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的未來──「主體性」係用黎戰鬥嘅！

文：東郭先生（東）、寧采臣（寧）

編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於8月14日舉辦了「港片的未來，將臨的轉進」座談會，最主要是探討香港電影的主體性。座上有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張美君、《打擂台》及《東風破》導演鄭思傑、《2010香港電影回顧》主編朗天。下文兩位作者的對話一邊整理著當日的討論，一邊加入自己對「主體性」的看法，嘗試延續那意猶未盡的討論，希望能把握住當下香港電影的主體性。

東：寧采臣，整個座談會最令我困惑亦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主體性」（subjectivity）。「主體性」並不是日常用語，據朗天所言，「主體性是指主體之為主體的特質，能夠為自我作主，有願景及目的，決意行動」。「香港電影」四字雖然是日常用語，但內裡的意思也是複雜的，它是指香港電影的主題內容、香港電影的製作過程，還是香港電影在國際及內地的位置？座談會的題目，「香港電影主體性」，指的究竟是香港電影呈現香港人已有的主體性、香港導演希望香港人會有的主體性，還是香港電影人自身的主體性？在梳解這多重的迷障之前，我要問的是：為何要探討主體性？

寧：東郭先生先請。

探討主體性的驅動─中港同化
東：我不認為他們是無端端提起香港電影的主體性。在我而言，主體性不能抽空地單獨存在或者純粹的自我達成。

我們之能見「主體」的自主性及能動性（agency），皆因他要回應、參與創造及改變客觀環境結構。九七回歸以來，香港人與香港電影產業的客觀環境無可否認是產生了轉變，前者失去了昔日風光的港人形象，無論文化上有多少的優越感，依然要擔心經濟上被內地「揸住春袋」，不融合、不靠近阿爺即是被邊緣化；電影產業也在不斷變遷，製作方面愈來愈多中港合拍片，題材方面2010年有不少香港電影如《72家租客》、《東風破》、《打擂台》都拈來舊時的香港作為電影的背景，滲透出點點懷舊味道，亦可看出歷史與遺忘的拉鋸。寧采臣，再問一次，你認為為什麼今天要探討主體性？

寧：采臣一介腐儒，之乎者也唸的多，「主體性」這些詞彙，真是虧得講者解釋才能掌握一二，勉強要用恐怕用錯——我，我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大白話吧。

今天影評人之所以要探討香港電影能否自主、能否保持創作自由，我認為這正是因為他們其實在擔心香港電影的自主性會消失，而自主性的消失，或許可以見諸香港電影特別之處的消失。所謂「特別」，那其實是在說香港電影與其他地方的電影有何差異性及特殊性（particularity），而那差異是張揚的，用以將「你」「我」區分。放在今時今日香港電影這個範疇之下，「我」就是香港電影，「你」就是大陸電影。
在這個中港合拍成風、港片北望的時代，電影人、我們似乎都在忌諱著合拍片會將「香港」與「內地」的界線模糊化，分不清「你」與「我」，怕北上會被內地同化，屈從規範，然後再拍不出過去香港電影獨有的風格及元素。

這種被同化的焦慮並非無根，因為那是扣連著我們的自主性的，所以我們這些年來都急於尋求一種方法去保存自身的特殊性。座談會題目首句是「港片的未來」，也是昭示著電影界及文化界都在想未來我們可以如何走下去，並且保存自己的自主能力。

特殊性也會影響主體表達的內容
東：座談會題目下句是「將臨的轉進」，這個「轉進」很明顯是指香港電影人會轉入內地吧。剛才你提出了兩地文化上的差異性及特殊性面臨同化的問題，所以我們便致力去探討主體性。我新一條問題是，文化上就算被同化，主體性作為能動性、掌握自身意識行動的能力是否必然會被磨滅？北上拍片或工作無可否認是現實的趨勢，難道我們就只會一味害怕被同化、抱持著「守城」心態嗎？ 北上拍片可不可以是「反攻」？

寧：你最後兩條問題很有意思，不過你再詳說下去之前，我想試試再將「特殊性」和「主體性」的關係說清楚一點——拍電影的人當然有其主體性，鄭思傑就說，他拍電影的時候不是在想著要呈現或塑造甚麼香港的文化特殊性，總之他所想的主要是他「作為一個人，這一刻有甚麼想說的，這一刻有甚麼感受，這一刻有甚麼覺得重要」，暫時可見主體性與文化差異的表達是有一段距離的。

可是，電影人首先也是一個人，而一個人身處甚麼環境、眼見甚麼問題，直接就影響他這刻的感受、這刻覺得甚麼重要；假如城市與城市實際客觀環境有別，身處其中的電影人也會受到影響，絕不能否認地方的特殊性也會影響主體（電影人）的判斷及電影表達的內容。如果中港確有差異，「香港VS內地」這種二分就並非單純為了抗拒同化，而有助理解主體的思想如何建立。當然，二分之所以不足，因為那無可避免地是一種劃界，劃出甚麼是我的，甚麼是你的，不能回應變動不居的主體性。如今電影中港合拍被視為背叛，那是因為越過既定劃界彷彿就顛覆了二分框架。香港電影人上大陸拍電影一定面對限制，並需要按限制作出應對，那些限制並不存在於香港，因此按外來限制所作的應對必然是嶄新／陌生／甚至異於本土觀眾所慣知的——不過，的確，那些應對為甚麼不可以也是香港電影主體性的一部分呢？

同化就一定失去主體性？　
東：好！看來我們已把「香港電影主體性」收窄到香港電影人的主體性了。至於在哪種電影才尋找到這種「主體性」，我認為編劇、導演是更有位置去講的。正如《打擂台》導演鄭思傑說，對他而言，內地的意識形態及創作內容的限制並沒有終中斷他北上拍戲的念頭，他說「有限制才能超越自己，如果有無限時間及金錢，不會有好的電影出現。正正是在緊拙的情況下才會逼出我最想要講的說話」。確實，如果香港電影有主體性，那麼主體性及能動性（agency）應先存在於拍電影的人身上，然後才呈現在電影裡面吧。

鄭思傑說內地全國院線被不多於十個人（國家與資本的代表）操控著，一套電影要順利上演當然要經過審查，《打擂台》被修改多次後才能上畫。這讓我想起《笑之大學》的內容，故事發生在日本軍國時代，審查員多次命令喜劇作家修改劇本及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去歌頌祖國，務求將喜劇變成政治宣傳劇。劇團上下覺得只需要將劇本暗地裡上演便可以，劇作家根本不用給劇本國家審查，最後他們還出手打他一頓，認為他沒有骨氣，背叛了自己的創作。劇作家表面上一一答應審查員的要求，其實每次都暗下將要修改的地方變得更為好笑、幽默，用「笑」去衝擊著審查員的底線，或許用現在的內地術語這便叫做「擦邊球」。

究竟那份劇本最後能否通過呢，自己去看看結局吧。我想說的是，去了荷里活拍過電影的導演我們都會奉之神明，但如果我們聽到有香港導演打算拍中港合拍片、北上開拓市場，我們很容易會批評他故意走入審查成風的國度去束縛自己的創作，是為了內地的龐大票房，不再照顧本土的觀眾，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我們就會變成了《笑之大學》裡面的劇團團員。這種曖昧曲折的中港關係令到以往「本土VS內地」的二分想像更為複雜。我的意思是，以往「本土」與「內地」是兩套彷彿互不相干而且是對立的概念，當鄭思傑進入內地電影業的同時，很容易被人看成是被內地同化的香港導演，但其實不然。難怪羅永生在座上也戲言，單單是研究今次座談會的題目也足夠寫《殖民無間道2》了。

寧：去到這裡，或許我們可以放輕一點對香港電影特殊性的執著了。像鄭思傑那樣，衷心熱愛電影，他不把自己擺成香港精神的代言人，他不抗拒進大陸電影，為的也不見只是名利，他所想的是如何在大陸觀眾未知甚麼是好電影時做好電影教育，拍好的電影讓他們看。我會說，鄭思傑最在意的從來不是他的電影有多看得出香港的特殊性，他在意的應是那電影好不好、有沒有說到重要的東西。

有待詮釋的主體性─與戰鬥論述連結
東：對啊，他一直在會上都強調要以做好自己本份為先，鄭思傑其實就是《笑之大學》裡面「做好自己本份」的劇作家，你能說他沒有主體性及戰鬥性嗎？不！他走上內地亦同樣具備主體性，他想改變內地觀眾，很有願景，只不過他是以自己的方法去對抗、去達成目標。

至於在「戰鬥」後，電影與電影人的距離有多少？電影人的主體性及想法有多少可以保留在電影裡面？不能說我們看不到就代表導演或編劇沒有嘗試過表達，這需要影評人去作進一步的詮釋，需要我們去解讀及理解導演用到的拍攝手法、象徵語言及隱喻才可以下判斷，例如導演是否為了避開審查機制而將一些訊息隱藏在電影的象徵語言入面？繼而如何避免成為只有文化人才看得明的High-art？有沒有將影評普及化、大眾化的過程？甚至如某觀眾在座談會尾聲所說，電影可以被論述界挪用及扣連到當下的香港社會議題，增加論述界及電影界之間的交流。這樣，當我們去討論電影時其實亦在形塑「人的主體性」，盡量提升至戰鬥、挑戰規範結構的層面。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正視及討論這個北上趨勢的問題，說到尾，我們的討論究竟是為了要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還是守著文化上的特殊性？我不想一刀切地提供答案。每年中港的環境不斷轉變，個人的主體性如是，所謂的「香港電影主體性」也如是。這項沒有終點的定義工作實在有待後人接手，繼續讓電影創作人、國家、詮釋者、兩地的觀眾去競逐它的定位及坐標吧。我倆也該回到墓裡休息了，來年再會。

延伸閱讀
1./ www.filmcritics.org.hk/電影評論/會員影評/新香港電影-新的主體性
2./《2010香港電影回顧》，朗天主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