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簡介英國Punk Rock

文：Workers Playtime

編按：Punk，中譯朋克、龐克，文化界其中一個最難以定義的概念。Punk Rock同樣複雜，一般的理解中，除了黑色皮外套和光怪陸離的髮型外幾乎就別無其他。2014年3月31日，Punk Rock傳奇人物Peter Hook將會重臨香港，打正旗號舉行紀念Joy Division成團38年的音樂會。作者雖是有意分享喜悅的Joy Division小粉絲，但還是想借此文章簡介（簡評）英國Punk Rock，讓Punk Rock在純粹音韻之外的更深意涵得以呈現。 

和弦簡單、缺少獨奏、充滿爆發力，如此已幾乎可以簡單概括Punk Rock在音樂上的特徵。不過，最先於美國興起的Punk Rock在橫跨大西洋後，卻在英國獲得了更深遠的意義，並慢慢成為立場鮮明的政治鬥爭工具。有別於常有的「音樂不談政治」之見解，Punk Rock不單以政治為核心，更不滿足於只在歌詞中簡單描述社會問題，而要求更激進的直接行動。Punk Rockers相信音樂有促成革命的可能，而在現實政治、商業市場中苦苦掙扎的英倫朋克，也算是向世人展示了在當代社會中，一場關於藝術與革命的嚴密思考。以下將介紹四隊經典的英國Punk Rock band，借他們在這場掙扎與抗爭中的經驗與教訓，展現搖滾樂有血有肉的一面。

失落的一代：風靡英國的前夜（1970-1975）

六十年代，全世界天翻地覆，音樂也在John Lennon、Jimi Hendrix等人的號召下，成為了鼓動社會改革的強大動力。不過踏入七十年代，環球經濟衰退，英國的工黨政府開始勢弱，大批青年失業並對社會不公充滿怨恨。面對教人絕望的社會，高歌愛與和平的六十年代搖滾樂，不但無法慰藉焦躁的年青人，更反被他們視為犬儒且不成熟的空想。與此同時，曾經被視作英雄的Rolling Stones等樂團因為商業化而不再反叛，其他在七十年代發光發亮的Pink Floyd、Led Zeppelin等樂團，則開始奏起了融入大量弦樂、複雜音效技術，動輒十分鐘的歌曲。聽眾如果缺乏一定修養，幾乎不能欣賞。如是者，連讓青年發洩不滿，充當避難所的搖滾樂，也開始排拒這群「無可救藥的失敗者」。

社會經濟一片愁雲慘霧，年青人又有苦無處訴。可以想像，往這樣的社會中投下一枚打破現況的震撼彈，肯定會引發激烈的反彈。

異軌、破壞、釋放：開山鼻祖Sex Pistols（1975-1978）

God save the queen! It’s a fascist regime

……They made you a moron, a potential H-bomb

We’re the flowers in the dustbinWhen there’s no future, how can there be sin

We’re the poison in your human machine

We’re the future, your future!

– Sex Pistols, God Save The Queen

Sex Pistols運用「異軌」技巧的經典唱片封面

大談政治的英國朋克，起源於Malcolm Maclaren，一個與紐約地下文化有往來的服飾店店主。性格火爆，野心極大，總是想衝擊秩序的Maclaren認定，在紐約大紅大紫的朋克搖滾可以擔當這枚衝擊英國社會的震撼彈。於是，他將服飾店改名為極具挑釁性的Sex，再以經理人身份找來幾個熟客與一群樂手，穿起破爛T恤與皮衣，用Sex Pistols的名義準備大幹一場。

當時英國社會了無生氣，音樂除了前衛搖滾之外，幾乎只得庸俗的Pop/Pub Rock。為此，Maclaren再找來一個叫Jamie Reid的藝術學院生為樂團擔任設計。Reid在學期間爆發的六八學運為他帶來了啟發，而當時以Guy Debord為代表，並高舉異軌（detournement）方法的激進團體，情境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似乎正正是英國社會困境的出路。[1]在Reid與Maclaren的安排下，情境主義就成為Sex Pistols革命觀的主要元素。

Sex Pistols的宗旨很簡單，從音樂到現場演奏到唱片設計，一切旨在破壞既有秩序，從而釋放被壓抑的自我。他們完全不關心「取悅觀眾」、「認真演奏」，只集中釋放自我，以及運用異軌的方法，來試圖解放受壓迫者。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用與國歌同名的God Save The Queen來辱罵政府，並且直接用英女王頭像，來宣傳他們大罵政府的音樂。一切正如Maclaren計劃的一樣，在前景未明生計難保，大批年青人又被精英化的社會所拋棄時，無需優秀音樂技巧、打破一切權威、無畏放蕩享樂的Sex Pistols，不但向英國人展示了音樂的強大力量，並且吸引大批年青人自組樂隊，更激化了大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Sex Pistols的Anarchy In The UK，就一度是七十年代中後期，遊行示威的其中一首「經典配樂」。

只可惜，由於Sex Pistols除了Maclaren及Reid外，其他成員幾乎沒有革命的意識，結果他們未能為其所挑起的反抗指引方向，幻想改革社會的他們也逐漸落入了純粹追求破壞的虛無主義，甚至以煙酒毒為一切的放蕩享樂中。以樂隊最惡名昭彰的事跡，在演唱會亂砸玻璃瓶致令一名女歌迷雙目失明為例，大概已能說明Sex Pistols確實注定失敗。結果，在Sex Pistols僅22歲的低音結他手，被視為Punk Icon的Sid Vicious因吸毒過量而死亡後，Sex Pistols被逼結束只有三年歷史的這場實驗。

虛無、絕望、諷刺性：一言難盡的Joy Division（1976-1980）

Different colors different shades,

over each mistakes were made,

I took the blame

Directionless so plain to see,

so you saya loaded gun won’t set you free,

– Joy Division, New Dawn Fades

以Bass彈奏主旋律，融合德國的Synthpop與Krautrock，配上令人頭皮發麻的低沉唱腔，Joy Division的音樂創新顯然刺激了人對Punk Rock的想像。但如果說Sex Pistols留下了兩份遺產，即以音樂改變社會的新嘗試，以及只想破壞一切的虛無主義，Joy Division似乎只繼承了後者。

這支來自工業重鎮曼城的樂隊，由幾個年青人在觀賞完Sex Pistols後組成，但卻與Sex Pistols挑戰現有制度的風格有所不同。雖然樂隊早年也唱唱二戰等政治議題，但Joy Division後來「撤出政治」並轉向個人，更多的演奏探討死亡、焦慮等的鬱悶歌曲。這或者是社會問題持續惡化所引起的無力感，也可能是樂隊主唱Ian Curtis本身的憂鬱個性的結果，但無論如何，Joy Division繼承自Sex Pistols的虛無主義，並非Sid Vicious那種“Too Fast To Live，Too Young To Die”的放蕩，而是在生活上只追求破壞的態度。

之所以說Joy Division是「一言難盡」，全因他們雖然在政治問題上幾乎無大作為，但Ian Curtis的一段奇怪歷史，卻為試圖以Punk Rock作為政治反抗之途徑的後來人，提供了反面教材。在當時社會矛盾日漸激烈的英國社會中，保守黨勢力抬頭，並以「福利拖垮全英國」之類的口號，高舉個人貶抑群體，甚至計劃打壓建設社會的工人。在這樣的情勢與社會環境下，像Ian Curtis這樣「撤出政治」卻又懷抱虛無主義，恐怕就容易被誤導成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事實上，在1979年關鍵的首相選戰中，Ian Curtis就將選票投給了極其保守，大搞私有化的戴卓爾夫人。

受到大講政治的Sex Pistols影響的Ian Curtis，居然做了「最不可接受的事」－支持建制力量。這似乎提醒我們，藝術家如果不主動介入社會，並且缺乏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建制將會迅速的將之收編。Joy Division在音樂上大有貢獻，吸引了一批樂手發展更強調旋律的Post Punk或更沉鬱的Goth Rock，也確實在歌曲轉向個人時，為大批失落的年青人提供了寄託。可惜這樣一種不認識社會的虛無主義，卻使Punk喪失了革命性。無怪乎樂評人多將「撤出政治」並轉向陰沉音樂的Joy Division，視作Post Punk的先鋒，而不是正統的Punk樂隊。

反資、反帝、反種族主義：高舉紅旗的The Clash（1976-1986）

White youth, black youth, better find another solution

Why not phone up Robin Hood, and ask him for some wealth
distribution

Punk rockers in the UK, they won’t notice anyway

They’re all too busy fighting for a good place under the lighting

The new groups are not concerned with what there is to be
learned

– The Clash, (White Man) In Hammersmith Palais

同樣受Sex Pistols影響，倫敦樂隊The Clash卻提出了與Joy Division，甚至Sex Pistols本身截然不同的音樂/政治見解。面對腐朽的社會，他們自然要破壞吃人的制度，但The Clash追求的，是在廢墟中重建，而不是一片漫無目的的荒漠。

七十年代經濟崩潰，公眾的想法不難想像：要麼將問題歸咎於「社會上太多廢人」，要麼將問題歸咎於「有權勢者」的醜行。當時，英國本地開始有極右勢力抬頭，「落實解決」前一種「問題」。以National Front為代表的白人至上組織，批評保守黨在階級鬥爭中太過保守，於是開始宣傳不同的新納粹（Neo-Nazi）意識形態，並且不時在街頭巡遊，侮辱甚或襲擊移民或窮人。但一個名為John Mellor的青年，在加入了National Front的哥哥自殺後，認定「兇手」是右翼意識形態，並因而恨之入骨。這個青年最終以Joe Strummer之名，組成了震撼世界的搖滾樂隊The Clash。Strummer認為，Sex Pistols展示了音樂的可能性，卻無法在政治上帶來真正的改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的政治能量只能來自於左翼的傳統口號：全世界受壓迫的人團結起來！

The Clash有成員是共產黨員，也有成員住在倫敦犯罪率極高的Brixton。除此之外，甚至有成員結識到因美國發動軍事政變，並推翻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而逃往英國的政治難民。種種日常的生活經驗，使The Clash的成員自然的認定了社會問題並不是由「廢人」所導致的，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壓迫所致。因此，他們決定要超越Sex Pistols，用自己的音樂，建設左翼理想。

The Clash參與Rock Against Racism

音樂上，The Clash樂於試驗SKA、Funk、Reggae等黑人音樂，以證明黑人同樣優秀，最糟糕的其實是種族主義者。行動上，他們參與，並協助組織Rock Against Fascism、Rock Against Racism等大型運動，甚至直接走上街頭，參與反種族主義的鬥爭（例如1976年的Notting Hill Carnival暴動）。歌詞上，他們更是旗幟鮮明的反資、反帝、反種族主義：結合那些智利朋友的經驗，他們寫下攻擊美帝國主義的Washington Bullets；面對種族與階級衝突，他們以White Riot與(White Man) In Hammersmith Palais，號召白人青年認清真相，與黑人青年團結對抗真正的制度暴力……1979年，尼加拉瓜人民推翻獲美國撐腰的德瓦伊萊政權，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遠在大西洋另一邊的The Clash乾脆將新專輯命名為Sandinista！，為領導革命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就是Sandinista）喝采。這一切革新Punk Rock的舉動，通通都震撼了英國年青人。他們重新認識到音樂的力量，自己的力量，也認識到社會的出路。

還原、行動、頑抗：戴卓爾年代的Gang Of Four（1977-1983；1987-1997）

All this talk of blood and iron, it’s the cause of all my shaking

The fatherland’s no place to die for; it makes me want to run out shaking

I hear some talk of guns and butter, that’s something we can do without

If men are only blood and iron

O Doktor Doktor, what’s in my shirt?

– Gang Of Four, Guns Before Butter

辛辣而具侵略性的Bass line，加上強勁的節奏與尖銳凌厲的歌詞，來自列斯的樂隊Gang Of Four影響了Flea、Kurt Cobain等樂手。但除此之外，承接The Clash左翼政治的理想，與戴卓爾黑暗年代幾乎同期的Gang Of Four，比The Clash還要激進。

由於幾個成員深受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情境主義影響，Gang Of Four繼承前人的遺產之餘，也將批判庸俗的現代社會、軍事凱恩斯主義等，納入音樂之中。樂團的首張專輯Entertainment！是經典的左翼Punk Rock範例。封面以一張看似歡欣和諧的圖片，批評美國人對印地安人的暴行，可算是吸收了Sex Pistols的異軌經驗。歌詞方面，則可見對The Clash的承繼。Not Great Men直接批評反歷史的英雄主義以及隱含歷史書中的意識形態，為小人物平反；在Guns Before Butter中，借政治經濟學生產Butter還是生產Guns的理論假設，批評以發動戰爭及添置軍火來「振興經濟」的軍事凱恩斯主義……

訊息鮮明的Entertainment！封面

除此之外，時代本身又使Gang Of Four展示了樂手在政治議題上的直接行動力。在The Clash掀起風暴後，英國的極右新納粹份子，幾乎針對每場左翼Punk Rock樂隊的表演來搗亂、襲擊觀眾。玻璃碎片橫飛、台上歌手被打得頭破血流，通通不是新鮮事。不過，如果The Clash的政治行動是以個人身份走上街頭，Gang Of Four則似乎向世人宣稱：樂隊本身就可以做政治行動。最經典的，是1979年在泰晤士理工學院的表演上，面對前來襲擊觀眾的新納粹，樂隊成員帶頭與新法西斯戰鬥。在這場戰鬥中，有成員甚至以結他打砸新法西斯，以血的教訓令納粹主義者暫停了襲擊行為相當一段時間。

Gang Of Four的年代，除去新法西斯，還有戴卓爾夫人。80年代中期，戴卓爾露出真面目：武力打壓工會、發動福克蘭戰役、導致慘烈的84年礦工大罷工……絕對的罄竹難書。Gang Of Four除了表態聲援礦工外，更在電視與電台音樂節目上，宣揚抗暴信息。在礦工罷工的艱難時刻中，他們在電視上高唱To Hell With Poverty，狠批戴卓爾的暴政；在福法蘭戰役的狂熱時期中，他們高唱I Love A Man In A Uniform，煽動群眾拒服兵役。戴卓爾大獲全勝的結局我們已經知道，但Gang Of Four當時的努力，至少也值得尊重。

7、80年代新法西斯份子經常到演唱會襲擊觀眾。圖左的納粹就穿著National Front的T-shirt（截圖自Punk Rock: So What?）

經驗、教訓、揚棄：藝術與革命的未完長征

Mixing Pop and Politics he asks me what the use is

I offer him embarrassment and my usual excuses

……

It’s a mighty long way down rock ‘n roll,

from Top of the Pops to drawing the dole

If no one seems to understand,

start your own revolution, cut out the middleman

– Billy Bragg, Waiting Fo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毫無疑問，Punk Rock，至少就其在七八十年代的結果而言，並未完成其所追求的革命。但事實上，以介入政治，改變世界為目標的多支樂隊，卻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思考，讓後人可以嘗試完善這場革命。

Sex Pistols、Joy Division的成功與失敗，令The Clash、Gang Of Four走得更前更穩。The Clash與Gang Of Four的經驗與教訓，也同樣重要。The Clash因為缺乏組織運動的實踐而只能停留於道德感召，結果歌曲往往被誤解：他們批評中東封建神權政權的Rock The Casbah，在波斯灣戰爭時竟然被美軍寫在轟炸機的炸彈上，成為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口號。Gang Of Four認為只有進入商業圈，才能宣傳其信息，卻因為始終活在商業機構與公司之中，當年的I Love A Man In A Uniform被BBC禁播，所謂的反抗在威權管治前即時崩潰。Gang Of Four的成員在多年後接受訪問時，甚至直言自己當時“just being liberal”，並未能認識到反抗戴卓爾的方法。一切經驗簡單歸納：欠缺現實目標、欠缺對現實政治的理解、欠缺實質政治力量、欠缺商業獨立性的Punk Rock，終究難逃被體制歸化消解的命運。

Punks參與爭取工作權的直接行動（截圖自Punk Rock: So What?）

What is called failure？這是我們要搞清楚的問題。許多後起的Punk Rock樂隊，正不停嘗試在前人的經驗上取長補短。有些樂隊開始嘗試創立自己的品牌並支援其他獨立創作人（例如美國的Anti-Flag）、也有些嘗試成立並領導在地政治團體（例如美國的Fugazi就與政治組織Positive Force、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等有緊密聯繫）。他們的努力提醒我們：在可以消滅一切反抗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需要的，是在漫長的辯證過程中，真誠地對待自己的錯誤，勇敢地找尋解放的出路。

[1] 粗略而言，情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生產模式，使得人們活在被設計好的景觀（Spectacle）之中，無法活出真實的自己。因此，情境主義者採取異軌（detournement）的方法，透過更改藝術作品（或者日常生活的片段、空間），突出現實的荒謬，令受壓迫者脫離被設計好的景觀，重獲自主。情境主義，基本上就是當時Sex Pistols的想法。

主要參考資料：

Punk Rock: So What? The Cultural Legacy Of Punk（Roger Sabin, 1999）

Political Rock（Mark Pedelty and Kristine Weglarz,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