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如何介入抗疫資源的分配？

2019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已進入一個新階段，擺脫了疫情初期的較高死亡率和分秒必爭的迫切性，取而代之的是對新變種病毒傳播的持續管理。防止病毒傳播和治療病人用的物品及服務的短缺問題亦已得到改善。然而，人們對這些商品和服務仍然有很大需求。例如，全球個人防護裝備（PPE）市場在2020年價值773.6億美元，且被預期在隨後的8年中每年增長7.3%。有鑑於此，公共衛生政策制定者應如何儘量提高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分配效率，同時改善不同人口族群之間的不均衡情況？

香港中文大學（CUHK）商學院市場學系教授郭亮，聯同香港科技大學前博士後研究員許迅合作撰寫了研究論文《We are the World : 對抗疫消費進行干預及更均衡的分配可提升效率》。他們發現，效率與均衡兩者之間，並不必然會存在衝突。

什麼是抗疫資源？

是次研究的主體「抗疫資源（APRs）」是指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傳染病（如COVID-19）影響的產品和服務。當人們使用這些抗疫資源時，他們不僅個人受惠，還為社區裡的其他人、以至整個社會的福祉作出貢獻。同樣地，每個人也從別人使用這些產品和服務中受益。

例如，當人們穿戴口罩、護目鏡、保護衣物或手套等個人防護裝備，不僅可以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染，還會降低周遭人群的感染機會，從而減少社區層面的疾病傳播。這也可能產生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影響：當保持社交距離、圍封等種種限制得到放寬，經濟便更有望復甦。所有這些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s）又反過來會惠及所有人。

其他類型的抗疫資源還包括：搓手液、消毒劑、溫度計、測試用具，醫療儀器及設備如防毒面具、呼吸機、深切治療部病床，還有藥物和疫苗。除了這些有形的物品之外，疫情期間亦出現了一些讓市民生活更方便、安全的服務和新技術，例如免觸式繳費系統、家居送貨服務，及用以消毒公眾場所和送貨的機械人。

「雖然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最終目的或好處是改善公共衞生，但它們的製造商及供應商大多為私營機構，」帶領這項研究的郭教授指出。「因此，這些抗疫資源的供應及分配便通常是由市場力量主宰。這可能會導致兩個問題。首先，即使人們知道使用各種抗疫用品和服務的好處，但他們並不總會主動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因此對公共衛生帶來的正面影響並不足夠。再者，在提高效率和令這些資源的使用變得更均衡兩方面難以互相兼容。不過，我們從理論上證明了這些普遍的常識或憂慮並不總是合理的。」

化解「社會困局」

研究人員利用低收入及高收入兩個差別顯著的族群之消費模式，來闡明他們的論點。此理論同樣適用於其他以人口、社會經濟或地域劃分的不同族群。他們的基本想法是，若果低收入的個人能更多使用這些抗疫資源，其在更廣泛的公共衛生及經濟層面延伸出來的邊際效應，會相對大於高收入個人在這方面之影響。可以想像，把口罩送給一個負擔不起買口罩的人，比送給一個能買下100盒口罩的人，能更有效地阻止疫症的傳播；反過來，後者若能捐出一定比例（比如10盒）贈予前者，亦會產生類似效果！

在人們對抗疫資源的需求激增，而製造商及服務供應商卻因產能有限無法讓供應趕上需求的情況下，以上的結論尤其有用。

「低收入的市民越能購買產品和服務來保護自己，整個社會就越能受惠於他們的消費。當他們的消費超出正常供求情況下其購買力所能負擔的水平，便會產生這效果。」郭教授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麼就防疫相關的資源而言，那些普遍的常識或憂慮可能並不成立。高收入的族群或許不應能買多少便買多少，以使相關資源的市場價格維持在低收入人士力所能及的水平。同一道理，不同族群之間更均衡的消費，或會讓促進社會整體福𧘲的效能得以提升。」

同時提高效率及均衡

如何鼓勵低收入個人增加消費？答案在於補貼、配給等經濟干預，以使低收入個人能夠購買更多的防護裝備。

郭教授表示，就COVID-19而言，全球許多地方及中央政府都強制要求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這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有利於社會的最低消費政策，因為與高收入族群相比，低收入人口使用這些商品將對社會福祉作出較大的貢獻。

「通過這種方式，確保每個人使用不低於一定水平的資源用以抗疫，執行強制政令讓所有人共贏。」郭教授續指：「這還突顯出，向低收入個人提供補貼，或免費供應一定數量的個人防護裝備使其符合要求，肯定會有裨益。」 此外，研究人員另發現，當高低收入的族群均獲得同等的補助，比只向低收入人士發放補貼，不僅會對整體社會帶來較少好處，而且會導致不均衡的問題惡化。

另一種消費限制是定量配給，或限制個人消費，尤其是擁有經濟優勢的人。郭教授解釋，這一策略有助於確保更多人獲得充足的供應，並壓低價格，以使更多低收入人士能夠購買抗疫資源。

他說： 「總而言之，這將會讓兩個族群的褔祉都得到提升。但要注意的是，任何有關使用抗疫資源的強制政令，都可能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甚至人權層面的干預，並有可能導致社會衝突。」

助人助己

研究人員指出，鼓勵最低消費，同時設定限制防止某些族群過度消費，既可以提高抗疫資源的分配效率，並可以在全球傳染病大流行期間促進公民之間的均衡性。

惟實際上，疫情期間這些資源的使用一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平衡的。如論文中所指出，截至今年6月，低收入國家僅有18%的人口接種過至少一次COVID-19疫苗。相較之下，在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國家，該比例達到81%。在這些國家，疫苗的囤積造成大量浪費；低收入國家卻始終未能受惠。

郭教授強調：「我們的研究為倡議更公平地分配對公共衞生至關重要的資源提供了理論支持，放之一國境內，以至全球範圍皆准。這顯然非常適用於一個影響全人類的疫症大流行中。」

「優先考慮弱勢群體，肯定能改善整體社會福祉，因為這些族群與較富裕的人相比，其購買防護裝備的意欲或能力都較低。隨著新變種病毒一再出現，我們不能繼續對地球上大部分人未能接種疫苗、欠缺保護的情況坐視不理。畢竟，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把我們的資源分予別人，亦是在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