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組織的反思—— 與 1989 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對談

文：黃雅文

訪：黃雅文、楊皓鋮

編按：學生一直是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社會運 動的重要參加者，純潔、前衛、果敢——我們都 期望學生可以為運動帶來衝擊，甚至領導運動。 不過香港近年的學生運動似乎泥足深陷於黨派 和路線之爭，走入低潮，學生組織更不時出現「斷莊」情況。到底學生運動運動應該如何發展? 學生組織還重要嗎?學生在宏觀的社會運動的 角色需要調整嗎?我們找來了莊耀洸和黃雅文， 前者是 1989 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後者曾 經在「工學同行」、「浸大社關」工作，也是支 聯會常委，看看他們是如何理解這些問題的。

◆ 組織經驗

傾莊的細節，莊耀洸仍然記得一清二楚，他坦言 如果要對比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傘運在思想上的 準備比八九民運更為充足，傘運前一年(2013 年 6 月)戴耀廷在明報已發表有關佔領的文章，再加 上多不勝數的商討日，學生和市民很大程度了解 佔領和公民抗命的理念。然而，莊坦言當年在討 論政綱時，他們沒有估計會發生如此偌大的學生 運動。

「當年制定政綱時會將實際工作放到最前，對於中國的議題，說真的多數都只有立場上的討論，但實際工作真的不多，所以放到最後。當時我們的政綱連八九民運無提過。做學生組織就是發生很多沒有預計的事，這次還要是大事件!」根據莊耀洸憶述，各大專院校學生會首次與中共政權對立已經是 1986 年，當時就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而發起聯署，學界代表亦婉拒了新華社的要求， 「學生組織強大之處就在於過往的工作經驗與人脈拒絕出席參觀大亞灣之行。關係，有助組織自我修復，是『重要的資產』」。 在上任前，莊耀洸曾翻閱過往六至七年的年度計 劃，所認識的就是歷年有過組織經驗的學生組織 者，各人在往後加入了不同組織，擅長的範疇漫 天遍野，對組織及社運的傳承有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

談到院校內的組織工作，令我想起第一次在浸大發起校內的聯署和遊行，反對校方聯同外判商剝削工友。運動初期，就只有小貓五、六隻，工作很多但人很少。到事情愈演愈烈，和校方及外判商有多次衝突場面，能捲動的學生愈來愈多。到校內遊行那天，共有二百多人。原來，三十年前， 院校內的組織工作亦如此。

八九民運的發展和消息突如其來，形勢千變萬化。 香港的學生也十分焦急，過往學生會就只有六至 七位莊員「落手落腳」做，六四戒嚴後，原來沒 有加入學生組織的學生都主動跑到學生會會室， 說要為八九民運多做一點事，把校內學生參與的 氣氛推至高點。可謂不缺乏組織最需要的「人」， 組織工作應十分順利。然而，莊耀洸提出當時所 面對的問題是「有人參與但不懂如何組織他們」。

「本應學生會整套架構的制定的前提是學生有高度 參與，例如在諮詢會發表意見去討論政綱及持續 跟進不同議題，但一直以來學生都是低度參與校 政等事務，因此，學生會突然人頭湧湧，真的不 知道怎樣叫他們參與。」

回想起自己在浸大爭取遣散費事件，幸好組織當 中有不少「老鬼」與曾上過幹事會的「老鬼」有 聯繫。在運動前期，我們的意識提升和運動的策 略其實都是透過有經驗的學生與我們開會至通宵 達旦，把他們在參與學生會和傘運期間，和學校 對抗的經驗、校方高層的人脈關係教曉我們，令 我們在運動往後更懂得學校的把戲，同時令我們 的政治意識提升了不少，這亦是學生組織的強大 之處。

「學生組織強大之處就在於過往的工作經驗與人脈關係，有助組織自我修復，是『重要的資產』」。 在上任前，莊耀洸曾翻閱過往六至七年的年度計 劃，所認識的就是歷年有過組織經驗的學生組織 者，各人在往後加入了不同組織，擅長的範疇漫 天遍野，對組織及社運的傳承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那個政局背景，其實我們(學生會莊員)還沒開口，已經有一班曾經上過莊、很有經驗的學 生回來學生會，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就是學生 會這個組織的基礎。所以，在戒嚴後，有經驗的 學生就一齊討論方向，最後成立了不同的工作小 組，如國內支援組、突破新聞封鎖線組、街站組、 文宣組等等。而且，他們都會教我們組織之間怎 樣協作，令運動期間資訊上保持流通，不會阻礙 到大家工作。所以我那時會想，如果由始至終都 沒有學生會、學生報出現，這個院校會變成怎樣 呢?」

◆ 無力感

然而，到了 1989 年 9 月，參與的同學人數急 速下降至戒嚴前的人數。我很好奇是否在清場 後，學生感到無力而導致參與的同學離開。莊 耀洸指這是學生組織本身的特質，不同學生組 織無論在過往還是現在都在煩惱如何吸納大量 學生參與。他表示，如純粹考慮學生組織所提 倡的理念，能吸引到的受眾不多，要思考如何 捲動更多學生參與，就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 政治氛圍。而作為組織者，就要嘗試運用氛圍 和所提倡的理念及行動扣連。

我作為學生組織的一員，感到最難做到的是組 織的傳承，要成為組織者，就要盡量運用大學 生涯的短短四年，去學習理論、組織方法等等， 實在不容易。尤其在這個學生運動的低潮期， 莊曾經歷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運動後學生和 社會氣氛都十分相似，他曾否擔心學生不再關 心社會呢?

「一定會有無力感，但要看持續多久。學生雖 然是過渡性身份，但比較理想主義，感到義憤 填膺就覺得要做些什麼。而政權是經常會出 錯，做一些激起民憤的事。隨著運動退潮，學 生在八九民運工作組的參與急劇下降，但之 後的影響生生不息，遍布整個中大。就好像 1990 年迎新營的口號是『建設香港，振興中 華』，是中大迎新營史上首次出現如此嚴肅、 政治性的主題。1990 年崇基學生會因試莊的 學生人數過多，需通過面試在有機會傾莊，會 去傾莊的人都是因為中學時對八九六四有深刻 感 受 。」

◆ 歷史視野

在訪問莊耀洸前，我翻閱過他有份撰寫的《同 途殊歸》。《同途殊歸》是一本記載了香港前途 談判到主權移交的學運歷史書，主要負責把多 年來學界發生過的大事整理。時至今日，莊耀 洸仍然可以將三十年前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形勢 發展倒背如流，言談間，莊耀洸亦多次以縱觀 學運史的視角，來理解八九六四對學運的深遠 影響，以至現時學生組織對六四事件的取態。

過往學生會與政權並不是水火不容，更曾經出 現蜜月期，新華社每年都會邀請各大學學生會 出席國慶酒會和春茗。但自從八九六四後決裂 的第一年便再也沒有邀請中大學生會，當中各 大院校便開始建立了一套反中共的意識。「當 時新華社仍然有邀請某幾間大學，我們那時在 學聯傾，決定一齊不去了!原本以為不去就罷 了，原來更加激烈，去人家門口燒請帖。」另 一方面，學生會與校方的關係亦轉趨惡劣，當 時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崇高，作為作為 1993 預委會的委員，的委員，學生會認為校長是站 在政權的一方。「過往學生會與校方衝突多以 校政為主，六四後變成政治上的不信任，是本 質上不同了。」另一轉變則是，學生可以憑藉

「講不講六四立場」判斷一支莊的可信性。「中 大之前有很多屆的莊講六四時用一些『和稀泥』 立 場 ， 都 一 定 會 輸 。」

六四事件除了建立以上學運傳統和意識外，更 令學界、社會各界開始關注香港前途問題。 1989 年後，學生組織對應 1997 年回歸的議 題進行了多年的抗爭，因此學生組織都能保持 其活躍性和行動力。特別就不承認基本法動員 大量學生群眾參與遊行。1990 年 4 月，香港 第一個民主派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成立，集 結了共同反對六四血腥鎮壓的不同界別人士組 成全港性政黨。1991 年，立法局部分議席第 一次由直選產生，學界熱烈討論並向市民宣傳 應爭取全面直選，及呼籲市民監察直選議員。 1991 年，民主派大獲全勝，港同盟成為第一 大黨。而最後一屆立法局任期內(1995 至1997 年)，有不少至關重大的法例都在這兩年間 通過。

今非昔比，時至今日有不少學生組織都認為不應 該悼念六四。莊耀洸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是可 以理解學生組織為何出現這個轉變。以中大作為 例子，多年來中大學生組織的傳統較為百花齊放， 一個主張並不能完全襲斷其他異見，這是中大學 生組織的「次文化」。同時，他認為反叛亦是中 大學生組織的傳統，因此訪談開初提到傳承過往 經驗的重要資產也有可能成為負資產，因新莊也 有反老鬼的思維。然而，他認為近年學生組織不 悼念六四的主張不只是「為反叛而反叛」，「排外 思潮也是建基於某些社會基礎」，在香港人的日 常生活中每天都會看到中港差異的存在，不悼念 六四，是由憎恨中共轉化為憎恨所有與中國有關 的人與事。「當社會嘅思想被掏空，社會就無基 本嘅道德底線，生存喺呢個社會嘅每個人都將會 變到無道德可言。香港人由憎恨沒有道德的中共 政權，轉變為憎恨沒有道德底線的中國社會及活 在其中的中國人。」

◆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相比起反對悼念六四，迴避討論六四更為致命。 隨著記憶變得模糊，世人會開始遺忘極權政府的 殺人歷史，同時無法反思如何在往後的運動做得 更好。莊耀洸也認為，自己曾嘗試推動一場運 動，嘗試過失敗便會明白，任何運動都不是一開 始就能做到十全十美，因此必須吸收經驗來完善 下一個運動。我覺得，傘後學運領袖回到院校帶 領外判工人運動，亦是一種經驗傳承的方式，在 大運動吸取了政治判斷能力及知識，回歸院校推 動校內的民主化。就中大的歷史發展便有中大 五十年等書籍，勾勒出中大校園內運動的軌跡。 無論將近的傘運五周年，甚至是更繁複的學運史， 當中的歷史脈絡極為重要，閱畢《同途殊歸》 可見，社會及政治事件不斷重覆發生，盤點出相 似事件後作出深入的分析，將會為往後的運動帶 來更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