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書院聯邦到中央集權　　　——中大的書院歷史

文﹕杜宗健

對於剛入中大的新生，你們會比其他大學生特別，除了中大人之外，你們可能是崇基人、新亞人、聯合人、逸夫人、善衡人、和聲人、晨興人、宜孫人或敬文人。我們會比其他大學生多一重身分，有賴於中大的獨特之處——書院聯邦制。不論各位新生是否因為書院聯邦制而選擇中大，但作為一位中大人，我們確要了解這一所與別不同、以書院組成的大學的歷史。

中大的前世——以中文推廣專上教育的三所學校

早在中大出現之前，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早已成立。在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令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當時香港的教育問題十分嚴峻，面對英文中學數量已經不足，突如其來的龐大華人人口令中文教育短缺的問題變得更加急切。基於當時社會局勢，一群因北方有難而退至南方的知識份子如錢穆、唐君毅等人成立民辦的專上學院，為年輕人提供以中文授課的專上教育。中大前身的三間書院便是在這個背景之下誕生。

三間書院之中，要數歷史最悠久的便是 1949 年成立的新亞書院。如上面所述，錢穆、唐君毅等人因逃避共產黨政權的管治而南下香港，一眾先師為了保存及發展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成立新亞書院，希望繼續泓揚中國文化。新亞書院原名為亞洲文商學院，是一間夜校，租用偉晴街的南華中學作為校舍，翌年得到資助，租用桂林街的單位作校舍並易名為「新亞書院」。那時候的新亞沒有職員，一切日常事務全由師生負責，而學校的營運經費則多為募捐得來，教師的薪金也十分微薄。當年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曾打算向新亞伸出援手，但錢穆先生擔心新亞書院會受到耶魯的左右，所以即使書院面對財困，也拒絕資助。

再來便是 1951 年成立的崇基學院，由歐偉國、李應林等人創立。和錢、唐等人相似，在共產黨執政後，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大學被整頓，面臨去基督化。以歐偉國所在的聖約翰大學為例，該大學先後被分割，並併入中國境內的其他非基督教大學中，歐李二人為逃離共產黨而南遷香港。歐李二人到港後有復辦大學的想法，並與香港聖公會等教會團體籌辦專上學院。崇基學院的成立得到當時的聖公會何明華會督認同，並得到教會龐大的資助。創校時已借得教會會堂作校舍，在取得馬料水土地後獲英美教會團體資助，建成 1956 年啟用的馬料水校園。崇基學院希望學生可以獲取中西方面的知識，同時亦著重個人修養。

最後便是 1956 年成立的聯合書院，聯合書院由華僑、廣橋、文化、光夏及平正五所院校組成。雖說聯合是 1956 年成立，但其前身書院均是在 1947 至 1950 年間因逃避共軍而由廣州南遷來港的私立大學，屬稱流亡書院。比起新亞和崇基，這五所書院的歷史更長。聯合書院前身的五間學院和新亞書院一樣，創校早期極度艱難，但後來在 50 年代得到臺灣的孫氏助學金和亞洲協會的孟氏獎助學金，營運情況才有所改善。當年臺灣由國民黨獨裁專政統治，資金不能自由進出，但五間書院仍能獲得來自臺灣的資金，相信與國民黨有關係。加上美國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五間書院才得以統一資源和人才，最終組成聯合書院。書院的學者來自不同背景，有代表儒學、西方基督教等，但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在香港繼續其教育與學術工作，正好反映出書院的多元、包容、自由等理念。書院早期課程著重社會發展，所以會計及商業管理課程發展得特別早。

殖民地第二所大學的誕生

雖然當時中文專上院校在港辦學相對自由，港英政府甚少干涉，但這些院校頒授的學位不獲政府認受，而院校的運作資金亦未有保障。到了五十年代，這些當年逃避共產黨的院校感到重返中國大陸的機會愈來愈渺茫，繼而明白得到港英政府認同是唯一的出路。於 1957 年，當時規模較大的中文專上學院──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中文學院聯合會，希望向港英政府爭取承認它們以中文辦專上教育，應得到和香港大學同等的大學地位。

這些專上院校的成立雖然為港府紓緩教育壓力，但她們卻在爭取升格為大學期間面對不少反對聲音。1957 年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教授在文章中批評中文並不適合大學教育，主要的原因是認為中文教育不可能達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而中文學校的畢業生更沒有達到高等教育的程度。他指出一些科目如物理、經濟等有充分的英文文獻研究，但中文研究的水平不足，因此發展中文高等教育只會拖低香港學界水平。文章一出，隨即引起中文學院聯合會不滿，並撰文反駁皮理思，指出皮理思漠視中國的學術人才輩出，編寫了自然科學、工程學等高質素的教材。其後的反駁文章更上升至民族文化層次，指出香港大學是一所為殖民地政府訓練專業人員和公務員的殖民地大學，不能照顧本土的教育需要。只有一所由華人所辦的中文大學，才能滿足香港華人社群的文化和知識追求。

抗議的文章一出，在社會各界亦得到廣泛的支持，程度遠超政府所估計。即使政府不願意，教育司高詩雅遂不得不在翌年回應:「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 [……] 建立第二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當時國共之間不斷吸納在香港的華人學生，中國境內大學有資助且學費較低，而臺灣亦預留學位讓香港學生前往升學。當時港英政府希望保持政治中立，不希望學生在外地升學後回港輸入左派或右派的思想，影響香港的管治。港英政府遂在1959年決定出資成立中文大學，並邀請聯合會的三所中文學院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最終在1963年成立。由此可見，中大的成立雖有反抗殖民地的意味，但亦受港英政府的政治局勢判斷所影響。可以說，中大的誕生是「天時、地利、人和」所結合。

步向集權

大學成立之前，英國富爾敦爵士提交《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指出單元制對於由三所專上院校所組成的大學並不合適。政府接受了《富爾敦報告書》，據此界定了大學的組織、權力和學制等，使各書院保有很大的自主權。

書院聯邦制在中大成立初期運作尚算正常。由於學系課程由書院開設，書院不論在收生、聘請教師及課程設計等方面均擁有高度自主權。例如新亞和崇基所開辦的哲學課程也各有差異，同學也不必像現時那樣通山跑，只需在自己的書院上課。又以當年的書院通識課為例，新亞要求本科生除了學科知識外，要修讀「中國通史」與「哲學概論」，前者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後者為暸解人類學術思考；崇基的通識課程（綜合基本教育）分三年為學生講解大學概念與思考方法、中西文化及基礎科學。新亞的書通重視中國文化及哲學思考，崇基則講求通才與學術知識，這個分野正好反映書院如何透過通識教育實踐各自的理念。學生的書院生活佔大學生活很大比例，所以同學亦會較親近書院的同學而非同學系的同學，書院也因此可以達至「學系為本」及「學生為本」的方針，令學生在追求知識之外亦具有處世應有的態度。可惜好景不常，書院聯邦制在運作數年後也難逃中央集權這一刧。

資源運用可謂是令書院聯邦制衰退的導火線，使其步向中央集權。1972 年，設備優良的新科學館在大學本部啟用，科學館耗資極大，並非單一書院可以負擔。新科學館自然成為了一眾理科生上課的地點，而課程也漸漸由書院主導轉為學院主導。 1974 年，各書院的工商管理及會計學系聯合嶺南商科研究所，組成全新的「工商管理學院」。大學和書院之間的張力也因此日漸擴大。七十年代初，中大的行政費用遠超港大，因而被政府批評，政府甚至懲罰性地把撥予中大的預算減去四分一，只有預算的百分七十七，希望迫使中大改革書院制，取消功能重疊的單位。1973 年後，學生入學已歸大學中央管轄的各個學院負責，書院管轄學系已成歷史。

1976 年，政府委任富爾敦研究中大的體制改革，以富爾敦為首的委員會其後提交報告，建議大學中央收歸所有研究和教學大權，各個書院學系整合為一，由大學中央管理，而聘請教員、開辦課程、研究開支等，亦全部由大學中央決定。改革美其名是將「學系為本」及「學生為本」的方針分拆，前者歸大學中央管理，後者交由書院管理。書院的角色是提供一個文化環境，薰陶學生的氣質品性，有點像博雅教育。改革後書院的權力所剩無幾，有的就只是分配宿位和設計只佔六個學分的書院通識課程，根本不能肩負「學生為本」的使命。以早年的新亞為例，唐君毅等新亞高層們深受中國宋明時代的書院式教育影響，主張學問和做人應「齊頭並進」、「融通合一」。但如今學問和品德的學習被切割，師生之間更沒有長期的生活接觸。縱使每個人對早年各書院如何肩負「學生為本」的使命有不同看法，但肯定不會是單靠提供宿位及六學分書通可以達成的。可惜的是，改制的決定權不在書院而在港督及立法局手上。立法局迅速通過改制的法案，而真正的書院聯邦制早已壽終正寢。

新書院的成立

隨著書院聯邦制的衰落，書院亦失去它的價值和意義。書院理念、書院精神越趨口號化，書院遂變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更甚者，這個沒有意義的載體卻成為了中大的籌款工具。邵逸夫向中大捐贈的一所大禮堂於 1981 年落成後，邵逸夫即向校方表示有意支持中大成立第四所書院，即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逸夫書院。這是中大第一間以人名命名的書院。逸夫書院耗資一億一千萬，由構思到落成共用時五年，最終於 1990 年正式落成啟用。逸夫書院亦是第一所基於金錢而非教育理念而成立的書院，其成立為以後「不論理念，只要有錢」的新書院開創了先河。逸夫書院成立後，更容許學生可以由原先的書院轉到逸夫。結果書院就變成一個小型校務處，管理著中大不同的地方，同學不喜歡便可以轉來轉去，令本已名存實亡的書聯邦制更加受到破壞。

隨著政府計劃大學教育改為四年制，中大亦計劃成立新書院以迎接改制後新增的三千名新生。由 2005 年 10 月到 2006 年 2 月，校方僅僅用了四個月時間便完成考察、諮詢、寫報告等本應需時甚久的程序。2006 年 4 月，在一個無人知曉的校董會會議上，校方決定興建新書院。同年 5 月，中大校董會通過成立晨興、善衡、敬文和伍宜孫書院，在 10 月決定成立和聲書院。

結語

中大由成立至今，書院聯邦制只是在創校之初運行數年，隨著當時的政府不斷干預大學的事務，書院聯邦制遂變成中央集權制。改制後的中大，書院變得毫無特色，例如新亞書院希望師生共同生活以培養同學的知識和德性，但大學改制後，同學已不再親近書院，試問共同生活的願景要如何實現？現時提到書院特色，在同學口中可能已不再是書院以往所堅守的價值，而是那些讓人可以打卡朝聖的崇基未圓湖或新亞的天人合一亭。這是我們所想要的書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