·繫辭下》「伏羲作八卦」看作語言產生的基礎。高誘注《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已關注到語言的產生使人「詐偽萌生」，離開自然本來面目。《荀子·性惡篇》也將「偽」（人為）看作人類文明產生的先決條件。而近代美學則強調人應離開對待自然的實用態度，以無利害的審美態度為正，否則便難以創造文化和精神的價值。中西方早期文獻記載的傳說中，受生存條件所限，人類對自然多懷畏懼之感。隨著都邑聚居的穩定，人方能與自然建立審美的物理距離，發展出美感的心理距離。所以，語言文字和社會文明的建構，拉開了人與自然的距離，而自然觀念及其審美，正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接著，張教授談到中西自然題材繪畫的演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中國山水畫「始於吳，成于二李」。然而其中，吳道子以人物畫見長，山水僅作為人物背景存在。至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獨立的山水畫才得以成形。不過，南朝張僧繇〈雪山紅樹圖〉，隋人展子虔〈遊春圖〉已濫其觴。西方風景畫的產生比中國晚數百年。在文藝復興時期人物畫傳統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丟勒（Albrecht Dürer）風景畫的問世，引起了西方人對獨立風景的關注。同時，15世紀喬爾喬尼（Giorgone）的田園風景，得到英國19世紀批評家佩特（Walter Pater）盛讚，認為是具有詩意的自然風景。而風景畫作為獨立畫種是在17世紀資本貿易發達之下，由荷蘭畫家霍貝瑪（Meindert Hobbema），雷斯達爾（Jacob van Ruysdael）等人的世俗風情審美促成的。至19世紀，風景畫成為西方繪畫的重要部分，康斯塔泊（John Constable），泰納（J. M. Turner），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莫奈（Claude Monet）等人自成風格的風景畫皆對其產生深遠影響。此後梵高（Van Gogh），馬蒂斯（Henri Matisse）等現代派畫家更將自然風景的描繪帶出古典審美的範疇。

比較中西方自然風景畫的具體內容，張教授指出：從李思訓等人的青綠山水開始，人物已被縮放、融合於山水闊大之中，自然山水一直居於畫面主體。而西方風景畫中，人一直存在，且畫幅比重不小，由此引出中西繪畫中人與自然比重關係的思考。前人多借用王國維《人間詞話》「有/無我」之境，以為中國山水畫代表「無我之境」，西方風景畫代表「有我之境」。此舉已脫離王國維討論「物-我」關係的發論基礎：文藝創作對自然的描寫，實則寫實、虛構相摻，「有我」與「無我」相輔相成，絕非對立關係。在此基礎上，張教授認為，西畫更偏於寫實的客觀主義，國畫更主意、氣、神等主觀因素。在文人畫傳統中，更強調不拘於俗，「畫意不畫形」。且在「山水」與「我」之關係上，中國畫論主張山川與人相融一體，畫家可為山川代言（《石濤畫語錄》）。此外，早在《春秋繁露》時代，董仲舒已將喜怒哀樂與春秋時序相類。所以，不可將中國山水畫簡單歸為「無我」之類。

不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概念，今人亦有誤讀。董仲舒並非主張人與自然平等為友，人一直居於傳統儒家觀念的本位，但在道家自然觀中，天之道意味著平衡，與人之道種種失衡相對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更將自然大道淩駕於人，推崇至極。這也與西方宗教以「人」為萬事之目的取向相異。

之後，張教授講到儒釋道三家的自然觀對中國詩人感知自然方式的塑造，指出中國古人多將自我與自然融然對玩，所有文學中的自然都已被人格化。並且，相較於古人多將謝靈運作為中國山水詩獨立成形的代表，張教授更認為曹操的〈觀滄海〉，古樂府〈敕勒歌〉已具備早期山水詩的體貌。此後，陶潛，謝靈運乃至王維等人又分別闢出山水詩和田園詩的分野。相比較下，19世紀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浪漫派詩人更將自然觀照上升為道德倫理精神的啟示。

最後，張教授總括談到中西文化鑒賞的差異。雖然，早先中西方人皆不能理解對方的繪畫傳統：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新科學》批評中國繪畫不知陰影、高光等客觀形似要素，其實忽略了中國文藝主意不主形的傳統。鄒一桂《小山畫譜》稱西洋畫「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也脫離了西方的世俗審美與物質技術背景。但在當下，我輩不應把中西文藝的差異看成對立，更應培養包容開放的審美鑒賞能力。

對談環節，葛兆光教授在讚同張教授報告內容的基礎上，指出在文學與歷史兩種視野下的「自然」，會呈現不同面貌。他以伊懋可（Hark Elvin）《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和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為例，指出北方原來的中華文明核心區域環境的破壞，與文藝作品中所謂的古人愛好自然存在悖論。葛教授進而點明，文學研究更關注文藝「臺前」的表演，與角色同悲共喜。而史學研究往往轉向「臺後」，考索演員與角色間蛛絲馬跡的現實張力。對此，張教授回應：破壞、改造自然環境，一定層面上是建立城市文明的基礎，且發生於自然審美觀念之前，只有在建立起人類文明與自然界的距離後，才會產生自然審美。所以破壞環境與愛好自然在這一點上並非互相衝突。

同時，葛教授認為，在藉由「自然」構建的中西文藝觀比較中，中國古人所愛好的自然，往往更近於觀念上的「自然而然」，與今天所謂「自然」（nature）略有不同。且古人早期「天人合一」之說，意在強調人與宇宙萬物的「同源同構互感」。至於「天人合一」如何演變成人與大自然和諧為友，乃至成為討論客觀自然界，進行中西比較的問題，都值得考察。張教授認為後人將「天人合一」做出人與自然做朋友的解讀或出於民族主義情緒，以針對當前全球環境惡化等問題。

此外，葛教授補充道，古代文學與書畫對自然的刻畫，到後期愈加刪繁就簡，不再關注精細化的細節琢磨。相比之下，受到東亞文化輻射的日本，其浮世繪、園林、寺院神社等，在藝術上卻致力於精巧的自然與人工的自然。中、日之間在理解和刻畫自然上的差異，或可成為中西對比框架下的第三種角度。

提問環節，來自韓國、日本、大陸和香港等地高校的來賓就文化差異、當下自然審美等話題，紛紛向張、葛二位教授請益。

歡迎觀看講座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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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採用線上公開講座模式，反響熱烈。下一場講座：「《世說新語》與魏晉『賢媛』傳統」（萊斯大學錢南秀教授主講，復旦大學戴燕教授對談），將於5月22日（五）晚8點舉行。

（文字：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