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地走過
文:匆匆

這陣子聽到一番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工友生活得很苦,但他們就止於同情,沒有怎樣主動的去與他們溝通交流,或者易地而處地為他們著想。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是因為要做功課或調查訪問,才會去找工友們,和工友們傾談……」

嗯,的確,每當我與朋友們到飯堂吃飯,縱使桌上的貼紙明確地寫明「請於進食後自行清理桌上的碗碟」,免得下一位客人要困於一枱雜亂的刀刀叉叉碗碗筷筷,亦可方便工友們收拾及清理。可是我們吃飯後總會將其視若無睹,懶作舉手之勞。這是為什麼呢?有人或會想:我食完都會有工友幫我地執架啦,呢啲事係佢地做架嘛。

有次我在宿裡做甜品,剛好宿工在旁掃地。她佝僂地俯著身子,而我在一旁則放西米啊、椰漿啊,這氣氛總感覺怪怪的,我終於禁不住打破了氣氛:「我在做西米露。」她先是愣了愣,應諾一聲,不一會才反應過來,問道:「西米露很難弄喔。」「還好啦,哈哈。我快做完了,這有很多,那妳要一碗嗎?」「啊……好啊。」她帶點驚喜地笑著接受了。

那碗傳說中的西米露味道如何,在此就不便多說。但是,後來有幾次在宿舍中巧遇她,都會打幾聲招呼以至於傾談一陣子,問候及了解彼此。雖然這些只是小事,但卻加添一種溫暖親切感,每天我們碰見很多很多人,但與大多人都是頭也不回的擦身而過,大家好像從不關心對方的生活,獨斷獨行,這種冷漠感有時當真讓我很難過。怎麼在這社會中,大家都十分強調個體,而大家好像互不相識, 猶如生命中毫無交點的陌生人般,兩者之間彷彿只存在合約關係,例如上司與下屬,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等,除此之外,什麼都沒了。

請問,社會應是如此嗎?不!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改變現狀呢?我深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放慢步伐,去關心為我們服務的人吧,作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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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改變的可能
文:善

記得最初暑假找工友時常常都找不到。和大家沒有兩樣,我平時沒怎樣留意工友究竟在哪裡休息、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去找他們,工友反對調遷之後才上心起來,開始時要找人都覺得茫然。

試著問著,慢慢摸到他們休息的地方,毋須諱言,歇腳處都相當窄小,有些更隱沒在不為人注意的機房。試過一次我敲了敲半掩的門之後推門進去,窄窄的房間坐著兩個工友,一個彷彿累極了地伏在桌上,另一個望向我時神色充滿著戒備——我想過的所有開場白在當刻突然之間全都說不出口了。

之後我無數次反覆質問自己為什麼會感到如此尷尬,找工友不是情理兼備的嗎:學生關心校園其他持份者、了解工友工作的辛苦、搜集工友對於現有制度的不滿向校方反映……但這些理由在我日積月累對工友的無視之前顯得如此單薄。

找工友傾計的一次次中,關係慢慢積厚,我也終於可以向工友解釋為什麼去找他們。他們常常跟我說,「出來做嘢你就會明」,我想大概是明白打工仔肉隨鉆板上的無奈吧。年復年積累下來的無奈,那重量讓我覺得無力,可是我還是和工友說,「唔應該係咁架噃」。

後來一次坐在沒開燈的課室裡,工友和我說,「調遷太小事,下次搵到單大鑊嘢我就來搵你啦」。那單「大鑊嘢」他還未找到,但彷彿我們終於都可以一起相信,那無奈是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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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嘆息,生活的可能
文:豐
還記得八月初,我和一個基層關注組的朋友去探訪工友。第一次探訪工友總有點怕,害怕工友懷疑我們的用意,害怕吃閉門羹。找到工友時他們正在吃飯。知道我們的來意後,工友便邀請我們進他們的休息室坐著談。

我們一開始是談調遷機制。工友一談到這點就滿腔憤概了:「管理層根本沒有尊重我們,他們什麼也不跟我們商量,完全當我們是工具。以前他們(管理層) 要我們調,我們明天就得走,沒有寬限。現在的抽籤調遷機制又是這樣了。我們這些最底層的人比泥還賤。」

聽到「比泥還賤」,我立時黯然。的確,管理制度讓他們尊嚴盡失:人是有自主能力的,但他們的意願卻從來沒有受到尊重。不但不能自主自己的薪酬和工作崗位,甚至連最基本的調動年假的自由也沒有。無奈他們生計在EMO手上,要自由卻自由不得。為何他們會失去自由?也是由於制度之故。這再次證明了多少思想家的觀察:人是受制度操控的。

假設每個人都是自由人,有能力建構和實現自己的理想,如果這種能力受壓,個人一定會十分痛苦,因為他不能活出自己啊。他還會認為自己對於社會沒有什麼價值,可有可無,故失去了生存的意義。這樣看來,工友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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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晶子

現實往往比想像複雜。未全面接觸工友前,對工友和管理層,以及對他們面對的問題有很多(想當然的)想像和判斷 ; 全面接觸工友後,發現很多想像都難以輕易印證或否證。同一件事,不同的工友可以有不同的版本,要立即下判斷,很難。而事實上,的確有工友投訴我,在我的想像和判斷裏,沒有把他們的版本列入考慮,因而感到很委屈。

我感到歉疚,因為我在未全面接觸工友前,就有很多預判了,所以沒有顧及其他聲音。我會想,我是否過於妄自尊大,以為可以透過想像,輕易把握真實,卻反而把現實中的複雜性排除掉?再深入一點問:我是否妄自尊大得,覺得自己可以取代工友,做他們的判官?

工友總比我這種局外人更清楚他們的處境,介入這件事時,我必須小心拿捏自己的身位 ; 至少,要知道自己和工友是在互相對話,而不是充當代言人。尊重和自己對話的人,就是尊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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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some homework just for hand in…… afterall.
文:熹

七月至今,已不知多少次走堂去探訪工友。探訪工友的次數頻密得,有工友反問我:「你咁勤力既?做功課呀?」也許不論是對工友、同學,還是我自己來說, 這種不為甚麼、單純想幫手的行為和心力還是難以想像及理解。

雖然已經陸陸續續跟三十多位工友傾過計,但每次去探一個新的工友,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要工友為一個陌生人觸碰、講述自己這十幾二十年工作上最慘痛的回憶,實在不是易事。有工友輕易地拒絕了我;但亦有不少工友因我的關心和願意聆聽而掏心掏肺地,肆意舒發這些年的壓抑冤屈,一次又一次地,在一間一間的課室,我和其他工友不知所措的對望,遞上紙巾,淚水穿透紙巾,灑得一地。

另有一次,去探訪一個支持調遷的工友。剛見面她就顯得戒心重重,問我們究竟想做甚麼,為什麼幫其他工友反對調遷。我戰戰兢兢地解釋我的立場,她聽了不久就要回去工作,相約了四點十五分繼續。之後,我們兩人坐在樓梯,我提出其他工友的意見、她評論、我發問、她回答,交換大家的看法。在夕陽的微光下, 達致了我所期許的交流。一週多後,同樣的陽光下,工友邀請我陪她慢慢走放工的一段路,這次談的不再是工作,而是家庭、生活……

這種交淺言深,叫人不得不深信,人與人溝通、建立關係的可能。也許正是這種幸福得滿瀉、而又沈重的經驗驅使我,一直陪他們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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