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時刻——序《中大四十年》各編委
- 前四十
1973年，正值新亞、崇基、聯合三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十周年，當年的中大學生會，出版了檢視當年中大處境的《中大十年》。《中大十年》所載的，不是官方喜氣洋洋或吸引大眾的言辭，也不是三書院創校先輩高舉的理想，而是從反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和批判的視點出發的諸式評論，不論校方和書院，都是《中大十年》批判的對象。當中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和李歐梵〈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更被載於二十年後的《中大三十年》。1983年，中大學生會的「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則出版《中大二十年》，檢討校園文化、學運方向及興衰、中國認同及關懷、中大理想和學制，和校政參與等。按該刊的〈序〉言，「由於資料缺乏，本書絕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十年作品」，並著讀者參閱《中大十年》以補充——此亦奠定了「十年史」的體制。1992年初，學生報內閣「人民廣場」開始萌生籌備《中大三十年》的想法，經接近兩年的編撰工作——其中1993年的工作更受學生報的正常出版工作，學運路線分歧及校內外事件嚴重影響——，《中大三十年》在1993年秋中大開放日前一天，以學生會和學生報的名義出版。[1]《中大三十年》承襲十年史的體制，並以「范記人」——意指以范克廉樓的中大學生會、學生報和國是學會等會社為活動中心，並堅持批判思維及行動的中大同學——的視點，評論校園事件。誠然此舉對近乎壟斷整個香港社會的各式主流觀點，整理及表達了種種異見，但也未能與服膺（甚至把持）這些觀點的機構、民眾和同學好好溝通。
[1]有關《中大三十年》的籌備歷程與編輯經驗，由《中大三十年》出版委員會成員周保松提供。
- 出版緣起
2001年12月，周保松學長和陳日東學長在范克廉樓數學生組織的內外提出了編寫《中大四十年》的想法。他們先後邀約了超過二十位同學與舊生，斷斷續續的舉行了一連串腦震盪式會議。這幾乎是一種斷代的傾閣活動︰周師兄正是《中大三十年》的主編之一，學生報畢竟有著強烈的傳承精神。《中大四十年》編輯委員會終於在翌年七月上旬成立，並為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屬下的法定組織。
顧名思義，《中大四十年》是一部以學生組織為軸心，嘗試抗衡官方論述，延續《中大二十年》及《中大三十年》的校史。隨著四十年校慶的到臨，校方又大灑金錢、馬不停蹄的舉辦慶祝活動，反覆鋪陳單薄的論點，鼓動我們「重溫中大奮進求新的過程」，「分享她成長騰飛的喜悅」。對於中大今天無可迴避的種種危機，編委會相信我們回望歷史片斷之時，必然有跟大學官方截然不同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們八名編委都相當認同《中大三十年》的成績；但是十年過去，我們更希望提出翻新的構想，反思甚至再打造「傳統」學生組織的聲音。我們懇切地希望這本《中大四十年》，能夠包含各種面貌、不同取向的聲音，成為一本透過關注微觀細節來體現批判思考、反省主流價值的歷史書寫。
- 編輯方向與選題範圍
在某種意義上，《四十年》可稱是在《中大三十年》的基礎上推進的——毋庸置疑，《三十年》以傳統學生組織的理想主義為中心，作出了系統嚴謹而完整的論述。《三十年》肯定學生組織「放認關爭」的傳統取向，抗衡商業社會的價值觀，對（政府及校方的）官方論述持批判態度，立場鮮明而詞鋒可稱銳利。然而，這種統攝式的編輯方式，在今時今日顯出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因為它總是著重對其他價值觀作對立式的批判，大部分的議題均著重突顯過程中雙方的衝突，往往只能從「學生組織的他者」之角度理解被學生組織批判的一方；不從屬其中心價值觀的事件與思考，難免在這種論述中缺席。近年學生組織日益小眾化，對同學失去號召力，對社會失去影響力，對學生組織而言是難以忽視的問題。近年學生組織漸漸被外界標籤為自我中心、有勇無謀，編委們均曾為學生組織成員，不可不謂感觸良多。
以《三十年》的批判精神為基礎，同時作為對傳統學生組織思維模式的檢討，《四十年》的起點是嘗試尊重「組織以外」的價值系統並尋求對話與相互的深化，冀能對各種議題作出更有深度的省思、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點。我們反對各種順滑堂皇的大論述（grand narrative），並傾力尋找其中的矛盾︰就像校方將中大四十年蜿蜒曲折的過程抹平成「騰飛四十」的荒謬神話，《四十年》編委會願意提出異議。我們著重呈現同一課題之下的對立的深刻論點，亦希望各種細碎、零散的歷史枝節，能夠拼湊出一幅嶄新的思維地圖。 我們固然會在本書紀錄十年來的重大事件（如李光耀獲頒榮譽學位事件、合併關注等等）、並對學生組織關注的議題作深入探討（如「新」「舊」學運的蛻變、師生共治理念的反省）；但同時，相對於《三十年》的重視政治與社會面向、學生組織事件，我們還會嘗試在《四十年》中，開拓較新的議題，包納學術、藝術、體育、個人等等面向，捕捉種種看似瑣碎次要，但其實是構成完整豐富的大學生活的元素︰探討如宿舍生活、鬼故、電影、動植物等題目——希圖在種種似乎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中體現批判與反省的可能性。
另外，我們也會疏理近年中大人或中大組織的社會運動參與（如廿三條，基層關注小組），從大學生活的視野，思考回歸中國前後，中大人的國族身分（如昇旗禮、中國就業計劃的探討），回看校園生活中各式「認祖」「關社」的傳統。當然，作為學生組織的一員，我們也會持續追認、反省種種我們多年來念茲在茲的信念——對中大理想、教育理想、反對教育商品化等信念——並對它們作更深刻的討論。
- 次序
我們想，次序、編排、分類方式，是認識事物的一種方法。
當初構思時︰Iconic（標誌式）的編排方式，與層層推進、由輕到重的強調推論的方式不同。它是以一個核心放射出去的聯想方式，涉及不同方向的範疇——例子還有《1:99》和《他們的911》——當中不會強調因果關係、又或嘗試更新「因果」的詮釋。核心未必就是重大的理念；因此屬於不同範疇的論題會在同一個題目下並置，這是一種聯想方式的更新，希望藉此撞擊出認識我們週遭環境的新方式。
由於這個編排理念，對編委會而言，是指引性多於規範性的。我們並沒有規定所有稿題的處理都必須和「傳統做法」對著幹；而各編委對「icon」的理解也有不能統一的細微處；種種微調式的差異我們都保留下來了，因為我們認為，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整本書也是一個大的icon，以「隨意」、放射性的聯想組成；因此，不同的處理方式會令本身的多樣性更豐富。
另外，開始時︰我們還打算將本書劃分為iconic與專題兩部分，以較著重系統性的專題部分（有「教育商品化」和「學生組織歷史」兩個部分），給予本書（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必要的）某種重心。但因為專題部分出現了許多合併、取消、增生的情況，後來許多題目的處理方式亦不能達到「系統性」的目標，所以最後將專題部分取銷，將製作好的專題分拆為icon。
經過差不多十六、十七個月的製作，現在成書的模樣，與開始構想的圖像，並不算接近。其中一個不同，就是我們構想中的「小型icon」其實沒有製成多少，或是因為時間人力等問題而流產，或是膨脹成了中或大型icon。最後製成的icon有六十個，字數最少的大約二千，最多者二萬餘。
目錄中分為上下冊共13個部分。Sound of Silence中聯想的關鍵是「聲音」，而「聲音」的不可或缺的映襯反面是「沉默」；Sound of Silence題下的文章，往往既出現尖銳或亢奮或激昂的聲音，但同時也肯定（即使是以缺席的方式來肯定）著巨大而難以打破的沉默存在。「1與0」，暗示的是「對立」，其中首三個icon涉及針鋒相對或流矢橫飛的論戰，而「課檢」則是希望打破某些表面上的對立。「暢銷書」中，集結了一部分近年中大常被議及的論題，另一些如「美的教育」、「中文」，即使較少被議及，但回心想想，其實也是合情合理地應被重視的。「聚會」裡的「昇旗禮」與「反戰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國，和國的邊界；而「週會」和「搞搞震」，則不約而同地指向大學教育中的權威與反叛。「有野睇」讓我們看中大的展覽情況與同學自發的電影放映會。「校園結構」是以校園裡各種我們熟知或不熟知的物與事作為聯想的關鍵詞。
下冊中「群落」裡有各種不同的組織或非組織，不同性質的它們並置在一起，可能會讓我們對（校園、社會）生活的方式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成年人」裡面有老師、李國章——雖然大學生也是成年人，但相對而言，我們覺得「成年人」指的總是他們而非我們——而「政制」也通常被認為是「成年人」的玩意。「講錢的感情」裡面有些活動明火執杖地講錢，有些則否；但這些活動也不能不涉及一些（彷彿）與金錢對立的元素，感情／理想／熱誠……有時講錢傷感情，有時則否。Event以具體事件為主體，「六四」和「廿三條」都是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重的事件，而「合併」則是中大當下面對的重要問題。「我地——」指的是「學生身分」，「你好，同學仔」是十年來幾篇中大學生的思考；「drop，out」討論的則是「放棄大學生身分」這一行動。「打開眼睛」大約就是增廣見聞，所以有「電子通訊」和「大通識的小圖像」。「好易（中大）通」裡有一大堆名詞，它們的詮釋與意味著什麼，或許是有趣的問題。
編排的標準並不複雜，但也並不具體：我們考慮的是讓不同的題目能有參差對照之美，也考慮到如何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這種編排本身可稱鬆散——我們的本意，是在表述自己的編排方式之同時，指出這種編排並非唯一可行的，並鼓勵讀者為本書繪製自己的地圖。我們本想在每個稿題後再加不同的聯想路線（就如小時那種自己決定結局的「抉擇叢書」一樣），但限於時間人力，胎死腹中。希望本書（假如可以）重印之時，可以圓此心願。
另，每icon之前言由負責編輯撰寫，經編委會通過，可以代表編委會立場。至於輯中文章則只代表作者立場，其中除註明出處者外，均為作者應編輯邀請而撰，對此我們衷心誌謝。
- 歷史性
好的歷史書寫——不論其是否假設只有唯一版本的真實和準確——要求我們弄清楚一些關係，一些人物、機構、外圍政經、社會環境，和其中改變和反抗改變的動力之間的關係。它能仔細和詳盡地協助我們理清對以往的一些偏見；告知我們「現在」是怎樣編織出來的，和將來在甚麼情況下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還有為甚麼。
對以發掘、微觀等旗號引令的《中大四十年》而言，純粹收集已發生、有記載的事，以一條時間軸將它們串起來固然並不理想。然而，盲目收集同一時段之內，關係似有還無，似是而非的大小事，我們也不會滿意——雖然礙於資料所限，這不易做到。以上兩種形態所描述的情況也許是兩個極端，而本書的稿題便在這兩種取向之間以不同成份組合而形成的。當然，用這兩個形態所連成的一套座標來評價本次歷史書寫不過是其中一種方法，更多稿題是不期望給這套座標來評價的。
猶有更非歷史的稿題——例如「寂靜」、「語文精修」，當中有一些價值觀或提議在稿題中孤獨地豎立，質疑拷問現有的價值觀或現象。這種論述的進路並沒有嘗試考慮到其批判之問題的歷史構成過程——純粹概念上的辯論，對我們理解該問題的所在未必有太大幫助，更遑論提出改善的辦法了。這些現在還不是歷史，將來或者可能。
- 黃金十年
十年之前，《中大三十年》出版之時，正正就是中大落實三年制的時候；十年過去，恢復四年制的呼聲又出現了。照理解，九十年代初期，不少新學系（像工程、建築）成立，不多不少都倚靠四年制變三年制所省下來的錢；今天，政府赤字當前，教育經費快將大幅削減，人類學系已馬上有反應，找來歷史系合併，確保將來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在這種幾乎可算汰舊換新的更迭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整套大學建制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可能；我們的學術自由最終還得取決於官僚短線的教育想像跟他們有份營建的財政形勢。三年四年固然牽繫到中文大學的教育理念，但現在我們似乎回到一個共識︰四年制比三年制好，可並非因為四年制可以容納更深入的學術探研、鼓勵更多課堂以外的思考與學習，而是因為四年制之下經費削減的幅度較小——一個與人文理念無關的邏輯。政府說學習是投資是增值，報章說我們唸大學所耗費的四十萬要三年才「歸本」。財政資源，成為了我們去論述教育最不可迴避的語言、考量教育最常用的焦點。
九七以後房地產市場的大幅滑落與科網企業的旋起旋滅多少證明了我們整個城市犯了過度擴充的錯誤，教育體制也許也要付出代價；政府大幅削減副學士生資助的情態，就活像一個蝕讓離場的負資產業主。近日多間大學學生會都就政府的彈弓手大肆抗議，但問題也許未必可以這樣直接的去衝擊︰政府企圖將教育成本轉嫁到同學身上，將教育一刀切地講成投資——「今日蝕少少，聽日賺番，總之用者自付」——的抽離姿態固然卑鄙，而且不能容忍；但如果我們不顧一切的去反對削資，會不會本身就忽略了教育裏的其他與資源無關的元素，甚至多少地認同了政府選擇性的「多一分錢，教育就會好一分」的商品式論述？如果我們看看大學生對今天財赤風雲下削減綜援、削減公用醫療福利的反應，我們會否覺得自己的發聲姿態有點遲鈍，有點自私呢？我們不可沉默，但追問的也許應該是︰教資會「不把錢花光就冇下次」的撥款政策有否鼓勵大學浪費？如果有人得減薪，哪減薪的是誰呢——會是月薪數千的低級職員嗎？大學會否因此批出更多外判合約、催生更多剝削工人的僱傭關係？為什麼首當其衝給欺壓的會是學歷本來就沒有得到社會好好承認的副學士生，而不是本科生呢？進一步而言︰眼見大學令人困擾的問題這樣多，即使政府不削資源，難道我們就會有很美滿的大學生活嗎？
《中大四十年》的歷史書寫與論辯取態正是要把種種看似對決的價值組合的難題嘗試講清楚︰我們不講錢嗎？我們講錢呀講錢錢呀錢呀；但我們也不應無視其他價值。And vice versa. 可能有同學仔覺得有人搞學生會是好的，總有人要站出來，談談理想，和其他不怎麼「實際」的問題；但他們也覺得，學生會的聲音與他們無關，因為他們沒有那樣「清高」，他們樂得見到學生會擔起了「清高的理想主義者」的角色，而他們則繼續過一些「功利」的生活。《中大四十年》正正希望爭辯，這裏還有別的可能︰一個學生組織，又或一個同學的理想形象可以是一個「功利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處身一個非此即彼的處境，但更多的情形是只要願意理清事情細節，我們還有足夠的空間想像一個又一個不存有偽對立陷阱的情況——一個讓我們可以設想更多可能的位置。在歷史的紀述之中，我們希望可以更仔細地理解關係與關係、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種種張力；在議題的論辯上，我們嘗試還原各種被抑壓的價值，質問讓我們窒息的、黃金萬歲的意識型態。
- 新的校長．新的展望
籌備出版《中大四十年》的兩年間，中大經歷了李國章、金耀基及劉遵義三任校長。雖然這位來自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劉校長，並非由學生、校友選出來，獲委任前更連一次公開諮詢也沒有，但我們仍希望，向這位將於04年7月才正式上任的中大第六任校長，提出幾項期望。
一個能夠成功為大學籌募資金、吸納優質師資、力爭學術排名，將中文大學推上跟國際競爭軌道上的大學校長，真的可以回答社會給我們的問題與要求嗎？中文大學走上這樣的道路真的可以培養出知性基礎與人文關懷俱備的同學嗎？我們的學府應教出怎樣的學生？應有甚麼理想？追尋甚麼真理？
我們希望，在當今鼓吹「資源增值」、「成本效益」的社會洪流下，大學不致淪為職業訓練所，論文不致重量不重質，科研不只為謀取贊助。我們希望，在這個教育經費緊縮的關鍵情勢，劉校長願意尊重每一位中大人的貢獻，考慮每位中大人（以至社會公眾）的利益與感受，公開與師生、跟員工商討中大的前途。我們希望，在一個官權持續壟斷社會資源與政策的背景下，劉校長會願意，擺脫官方那種近乎自欺的聲音，深思具體歷史中的中文大學的成長，跟大家一起思考過去與將來的，種種，隱憂的時刻。
同樣都是描述校園的寂靜，小不點的〈我討厭，我真的討厭〉則充滿憤怒，要求他人的回應。這首是在94年「李滿全事件」（詳見〈簡而秘．課檢史〉）中的一篇小報，指向著校方及師長對事件的拒絕表態。〈我〉詩中的世界，對比〈倒〉來說，黑白分明且容易理解得多。這就涉及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品要製造影響和力量（尤其正面、積極、廣泛的動力），是否就需要簡化？簡化到什麼程度才叫適當？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第一百種相同的聲音〉充滿了聲音與話語，表面上與「寂靜」似乎截然相違。但根據詩題，在作者看來，這些聲音與話語都是「相同」的；詩的第一節且說「不懂說話的說話／懂得說話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即（迎新營中）被說出來的話語都是愚昧、無意義的；不妨說，這樣喧嘩的世界，其實等同沒有聲音。近年持類似觀點批評迎新營的文字其實不少，〈迎〉的出眾，在於詩中的轉折接合流露出作者對字詞與邏輯的敏感，對不同類型的語調的控制力，及極出色的幽默感。另一項難得之處是詩末隱含自我批判的意識（當然反過來說也有點過於面面俱圓）；據筆者觀察，幽默感和自我批判，其實是近年一眾迎新營批判論述照顧得不太出色的兩方面。
曾有一位教授在課上說，他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時，學生都很主動發言，他很奇怪香港的學生上課為什麼這樣沉默。聽過類似說法的人相信不少，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的人相信也不少。那麼，我們的教授，對校園的寂靜也該有自己的體會了。邀中文系的樊善標教授撰文，是因為他相當懂得邀請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又似乎常遇到課室裡沉靜的空氣（大概他的學生都是對他靜靜地心生好感，卻不發言？）。無疑是希望學生們能在課堂上更活躍主動，但又不願把學生全體一棒打死為緘口不語；對現況有較為體貼的評價而且不忽略例外情況，但又嘗試提出批判——這其中顯見了作者令人敬佩的細膩和小心翼翼。樊文指出，課堂討論氣氛是師生關係、校園學習情況的重要病徵（symptom），前者的衰頹表徵了後兩者的衰頹。而衰頹的關鍵在於，大學教育（及衡量其得失的標準）已經不是掌握在學術中人的手中了——而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各種校園現象，無視其與整體社會的互動。
張歷君〈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文題已經表現了與樊文的契合。02年夏天的中大迎新營「新亞桑拿」事件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報上文章多表現各種對大學生的失望和不滿，其中呈現了社會對大學生的微妙凝視（gaze）——部分剛畢業不久的學生高舉「老鬼」身分，大嘆世風日下，在自己畢業後大學生突然就變得不可救藥了，正是最傳統的踩低人地抬高自己。張文沒有捲入當時的混戰，但無疑是對該次事件最詳備、後設、學術的分析。張文的分析工具、姿態十分（嚴肅地）學術、精英，但其論述過程、對斯洛文尼亞理論怪傑齊澤克的大幅引用、對各種論述的拆解與還擊，都可稱妙趣橫生、可以理解。像交叉呼應著樊文和〈迎〉詩，張歷君以相當理論化（表面上並不平易近人）的方式指出，喧鬧的「迎新營（事件）」其實是沉默的，是一次社會以各種機制將大學生消音的事件。而張文對大學生的同情姿態最為突出，他期望大學生能從社會的沉默裝置中掙脫出來，發出真的「惡聲」——而社會也應該醒覺到，它在要求大學生獨立思考之餘，同時在拑制著後者。個人世界的寂靜，校園的寂靜，無法與整體社會脫離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樊文和張文兩篇邀稿，約稿日期接近而收到稿件的日期相隔超過半年，其中表現的（兩種方式的？）尊重，編者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