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有杏﹕院長醫生周記（九）﹕院長醫生的當年今日
這個星期六早上，剛帶完一組醫學生作臨床實習，便匆匆趕往香港仔的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K Academy of Medicine ，以下簡稱「醫專」)參加一個醫學教育論譠。
以身作則教好「醫生仔」
在「醫專」門外遇上了某某大教授，他知道我每逢星期六早上仍舊教學生後，便驚訝地說: 「Francis, 當院長應該是日理萬機，這些『前綫工作』不用你出手吧！」 我笑道:「我不單繼續臨床教學，還照舊on call 處理急性腸胃出血的工作。」大教授很詫異，說:「年輕人真有活力啊！只恐怕遲些你便沒有這麼多空閒時間了，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辦呢！」 聽了他這幾句話後，我只是一笑置之。心想:「甚麼是更重要的事情？若不以身作則，怎樣影响下一代？我又怎去要求同事重視教育學生？」
說回那個醫學教育論譠。一位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學者分享她多年來教導醫學生專業操守的經驗。原來教導專業操守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縱然是老牌名校的學者也感到老鼠拉龜，不知從何入手。她提出了不少建議，包括如何定義專業精神、有何新穎的教學方法、如何去評核學生在這課題上的表現等等。但最终她承認尚未找到有效的方法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為甚麼教導學生如何成為好醫生是這般困難的呢？其實課堂或理論都不能把學生變成好醫生。曾經有位學生對我說:「我所尊敬的老師，不在乎他『教』我甚麼，而是他『是』甚麼。」我絕對認同這位同學的想法。行醫多年，對自己影响最深的老師，不是甚麼大國手、大教授，反而是那些以身作則的好醫生。
惡劣工作環境易迷失
還記得當年在伊利沙伯醫院(伊院)的內科部門當見習醫生，伊院可算是全港最繁忙的醫院，內科病房往往要加開大量帆布床，從走廊伸延至廁所。擠擁的病房連通道也非常狹窄，我常常要左臂挾着笨重的心電圖儀器，右手拿着針筒，跨過一張又一張的帆布床為病人做化驗，膝蓋以及「上五吋下五吋」的位置更因為經常要「跨床」而撞瘀了無數次。
當年伊院並沒有空調，試過炎夏之中在爆滿的病房工作就明白那種苦況。對一般市民來說，「on call 36 小時」是一輯虛構的電視劇集。以我親身經歷，on call 60 小時是我個人紀錄。在這種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迷失方向或不專業的態度非常容易發生，甚至是無可避免。幸好當時有幾位年青醫生經常指導及分担我們一班見習醫生的工作。雖然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他們卻從不發洩在我們這班「醫生仔」或病人身上。
當然，我也遇過不少「反面教材」，有些醫生對我們這些「醫生仔」諸多挑剔，甚至落井下石，那些辛酸的日子已「不堪回首」。但正因為一小撮的好醫生啟發了我行醫應有的態度，也讓我領會到「生命影响生命」有多麼奇妙和影響深遠。若然在學生年代沒有遇上這些模範的醫生前輩，今天我或許只曉得行政，而不會是「院長醫生」吧！
所以無論多辛苦、多疲憊，今天我只想自己也可以陪著新一代「醫生仔」成長，希望20年或30年後的有天，會有更多的「院長醫生」、更多的薪火相傳下去。
後記：下筆的此刻，正是我上任「院長醫生」一周年的日子。回顧過往一年的「院長醫生」生涯，我體會到許多人和事情都衝激着新一代的醫生。往往一些負面新聞都讓社會質疑醫生的專業操守，例如個别醫生為了一己名譽或利益而顛倒是非、莽顧病人安全。也有因為不同政見而兩代針鋒相對，由理性討論變成互相謾駡。此外，排山倒海般的工作壓力也令不少醫生感到無助和氣餒，甚麼專業態度都變得奢侈和空談。社會上不少人對醫生這個專業已漸漸失去信心。好醫生真的越來越少嗎？現今這世代和以前真的是兩樣嗎？
我們今天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時代變，情懷未變，我知道仍有不少堅守信念的好醫生。我不認為現今的醫學生不比當年的我們。大家也曾年青，或許今天需要的正是彼此學習如何從别人眼中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