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E+E》volume 6, spring/summer 2003

現代的大學已經以令人心寒的方式發展到了令人心寒的規模。我們這些依然以為自己份屬什麼思想者社群的人將突然意識到，你我終日佔的所在，不過是一處巨大無比的廢墟。在這裡，我借用已故的比爾‧瑞廷斯（Readings 1960-1994）的術語「廢墟」來描述我們大學機構的危險狀態。瑞廷斯逝世後不久，《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策劃了個討論高等教育的專輯，刊載了他的〈大學，沒有文化？〉這篇極具爭議性的文章，無情地提醒我們，大學畢竟是個社群，不管我們在那兒做什麼，哪怕是消費服務或是文化「修補」，我們扮演的到底是教育者的角色。瑞廷斯這個強烈的比喻——「廢墟」——讓我在香港回歸歷史和文化母體之際拼命地思考，想一想自己作為這社群的一員，如何方能釐清文化的教與學的意義。我在想，我們一天到晚上課開會寫文章，我們做這些，面臨的是明顯的教育形式和體制的危機，正如瑞廷斯所說，全然是個有關立足廢墟的基本問題。

在瑞廷斯的陳述中（Readings 1995：466-7，1996：44-53），大學基本上是現代性體制的部份，他指出，「文化」作為一種強勢理念是隨著民族國家的興盛而誕生的，而「文化」一般是被視作充滿價值、意義深遠的，它向來是我們建立集體道德標準的場所，可是我們的大學現在正面對著它的瓦解。當民族身分在人民中失去相關性，原初的文化理念就立即變得不可想像，尤其是對大學社群來說。因為隨著文化的商品化，大學作為公共空間中一個機構的功能也在衰退，同時知識分子作為公眾人物也在消失中。今天，我們已多少開始接受這些事實，在高等教育中，關於文化，我們說不出甚麼是真正可信的，所能做的則更少，甚至連民族主義話語或原教主義式抗爭論述都只顯得力竭聲嘶，悲慘地墮落，再等而下之的，在此科技主導的新世代中則更顯得空洞虛妄，完全缺乏一絲說服力。

文化的不可能性

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是，在日趨官僚、日漸同一的大學裡面，固有的、具解放意義的人類文化的理念已然崩潰。而它使得學生和老師一樣，在要充分欣賞學府以外的多重視點和多種異見時，在把握學府以內教育的形式和意義，要把它視作一種不斷解放的文化經歷時，都感到很不踏實、極其吃力、到處矛盾和困難重重。

為了能重新發現大學教育的真諦，我們也許需要暫時從現代機構管理文化的主導意識形態之中游移出去，轉到現存的體制界限和學科領域以外，去拷問現代社會在頹敗之後，我們還有再思考大學、重構文化的自由嗎。

我們需要的，是嚴肅地做一種烏托邦式的飛躍，從文化的不可能規劃飛躍到文化教育的可能性中；儘管一片頹敗，但還是需要面向現實，立足廢墟，並通過策略性統合體制界限的重組，重新演繹文化的意義（或是說明文化意義的缺乏）。

關於文化可能性的這個悖論，瑞廷斯曾諷喻性地提到當代學術界裡一個「奇怪的巧合」，它同時標誌著我們大學事業的衰退和興起。簡言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隨著依附於大學教師——知識分子——這個角色的某種「說話立場的喪失」（這些大學教師一一知識分子在整個現代性的歷史中，曾經佔據著文化建設的主導陣地）在大學文化研究這個他所謂的「準學科」中，最近一個新趨勢，「預示著要為人文學科樹立一種新典範。它將或者聯合傳統學科或者予以取締，從而調整當代知識問題的文化政治，重建大學的社會使命」（Readings 1995：46-7）。在這個異常混亂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試圖追問為甚麼文化研究成了一種從原先的主體性位置的構成上分離出去的努力，這個主體性位置本來是因現存的體制界限和學科領域而得以呈現並成為可能的。我們尤其需要關注的是，當代文化研究將怎樣不得不以具體的策略性學科重組來加以回應。舉個例子說，任何課程安排，一旦要在一套實際的學科參數中重新整理科目的內涵和結構，就必須同時要在我們依然稱之為「大學」機構的頹敗狀態下，追問新學科在當前現代知識和文化構成中的主體性位置。

在廢墟裡，在我們仍未完全被「體制性實用主義」（institutional pragmatism）吞噬前，我們可以討論，受到全球文化經濟影響而激變的當代社會，文化研究中另行構想的跨學科設計，到底是怎樣為培養開放的視點提供了契機。我們相信，這種視點的培養有助於大家去理解當代社會和體制的有關變化，並試圖去改變我們對這當代社會的有關理解。顯然，涉及文化研究制度化的某些晚近的趨勢是令人擔心的，因為體制內對社會文化種種曾經引發學科轉換、刺激批判生機的異議，如今已不復存在了，它們日漸被裝扮在「專業主義」或「卓越學科」的體制包裝裡。自然，這些專業主義分別棲居於新近劃分（也難免是學科預設甚至是學科重組後的）的知識權威之上。

作為按月領薪的「知識分子」，我們要清楚意識到現代的廢墟儘管荒謬，你我還得從學院的慣例中浮游，倒不是為了哀悼那宏大的文化理念的失落，而是想設法從廢墟中找到重新立足的辦法，（假如可能的話）讓我們從根本把握作為教育計劃的文化建設的轉型。在此片廢墟，大學還能夠是思想者社群嗎？而作為教育者的基地，「文化研究」仍可營造生機嗎？

重新想像思想者社群

我們目前最急切需求的，並不是建造一所更有效率、更具「國際」水平的「卓越」學府，也不必硬說要去樹立一種更具權威的知識典範，或發展大一統的學術事業。瑞廷斯主張，大學必須尋找一種「新語言」，以確認其作為高等教育場所的角色。如果我們承認今天的大學「正忙著把它自己從國家的意識形態權威轉化成一個官僚組織，一個相對自動地面向消費者的公司」（Readings 1995：467），那麼我們確實該開始重新界定它這個還會以人文教育的形式出現的，更實用更世俗的角色。雖然現在看來「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稱博雅教育）所營造或釋放的主體已從任何有機的文化母體中被抽離，我們還是需要追問大學提供的教育尺度到底是如何——事實上應該問「是否」——跟我們活在其中、活在一起和為之而活的切身文化尺度相關。因為當文化不再被視為人文學科的當然求知對象，作為教育者的我們確實需要努力反省。重新去確認那留下給我們的一切賴以界定學科與教學的框架。甚至我們還應追問，我們到底依循甚麼樣的教育方針，帶領我們的學生穿越共同文化的消解，成為人文論述大敘述體在現代性機構中所「造就」的無數個人和社會實踐中的無名分子。

事實上，我們不必再自圓其說，說大學是甚麼文化場所；在這個充滿後現代的偶然、鬆散和矛盾的新時代，我們最需要而又最富弔詭意味的，是對人文學科進步、啟蒙和溝通功能採取一種激烈的、嚴酷的、事實上我們應稱之為「超道德」的態度（Bataille 1973）。這確乎需要活躍的對話，以使人文教育學科意識到其所處位置的複雜性和歷史性；同時意識到我並不能棲居於這些疏離我們的所在（Readings 1995：480）。瑞廷斯把這種態度稱為「體制化的實用主義」，就此而言，我們知道現代大學，作為一個「頹敗的機構」（ruined institution），對其作先驗承擔的部分文化功能將不再負責（Readings 1995：485，480；1996：168）。而持續地在廢墟中存活，也就意味著要持續地面對大學目前所佔據著、影響著和體現著的龐雜而無情理可言的體制空間。變得越來越專門和專業化的現代學院雖然聲言其「全球性」，但已不能保證傳達一個講求普遍同一的理念。事實上，如今大學以全面的官僚體制發展為代價，變化極其迅速，而箇中野心也許只有一個：狹義而言是學科發展的專門化，廣義而言是學術的所謂專業化，這些趨勢晚近也已受到猛烈的批判（Damrosch 1995，Readings 1996，Said 1994）。

因此，承認廢墟的現實，並不直接等於說可以廢棄文化和教育，反之，它要求我們不能輕易認可我們的專業區域和它們所輪流支持的學術機構，以及論述實踐的意義。簡言之，我們不應「滿足於重建一個鬼域」（Readings 1995：485）。事實上，受到我們所服務機構的培訓和再培訓，我們目前都已徹底地被這種或那種模式的體制實用主義所武裝，這不光是指我們清楚地看到有必要按主流標準把自己改造得更專業化，還指我們會縱容自己安於在門學科中教學與研究的多種程序，而不必再去想教育應是一種與社群共存的、解放性的學習經歷。

問題是，在我們今天這樣頹敗的學院中，我們還有沒有再想像「社群」這個概念的具體希望？我們的挑戰來自於你我要在教學與研究活動的體制性局限中，去檢閱和發揮我們的想像。那麼在頹敗中，為了幫我們的學府抵禦莫里森所提及的表徵的暴力，我們所能做的又能是甚麼呢？換句話說，有甚麼辦法可使我們把大學重建成一個誘發異議的文化場所呢？儘管我們的所在地廢墟總是歷久猶新，好讓我們日以繼夜地評說其形式與意義如何地殘缺不堪（Readings 199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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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挑戰，學院變革

到底甚麼是現代的大學？……大學就是它的成員所做的一切。
達莫若希（Damrosch 1995：16）

當前知識分子的難題是如何處理現代專業化（professionalism）過程所帶來的衝擊……通過再現一套不同的價值觀，通過落實知識分子的特有權。我把這些總結在業餘主義（amateurism）的名下，就amateur的原義來加以引伸，這類行為的動力來自關切和喜愛，而非依靠利益的誘惑和自私、狹窄的專業化操作。
薩伊德Said（1994：82）

我們目前在狹義的文學教學和廣義的文化研究上所經歷的新政治化階段，乃是由晚近學術界知識分子的轉型帶來的。大衛‧達莫若希（David Damrosch）在其所著《我們學者：改變著大學的文化》中指出「一切有關學者應該研究些甚麼、該用哪種方法來進行研究等爭論，到頭來乃是一場有關這學者社群自身性質問題的爭論」（Damrosch 1995：5O）從今天文化研究發展的觀點來看，我們也許可以寄望體制化帶來些有利條件，也許實用主義將永遠是體制的構成原素，不管後者的變化如何。但為了堅實地立足於我們所身處的（外在於頹敗體制的）文化之中，我們必須最終關心到社區中各種文化實踐工作的問題，關心新聞記者、作家、評論員、電影製片、劇作家、教師、編輯等人士的文化工作。簡言之，我們不得不從一個已然頹敗的（大學）體制轉移到另一個同樣頹敗的（文化）體制中去。我們可以說，長遠而言，這種跨學科工作所要求的批評性文化經驗和敏感度，遠遠超過了當前香港的學術範型在其既有高等教育結構中所能提供的內容。

在現存的學院實踐與結構中，有很多東西（包括教學和研究的方法）最終不得不改，就目前來說，讓我們先考慮在後現代的學院知識生產轉型中知識分子位置的（重新）界定。達莫若希寫了整本書對當代美國的情形進行了全面評估，提到「目前大家的溝通困難乃基本上源於我們所身處的體制結構以及該體制所不斷孕育的組織文化」。他說這些結構，如果不予以改變，將無疑會防礙「我們匯集不同的觀點和持不同觀點的人，正值我們要不斷強化自身特殊專業工作的力量和身分之時」（Damrosch 1995：5）。換言之，既已頹敗至斯，今天的大學實在無法徹底理解異議的根本，而諷刺的是，如前所說，異議正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難怪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把（西方）當代知識分子消失的原因歸究於這種致命的「專業主義」的態度。在《知識分子論》中，他嚴肅地建議我們在「業餘性」中去尋找解決辦法。他提出，「要維持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性，採取一種業餘的而非專業的姿態也許是更好的做法」（Said 1994：87）。薩伊德的提法，看似匪夷所思，卻的確十分有力地點出了專業知識分子工作的矛盾和困局（包括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要關心的方法論問題）。

然而，我們的嚴格訓練告訴我們，「學術專長就像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一樣，是生活的現實，它不太可能任誰說要改就改」（Damrosch 1995：3）。我們都是熟練的實用主義者，我們深切理解到此一事實。作為專業人員，我們清楚明白這種象徵著我們在體制中存活的現實的保護主義或侵略主義意味著甚麼。因而，任何過份天真的試圖，比如建議多元化的合作教育或合作學習（Damrosch 1995：134，139），要實行起來都是非常困難的，除非我們能把組織的文化建基於更廣泛的對話和公開的參與，歧議和異議的挑戰才能被重新注入學術專業人員的現行實用主義之中。

薩伊德看來也是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他說：「如今人人都能說出愛平等、要和諧的自由主義式的言談。知識分子的難題就是把這些（體制化的）觀念帶入實際的情境中，於此，平等與正義的偉大宣告和你我面臨的現實之間的差距非常巨大」（Said 1994：94）。也許人們更喜歡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直率，「如果堅持真理是知識分子的責任，那麼他們也有責任以具體的歷史眼光來看待和落實此事」（Chomsky 1969：352-3）。

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就是一個從文學過渡到文化研究的實踐者。薩伊德在1989年威廉士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會上，便指出他是本世紀一個「最有機（organic）的批評者……有誰比他更能將英國文學的分析及觀察建基於城市及鄉村風俗、工人、家庭、農民、紳士、青年人、探險家、教師……而不單單是詩人、劇作家及小說家的世界？」（Said 1990：82）。文化研究的學術路線、與湯普森（E.P Thompson）在六十年代初在學院外辦成人教育的經驗，以及作為一個生在威爾斯及英格蘭兩個地方的「邊界人」身分，使威廉士對知識份子的界定和訴求並不拘泥於所謂在學院內搞學問的人。他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與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頗為相近。在《Culture》的最後一章，威廉士花了很多篇幅談知識分子的文化社會學，以肯定知識分子的存在地位。他引用葛蘭西對知識份子開放的看法「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不是所有人都在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Williams 1981：215）。葛蘭西強調一切人類活動都牽涉知識，問題在於甚麼才是「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繼而提出了那著名的「有機的」與「傳統的」知識分子（organic and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的分別，嘗試解決「發揮功能」的問題。威廉士認為葛蘭西雖然開放了「知識分子」的意涵，可是到最後他仍不免要以特定的歷史情況來界定「知識分子」。

威廉士要探求的是一套對現代知識分子普遍的定義。一如其他的文化理論，他認為了解知識分子應從整體入手，要在社會及文化的總體網絡中，分析知識份子所關心的理念及概念如何生產及再生產，以及找出知識分子與其他文化生產者的關係。他提出「相對距離（relative distance）的概念以說明文化生產者及知識分子與社會上既存的制度的相對自主性。所謂「相對距離」，一方面開放了知識分子可生存於任何制度的可能性，亦同時解決了葛蘭西以無產階級利益為中心點去定位知識分子時所帶來的特定歷史條件制約的難題。總括而言，知識分子在他眼中是徹底地社會性的，是因應個人身處情況及其相對距離去企圖改變既存社會權力關係的一群。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的文學／文化研究者是怎樣的「知識分子」呢？

認同與反思

文化研究沒有甚麼完美的學科方法和系統。這門新興的研究範疇和教學構思在形成過程中，實際上遇到極多的阻力與制肘。而學術機構的現行邏輯、論述和實踐，作為現存制度的核心部份，是被生產出來、更面臨重重挑戰與再生產的知識構造的建制，亦同時是再生產其他（文化）建制的重要部份。

再生產學術的方法之一是把經驗分門別類，再應用各學科的專門知識去確立理論，而得出來的理論，又再次成為進行後設經驗分類的指標。文化研究的重點是對既存制度提出主動的質疑，而作為一個跨學科的論述空間，它提倡的是一種「反思」的精神。在學院裡成立有關文化研究的計劃，我們當然抱有一定的作為文學、文化業餘「發燒友」的信念，關懷和堅持，要在種種現存的體制限制中爭取位置、資源和合法性，來發展及推動有利本土文化的歷史論述。但另一方面，我們又面對著被「建制化」的矛盾：既然無法脫離體制而獨立，文化研究便順理成章地被劃定為一門新的不大成學科的學科，而接踵而來的便是界定學術範疇、研究方法等等的體制性要求。這些要求，在某程度上是我們希望能夠避免的，但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當今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要不斷的磋商及妥協，才能爭取到實踐的空間，但我們又怎樣確保這些經過「協商」而獲得的論述空間及學術資源，與我們渴望得到及進行的批判理念（儘管那已經不是一種「大文化」的理想），不至有太大的距離？

在《文化研究的未來》文裡，威廉士論及類似的情況。他以英國的成人教育為例，說明學院裡的知識分子有責任把大學裡的理論與現實生活中的經驗不斷進行辯證協商和「發揮」。公開大學裡的學生會向導師提問：「如果你說這個問題並不屬你這門學科的討論範疇，那麼好罷，請你給我介紹那些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的專家，要不然的話，就請你自己走出學科的範疇，去尋找應付的辦法。」Williams 1989：157）我們需要的也許並不是另一個全新的學科（老實說，這並非至為重要），我們亦非只想結集聯繫各個現存的學科來進行批判性的學術研究。我們希望做到的，是打破既有學科的牢固框框，把知識理念建基於日常生活的文化經驗和現實矛盾之中，尋求了解及改變現實知識及論述模式的方法及途徑。

威廉士也不斷提到這種矛盾的困難。他說「籠統地說，（文化研究）仍然是一種透過知識進行的分析研究，目的是要改變社會上某些實際發展的方向。但在本地、在學院裡，源自四方八面的壓力在發展的早期實在帶來了不少的轉變。這些壓力來自其他的學料、其他相關（有利益衝突）的部門，要界定這個學科，證明其重要性，彰顯其積極的一面，這一連串的壓力與原來計劃的宗旨卻剛好相反……。」文化研究被界定為「媒介學、群體社會學、通俗小說或流行音樂」，威廉士認為這都是製造出來的學術範疇「擋箭牌」，我們要應付的真正問題是：怎樣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及政治現實裡找出這個計劃與其形成過程之間的辯證關係(Williams 1989：158）。現實的建制關係無時無刻都在改變。因此，文化研究的學科範圍（如果必須要訂出範圍的話）一定要包括它作為一個存在於學術體制或任何其他圈子裡的可見（即可建制化的）課題，助長其形成的因素以及加諸其身上的限制。除此之外，當然便是社會上的其他制度對文化（當然也包括文學）的形成所產生的多重影響。

讓我們把以上所提的放在一些諸如九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設立的《香港文化研究計劃》來作進一步的討論。這個計劃嘗試透過搜集、整理、分析及研討香港的文化產物（也是歷史產品）來重新建構本地的文化歷史及文化身分，目的是推動有闋的研究與討論，亦希望藉此能夠發現一個屬於這個社會的批評聲音。當然，這個計劃能夠在學院裡爭取到一點空間，確實代表了「建制」對於需要研究「香港」的一點認同，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瞭解這些「認同」的界限，以及「被認同」之後所要應付的種種限制。

一番反思下，似乎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要研究甚麼」，而是「我們站在哪個位置上？」文化研究不是一門能夠徹底抽離的學科，它既然建基於「文化即社會實踐」的信念上，也就必然牽涉到我們作為文化工作者（在此包括我們的學者身分）的「定位」問題。這個定位就是威廉士所說的「投入」和「承擔」的思索。如果知識分子的功能是因應個人身處情況及其相對距離去企圖改變既存社會權力的關係，那末今天我想問一問，我們又嘗試改變些甚麼？

今天，在後現代專業主義橫行的脈絡中，我們在嶺南大學要審議博雅教育該走路向的過程中，確實缺少一種根本性的歷史批判意識，藉以理解我們身處的龐大知識再生產體制，從而去探索我們在文化變革中的位置。

為了長期發展起見，文化研究學者確實應該不斷增加各種各樣的合作項目，不同學科以至專業背景的同事在各自專科領域的邊界內和邊界交叉處做著相似性質的工作和嘗試。這應當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大學作為社區與日漸變革的文化陣營相互影響、改進，從而鞏固學者社群的基礎，讓學者們更能夠在與知識分子的多元合作中開展他們的批評工作。作為「終身專家」（tenured specialists），我們都十分清楚自身在學科上的孤立狀況；作為教育者，我們很少懷疑到，當這種異化狀態成為知識形式的可能性條件時，我們再把它傳授給學生是否成了一個讓人迷惑的問題（Damrosch 1995：6-7，10，110）？

談到知識分子事業的世俗化，薩伊德一直在追問「個人怎樣訴說真理？為了誰和居何處訴說真理？」現在，為了我們在廢墟上還能夠問自已這樣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再期望在傳統的意義上再想「人文」，而必需要結合全球性霸權力量的複雜性來重新看待「真理」。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嶄新的跨學科計劃，對理解大學的知性生活所需的多重視角的發展提供了一種開放性的基礎。作為一個形成與締結跨學科社群的集體進程，它將自然而然地在今後不斷改變的全球文化經濟的環境中被重新想像和建構。

簡言之，這種教育規劃的一項弱小（而非偉大）的文化目標便是，當今世界，為大家在此後現代國度中研究全球文化想像、社會體制和文化政治的模式提供一個另類焦點。在地而言，我們的若干規劃將把香港作為具體例子，進行批評性的文化研究，還企圖讓學科設施的重組以在地的力量推動不同的文化教育的發展。真正的威脅也許不是作為學科網絡的文化研究，而是假「卓越」之名囂張運行的官僚體制網絡。正如薩伊德所說，「身為十足的業餘者，我受到各式各樣的（社會）承擔的激勵，要跨越自己狹窄的職業生涯」（Said 1994：88）。立身廢墟，我們不應該把學科僅僅視為培養學生之用（Damrosch 1995：14 ），還應把「文化」擬想為一個產生對話、異議和歧議的場所。

意識到頹敗的大學其實是一個複雜的歷史性機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置身於不能懷舊、不能流俗的廢墟意味著甚麼？對我們來說，最相關的問題就是試圖在標記為「文化研究」的東西上重新投入意義，因為「文化研究」所在的學術體制未必以文化理念為發展之本，而在追求卓越這面偉大旗幟下萎縮。我個人的傾向是朝著這不可能前走，甚而朝著反學科之路而行，堅持冷酷的、超道德的立場——既置身廢墟，便不思過往，更不抱希望。

如果說今天的大學再也不可能重新為文化注入主導性理念，也許我們仍有機會找到一個變通的可能，透過具體的科際溝通和合作，去尋找或匯合些觀點、一些相異的聲音，去抓住文化在現世的公共表述形式和教育方案。雖然，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體現文化價值或其他價值系統皆必困難重重，但也許留給教育者的選擇是去想像文化的創造性回歸。小而言之，為一個學者中社群的大學去制定一個有意義的計劃。而假如文化研究依然可以在其中扮演一點角色，我們就有必要試圖弄清楚，這個角色是一門學科，一種催化劑，一位對話者還是一個小丑。

節錄之參考書目
Chomsky, Noam (1969)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his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 Pantheon.

Damrosch, David (1995)
We Scholars: Changing the Culture of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s, Bill (1995)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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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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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Mass. & Lond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1981)
Culture
London : Fontan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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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ed. T. Pinkney. London : Verso.

Said, Edward (1990)
“Narrative, Ge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New Left Review 1/180 : 81-97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Ran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