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旭雯

六月四日晚被警察圍起來後,心裡一直嘗試預演被抬的一刻需要怎樣。但面對四五警察接近,伸出七手八腳要把我整個人擒獲,身體不懂反應,一下就被警察擒住四肢抬離現場。這些身體交接得最緊張的時刻,腦筋就越發空白。

由上了警車到進入警署,我聽見身邊有不同示威者對警察的不同叫喊,當中有人開始溫婉地向警察詢問公民權利;提醒警察《基本法》確認了我們有政治自由;詢問警察的良知──如八九年人民想像解放軍最終是為了保障人民而非政府而存在,而事實相反。朋友們希望在面向這些面目模糊而行為機械的軍裝人類時,可以發出一些觸及人心的問題,期望能引發人性對話,或一秒鐘的反思。畢竟我們示威,就是想喚起別人對不公義之事的回應,而我們下一刻就只能面對眼前這一個軍裝人類了。

但隨著警車開動,從上而下的權力開始在車上、在警署、在口供房,一直轉換。每一個場景都可能出現一些地位、資歷或職銜更高的人。他們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又對別人做法進行批評,並最終執行他自己所理解的程序。他們不期望跟示威者交流聊天,但有空他們還是不介意對示威者訓示一番,例如差不多每次被捕女警都會訓誡我要少搞點事,多關心家人。

究竟人性交流如何可以在面向警員的時間實踐?我肯定不是在警署的被捕當下。這不僅僅因為我們跟警察之間,敵我二分主客分明,而是因為他們在結構上的確就是政府為了控制群眾而存在。對於前線警員來說,每一件事你都不能要求他們說出具體道理,也不能了解他們覺得什麼合理不合理,他們只不過是慣性地放棄對眼前的情況進行任何分析或判斷。

我在與跟我錄口供的警察傾過唯一一個話題,是關於他們的電腦都很舊,他邀請我們向警務署長示威,代他們反映把電腦從Windows 98轉換為Windows 7的訴求。我直接回答說,其實政府一定不想虧待警察的,因為當公務員都蘊釀各種不滿時,警員加薪還是敲定得比公務員早,而且今年在財政預算案中警隊也再度獲增撥更多資源,以招募更多警員,目的就是因為他們需要通過更多的人手對民間進行管制的工作。正如內地也因為人民持續的對制度不再信任,令政府大幅提高了對維穩的經費一樣。

說畢,那位重案組組員整個晚上就沒有再跟我說過話了。而我花了一個小時只為等打手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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