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個人走到組織的集體力量——訪醫管局員工陣線

訪：蔡美琦、李健豐、梁日恆
文：蔡美琦

訪問約在醫護罷工結束後的第二個星期，這天剛好是 醫管局員工陣線（下稱工會）舉行常會的日子。理事 一邊吃著外賣飯盒，一邊忙著與其他人更新工會近況：「條數嗰邊點樣？」、「陣間仲有其他訪問要做 」，而更多的討論圍繞不為外界所知的組織連結和面貌。在工會擔當理事的司庫 Chris，以及核心成員秋仔（化名），從參與反送中運動到籌備工會，再於 2 月發起一連五日的醫護罷工，隨著身位與社會事件的改變，兩位見證著工會集體力量的形成。

從反送中走到工會

積極參與運動的 Chris 和秋仔在成立工會之前，曾舉辦過數次集會，如 8.2 醫護界愛丁堡廣場集會、9.2 跨界別罷工和集會及 10.26「尊重人權 克制警權」集會，觀察到集會和工會組織者身位的不同之處。一向以「無大台」為號召的反送中運動沒有鮮明的領袖或組織，運動中強調的個人，與工會強調的集體成了很大對比。

運動期間的集會是短期而單一的行動，例如 8.2 聲援八五大三罷，10.26 譴責警方在醫院的暴力和違規，目標清晰，亦不會有後續部分。Chris 形容「工會係一個長期作戰，會因時勢而有唔同訴求」，就如內地爆發武漢肺炎後，工會提出全面封關等五大訴求 [1]。而 工會的未來目標是關於醫患比例、晉升前景和上司下屬關係等勞資層面的矛盾，「其實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同一次性嘅集會好唔同，完咗個集會我哋嘅角色就完咗，但工會嘅角色係會持續落去。」

運動集會的搞手與參與者關係比較疏遠，欠缺具體溝通，秋仔解釋集會因應社運訂立主題，吸引市民參與，不需要標誌性的帶領人物，「群眾唔需要知道組織者係邊個」，也甚少有相互溝通的機會，只是個「One-way delivery」的過程。工會較為著重組織性，和會員有很多互動和討論，籌委也要「企出嚟」代表工會。會員能表達意見、處理工會事務、參加會 員大會、投票，甚至競選理事，在這個過程中建立長遠的關係。當然工會絕對不是下指令的角色，當中包含很多民主協商成分，會幫助有訴求的會員爭取權益，強調不是單向的傳遞。 

罷工是如何煉成的？

肺炎爆發之始，最能牽動醫護界的情緒是憤怒——面對政府和醫管局。林鄭冷處理民間和醫護訴求，拒絕與工會代表會面，後來也以「擠牙膏」式回應工會提出的五大訴求；對醫管局的憤怒更是日積月累所致。對比 2003 年「沙士」時期，醫護有充足裝備，高層也會落區。如今的醫管局完全沒有展現對員工的支持：裝備不足、高層完全不聞不問，導致員工士氣低落。秋仔說「只要政府回應到訴求，我哋就唔會罷 工，我哋提出呢啲訴求都係為咗保障市民嘅利益。」

單靠滿腔憤慨是不可能達到成功的罷工，工會因此需要制定詳細的罷工訴求和計劃，以確保會員是在進行具影響力的工業行動。

在制定院內訴求的過程中，工會能體現民主溝通的精神，如在不同醫院的 Telegram group 得知裝備不足、隔離政策不透明、工作安排混亂的情況，從而得出要求充足裝備、隔離病房等要求。可惜的是，由於武漢肺炎事出突發、分秒必爭，工會未必有太多時間與會員在眾多細節上達到共識，如檢疫程序的細節。但對於封關的技術性訴求，工會傾向跟從行內袁國勇、何柏良等專家的意見，會員對此也沒有太大異議。

儘管會員都對政府和醫管局不滿，但罷工於香港而言仍是不常見。秋仔說同事充滿疑惑，「擔心罷工嘅合法性、保障、人數力度、工會背景，乃至於成個罷工嘅過程係要投票、跟規則去罷工、簽到、開會等等，有同事可能係全部都唔知」。隨著工會講解罷工流程和實際內容，釋除不少會員的疑惑，加入工會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工會公佈新增會員人數和職系等數據，帶來鼓舞。最終會員大會的投票反映到員工的支持， 罷工方案取得 3000 多票贊成、10 票反對，罷工勢在必行。 

有了這些前期準備，到底罷工實行起來是怎樣的？首先，工會收集了所有參與罷工會員的姓名和職系等資料，整合後遞交給醫管局，簽過名的同事不可能「縮沙」。第二，工會之於罷工不可缺少的地位，在於它是法律下的保護傘，只有註冊工會發起的罷工才有法例保障，因此工會不建議會員以請假模式罷工，因為「真係 Absent from duty」。而罷工的影響力也是建基於一定人數的員工離開工作崗位，並從中展現集體的力量。第三，罷工會員需要每日報到，讓工會統計參與人數，也能反映罷工的畫面給社會看，告訴大眾「有幾多個人參與罷工、點解佢地咁不滿」。事實上，社會大衆都能看到報到街站每天維持長長的隊伍，參與者並非第一日請假後便回到工作崗位。

然而，在媒體激昂的報導背後，員工也面對著巨大的職場壓力。上司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態度好一點的會說「其他同事應付唔到」，希望員工返回崗位，惡劣的就直接恐嚇員工會發出警告信，甚至說「唔返工就犯法」。醫管局也曾發電郵給所有罷工員工，企圖阻嚇他們。雖然工會已盡量說服和解釋上司是在誇大其詞，但也有不少會員因不清楚法律而被嚇到，又或者不忍其他同事太辛苦，決定返回職場，罷不足五天。

罷工第五天，工會發起投票，詢問會員是否願意繼續罷工，門檻為 6000 人。結果約有 4000 人反對，比率達 57%。秋仔指，延續罷工較首次發起的要求人數高，原因是策略上的行動升級。首幾天罷工的人數維持在 7000 至 8000 人，後來回落至 6000 多。會員都明白延長罷工意味著行動升級，但是罷工人數一直下降，甚至比第一個星期少，工會便失去話語權，在僱主角度，醫管局是不需要回應的，變相只會平息了罷工。在影響上，罷工期間沒有處理的病患個案所造成的醫療壓力，繼而迫使醫管局作出回應。越來越多人復工只會減少威脅，令其他人沒有信心繼續罷，目前可動員的人數已經見頂。 

罷工是成是敗？

香港工運向來勢弱，工會更予人「蛇齋餅粽」 的印象，這次罷工到底能否增加民衆對工會或工人運動的信心？秋仔覺得仍然很難判斷，不同人對醫護罷工都可能有不同想法。就成功的部分而言，是次罷工能按計劃完成，展現了規劃過程和實際執行的面貌，工會也能以罷工的威力與醫管局談判，成為外界參考的例子，也是由自發性罷工走到有組織罷工的重要一步。 另外，罷工的影響在於迫使政府封關，雖然政府的封關措施和時機遠遠未達到訴求的標準，但民間也會有很多聲音認為「如果醫護人員唔出嚟，政府可能連呢啲關都唔會封」，政府的確「擠咗兩次牙膏地封咗關同做強制隔離」，當然這點是成是敗，還是要看大家如何判斷。

談及罷工未做到的效果，固然是政府和醫管局沒有回應五大訴求，秋仔認為會員付出代價罷工後，可能因為罷工的策略、活動或僱主強硬態度等原因而失敗，「工會好難畀到會員一個交代」，尤其訴求一個都達不到，醫管局毫無誠意，甚至不承認工會的地位，會員難免感到灰心。

秋仔認為由於社會關注點放在封關，欠缺討論醫護裝備不足，自然令壓力主要放在政府身上，變相醫管局「只要唔回應，拖到去罷工第五日已經贏左」。再加上醫管局是公營機構，罷工的經濟損失對它的影響不是很大，而工會也要擔心醫療服務會否受到很大影響，不可能全方面罷工，所以需要依靠社會氣氛向醫管局施壓，「當罷工持續唔到落去嘅時候，醫管局就可以完全無視我哋」。這有機會削弱會員對工會或罷工的信心，認為罷工沒有用，以後未必會再參與工業行動。

至於是次罷工會否影響未來會員參與工運，其實仍是難以判斷。一來牽涉到未來社會事件的嚴重程度，或會員能承受代價的大小。相反，就算今次罷工未能達到訴求，但如果工會能夠保護會員免於秋後算賬，提供法律援助，甚至在官司勝訴，亦會塑造一個成功的形象。因此應該由不同方面看成敗。

未來組織之路

罷工因疫症爆發而變得急切，Chris 也坦言， 本來工會在醫院的組織聯絡仍未完善，較難有由下而上的參與，未來的組織方向會想放在院內的溝通，在每間醫院建立 Telegram group， 收集不同病房和部門的意見，建立網絡。現在就著罷工已經有很好的溝通時機，例如可以收集秋後算賬的情況，或者裝備不足的問題。目前醫管局的指引不足以回應各個病房或醫院面對的情況，工會因此會整合大方向或常見問題向醫管局反映，讓同事可以就 Guideline 對抗上司的打壓，「本身諗住喺院內深耕細作，分析返每間醫院嘅形勢，之後再睇唔同 Chain of cluster 係點樣。」

面對反送中的政治分歧，Chris 和秋仔認為「工會嘅中長期目標都係不分黃藍嘅勞工訴求，例如醫療改革、護士比例等等，我哋將來想做嘅嘢係細分唔同界別醫生、護士同專職醫療，了解佢哋訴求（去爭取權益）。其實我哋係因反送中而出嚟嘅工會，但唔會淨係因為反送中先會出嚟。」

筆者認為今次罷工為香港工運歷史打開新的一頁，從組織到執行，都能展現緊密的合作和協調，更向大家示範了「何謂真罷工」。然而，反送中下的工會潮帶著鮮明政治色彩，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工會若要有足夠力量，單純吸納「黃絲」會員並非理想做法，工會應如何連結說服「藍絲」同事？面對政治分歧，於爭取勞工權益的工人運動又能否動員最大力量？今次罷工可謂不分黃藍，員工都因意識到危機而加入工會， 可見他們能夠超越政見的矛盾。長遠來說，工會要解釋民主和民生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也是工人賦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