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

樊善標

約稿的同學說，有一次我上完一節和幾位老師合教的通識課，她問我學生的反應怎樣，我答鴉雀無聲，一片死寂，那時恰好一輛響號的警車經過，我說了一句話。她問我你記得說了甚麼嗎？我已經忘記了。「你說：這是來拘捕那些學生的。」──這，當然是她來約稿的原因了。

如果不必顧及實際，我看最吸引人的上課氣氛，就是倚坐在橄欖樹下，陪著蘇格拉底，享受他用「產婆術」把我們不自覺擁有的知識接生出來。退而求其次，跟著孔夫子東奔西跑，師生談談平生抱負，也不失為好玩的遊學旅行。但這些只是空話，因為蘇、孔兩位老師都沒有詳細的教學大綱和課程進度，修業年期不限，也沒有人來查問他們怎樣「裝備」學生以適應社會需要。這和現在太不相同了。

不過，無妨試試在老故事中找出一些可以古為今用的教訓。蘇、孔兩位老師的遺風所以為後世景仰，撇開學問、人格等驟難企及的質素，我想這兩點大概是最重要的：身教、親切輕鬆。兩位老師沒有教室，除了睡覺，幾乎是全時間上課，口說的是教，更有效力的是生活習慣和態度，這是不一定要說出來的。沒有考試壓力，老師又和藹可親，當然輕鬆了。這樣一想，我們嚮往的其實是他們師生的相處，而不僅是上課的氣氛。要是他們每星期只和學生見面兩三小時，學期末又有考試，必定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所以把上課氣氛孤立起來討論，恐怕是沒有結果的；要說就得說師生相處的問題。

我無意開出若干項教師或學生的「必做或必不做(do’s and don’ts)」，因為力有不逮，也因為不相信有這些東西。教師和學生相遇之處是校園，或者更廣義地說，是教育制度，要談論兩者相處之道，必須認清楚校園是怎樣的校園，教育制度是怎樣的教育制度。

從前對大學的定位，有所謂象牙塔與服務站之爭。簡單地說，象牙塔是指大學和社會保持一段省思的距離，服務站可以顧名思義，就不用解釋了。在今天，特別是極端計較短期效益的香港社會，傾心象牙塔者早就全面潰退，值得一提倒是服務站提供的也不是從前的服務了。流行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口號，在原理上是正確無誤的，但落到現實層面，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兩文三語、溝通技巧、EQ、宏觀視野、創意，是我們聽得最多的「大學生必殺技」。主修學科的專門知識？當然是不言而喻。但不言真的是不言而喻，還是認為並非最重要呢？前面列出的幾項似乎可以杜撰一個術語──後設知識──來概括。社會大眾愈來愈認同這種論調：由於知識日新月異，工作所需不能只靠本科或研究院幾年所學，所以大學──中學又何嘗不是──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學會學習」，以便「終身學習」。後設知識就是一般相信有助於學習專門知識，並轉化為工作技能的「幕後」質素，今天服務站主力或宣稱提供的就是這些。我認為這在原理上也未必不妥，問題是矯枉難免流於過當，賣花讚花香說現在提倡的是活知識，變相就是說從前教的都是死知識。「後設知識」並不是一個自足的範疇，它需要通過不斷闡釋、重組或解拆已成體系的知識，來證明它存在的價值。今天我們為了各種所謂迫切的理由，把它相反相成的對立面驅逐到荒涼之地，看似獨尊一元，其實賸下來的一面已經虛化得徒具形式了。而這些事情的底蘊，如果直接地說，我認為就是，衡量一所大學辦得怎樣的尺子，無論如何不再握在學術中人手裡了。

既然我們處身的是全面為社會服務的教育制度，批評大學生沒有求知欲望、學習態度差劣的人要小心了。請先澄清這「知」是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是後設知識。如果說後設知識的精神是靈活變通，現在的學生一點都不遜色：參加系屬會活動換取住宿優先權或其他好處、選科專挑容易過關分數寬鬆的、對閱讀材料的份量討價還價、「捉」考試題目，甚至抄襲功課。要責怪學生上課前毫不準備、上課只求教師說得清楚他們聽得舒服、提問時垂頭噤口假裝看不見、兼職第一活動第二曠課成風……不妨先把陳年的價值觀念放下，平心靜氣問問他們究竟是怎樣權衡得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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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面指摘的罪狀真的很普遍嗎？無論過去或現在，都不乏無聊胡混之徒，也儘有刻苦向學之輩。我也上過令人感動的導修課，十五位同學，幾乎全體都發過言，而且是早有準備，並非臨場現編的，沒有說話的也點頭示意。打開CU Forum課程討論區網頁，上星期主持導修的同學繼續提供資料，補充課堂上沒有時間說的內容。上學期書院通識課的問卷調查結果寄到了，原來有65%的學生讀完了八成或以上的閱讀材料，難怪上課發問時有人回答。我客串過另一個通識科目，在邵逸夫堂演講了一次，後來工作人員告訴我，有些人睡覺，但和鄰座談天的不多，算是反應不錯了，我也同意。

我在中大讀書是八十年代，雖然大學生已不稀罕，但畢業後找份安穩工作沒有甚麼困難。當時有人把university音譯作「由你玩四年」，不過「玩」也有很多種的，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的也有，埋頭書本、不問世事的也有，前者固然是玩，現在看來，後者也太奢侈了。後面這種人，今天也未絕種，但要付出更高代價，得到的認同卻有限。一般學生只好在現實生活所資、將來社會所需、個人學術興趣，以及人類好逸本性等力量的牽扯中，蹣跚找路前進。

畢竟是社會上有希望的一群，在掙扎中尚有餘力，如果教師表達得有趣些、清晰些，他們還是會有反應，甚至用功得令人痛惜的。正因為制度的裂痕給這樣勉力塗飾了這樣，很多人就認為學風問題的癥結在學生和教師身上，這其實是蓄意或無意地把學校抽離於它所在的地方。我不是說社會改善了，課室裡就會長出橄欖樹，最低限度，到時罵起睡懶覺的學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朽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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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理想的上課氣氛是師生有交流，學生在愉快的心情下學習。但我忘不了劉殿爵教授教的「中國語言學史」。他提著一個塑膠袋緩緩走下中國文化研究所G22室的梯級，放在講台上，從裡面檢出一本筆記簿，背過身把《爾雅》和《詩經》重見的詞語抄在白板上，我們照著抄，他抄完一塊白板，轉過身來講解幾句，我們還在抄，又要記下他的話。整個學期差不多就是這樣似明不明的，說沉悶也真是沉悶極了。直到最後一課，他總結抄寫所得的結論時，我突然像給鎚子當頭猛敲了一記，前面許多個星期輯錄編排的資料，全部指向這個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結論，就像偵探小說的收場，所有線索匯聚到一點，然後兇手現形伏法。沒有前面的鋪敘，我根本不會明白結論的意義，原來最後的興奮要以累積的沉悶和忍耐為代價。

還有陳勝長老師的「文字學」。他抓起一篇論文讀了幾行，又換一篇論文讀幾行，都是挑中間的部份讀，他的評論夾雜其中。我們怎樣也追不上。下課後覆看筆記，翻查論文，仍是不能透徹了解。後來我們幾個同學分工合作，每人負責一個課題，根據筆記和課上提過沒提過的參考資料，整理出一篇篇札記，交換看了，才敢到辦公室向老師請教。必須承認，在仍要考學位試的年代，我們花這些工夫自有其功利的考慮，但在準備期間，我們赫然發現整合資料的能力極限提升了。有人說抄一本書是抄襲，抄十本書就是參考，有了切身體驗，我們知道兩者的分別不是這樣微小的。

十多年後，我自己上的課，論到互動和歡樂，我膽敢說當仁不讓於師。但我得常常警惕自己，學生的熱心發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問題愈來愈淺易的效果？我同場加映的「棟篤笑」能夠引發學生在課後一訪圖書館的興趣，才算沒有墮入惡道。蘇文擢老師教古文的「文章選讀及習作」時，也騰出時間讓我們發問，但他會先評論說「這是好問題」，或者「你沒有留心，我已經說過了」。也許我把學生「妖魔化」得太厲害，後面這種回應我只會在心裡說，以免傷害他們弱小的心靈。蘇老師一個笑話不說，一句閒話不提，仍能把整整兩個小時縮為一瞬間的講課本領，我當然學不來。但他當年說過的《莊子》寓言，我仍記得：郢人在鼻尖塗一點泥巴，薄如蒼蠅的翅膀，匠石輪起斧頭，颼的一聲劈去，泥巴給削掉，郢人絲毫無損，面不改容，後來郢人過世，匠石就把斧頭丟了。要續上一條尾巴的話，我會說：由於缺乏練習，匠石的本領不久就荒疏了。

互動要看在哪一個層次上互動，歡樂也要看為甚麼而歡樂，我當然希望有足夠的學養和信心，用或沉悶或直接的方式滿足我的郢人學生，以他們為我求知過程裡平等相待的伙伴。懷海德（Whitehead）說過，「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這句話我是很多年前在金耀基校長──當時是新亞書院院長──《大學的理念》一書裡讀到的。儘管時移世易，在感情上還是脫不掉成長階段接受的一套教養，可謂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