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大你卻無處容身——從難民營文學看香港難民營的制度暴力

文：絮

籍著，笨拙地，我選擇要寫的字
明知不懂韻腳
我也必須表達我的痛苦——誰在乎
有誰能明白？就在這裡，在這片天空下

並非是我要來得太遲
但現在，被憎恨的成千上萬，”V.B.P.”
日復一日——淒風吹雲
月復一月——我們生命之聲
鐵皮頂遮掩笑容
狹窄的圍欄困住無數夢想
生命是賭注
對於貪婪自私的人而言

美好的人生——擁有二十個夢想的少女
孤獨的夜晚——藏於枕頭的眼淚
你的願望——一把小梳子——一件合身的胸罩
聽起來像是控訴

夜晚孩子驚呼要母親
伸手…去抓緊…虛無
世界之大你卻無處容身
人們給予你一小塊木板和一串囚犯編號

一個兩唇慘白的年輕女人
正哄著她的孩子，她將世界唱成悲傷
愁苦的淚水從她眼角滑落
將她孩子的未來，凍結在這陌生寒冷之地

一個小男孩盤腳坐在床角
他見證著逝去的下午、虛度的春天
鐵絲網啊！從地獄到夢想之地，是這麼近，那麼遠

我們遠航逃離暴政——
希望在陸地上找到人性和愛
難民營的日子——這裡有太多的不公義
我們朝著世界之心吶喊

救救我們——不要將我們遣返
或留我們在這裡腐爛

大概是在一個悶熱無風、看不見前路的夜晚，越南船民阮翠瓊（音譯）擠在輾轉難眠的人堆中寫下這首《在難民營的日子》。我們並不知道阮翠瓊的訴求有否落空，但根據當時港英處理越南難民的措施，她的命運只有被遣返、獲得香港居留權，或者被外國收容。隨著最後一個本地越南難民營在2000年關閉，香港的難民營歷史並沒有隨之而告一段落，而承繼著港英封閉營政策（closed-camp policy）的，是結合官僚、規訓暴力的「入境事務中心」和「羈留所」。這種繼承並非單純的舊酒新瓶，隨著國際局勢與本地政經環境改變，香港難民營的目的、功能與運作方式具有不同政治意義。那麼，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政治意義？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難民營讓主權者展現其排除（exclude）難民群體、將難民人權剝奪得只剩下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權力。難民營中權力的極端不平等是無容置疑的，但這種從主權者視角出發的分析難免忽視了受壓迫者在權力關係和歷史中的主體位置。因此，筆者希望籍由受壓迫者在難民營文學中自述的經驗，述說香港難民營的演變，以及難民營加諸於被羈留者身上的制度暴力。

第一收容港與香港難民營初型

「不漏洞拉，木剪塞眛……」[1] 阮翠瓊與其他難民橫越怒海後，在另一塊陸地上聽到親切的母語，但內容卻是諷刺而殘酷：尋求收容之地的他們，將被視為非法難民，而他們亦將受監禁和遣返——他們來得太遲了。

冷戰時期，英殖香港作為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中的「自由世界」，在逃離共產政權的難民問題上成為了「第一收容港」，負責收留和遣返難民的工作，以防難民洶湧至西方國家。越南難民潮之初，剛到埗的人仍可享人身自由，但隨著難民人數劇增，港英開始採取難民營措施。作為政策，難民營有著消極和積極的兩種意義。前者是一種拖延策略，特別是在難民潮初期，國際社會尚未與越南當局商討處理方法，而港英又不願因強制遣返難民而遭國際撻伐，難民營於是將「問題人口」孤立於社會之外，等同將難民問題排除於政治議程上的社會問題之外。後者則試圖建立一套內部制度：難民營被隔絕於社會後，其內部需要一套運作方式，而在1988年開始，港英政府建立了一套先拘留後篩選的制度，將難民分成真假難民，並以「經濟難民」的論述正當化其強制遣返的行為。

由於難民營的本質為拘禁設施，被羈留的難民經歷可謂不異於一般囚犯。先是人身自由受限，管理措施非人性化，阮翠瓊甚至不諱言她被約化為一串囚犯編號——她被剝去擁有一把小梳子、一件合身胸罩的權利、得到愛和公義的權利，以及更基本的居留權利。不幸地，這種赤裸生命所經歷的痛苦，將在二十一世紀得到被拘留於「入境事務中心」和「羈留所」的人所呼應。

比監獄更糟糕的是官僚地獄

印傭作家Yuli被關進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下稱CIC）後，在這裡遇見因各種原因而被拘留的人。在被抓進來之前，Yuli大概和其他香港人一樣，不認為這座「入境事務中心」有甚麼特別，直至去年有被羈留的難民發起絕食，社會才發現這座位於黃金泳灘旁的摩登大樓是用來關押難民的設施。然而，這裡不單止拘留難民——像Yuli在她的文章《1672》[2] 中，因不願談遠距離戀愛，而在香港逾期居留的越南女子；被冤枉偷錢的工人；因在路邊叫賣攤子買午餐而被控非法販售的移工。但是，更不可思議的羈留原因，莫過於Yuli自己的情況：

「我在傭主家被入境事務處官員逮捕，原因是因為晚了幾個禮拜延長工作簽證。付了保證金並被限制住居，我被規定每週至最近的警察局報到兩次，還得到法院出庭兩次。法官判定我不被起訴，沒有刑責也沒有罰款，而且不會留下任何犯罪記錄。我只被提醒，未來得表現良好且避免犯法。判決聽起來明朗且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之後發生的事卻是相反的，在所有法律問題被解決後，我被抓進入境事務處羈留中心。

『妳必須在羈留中心等妳的簽證，因為妳沒有可以收留、擔保妳生活的親友。』

我當然不會接受這種捏造的理由。這是很被迫的理由因為，我已經出示了僱主的聲明書，內容是在等待新簽證期間，願意收留我且有意雇用我到合約結束為止。他們好像忘了所有家庭幫傭來到了被派的國家是沒有家人或朋友的，只帶著文件還有擔保的僱主。

像我這樣忘了或太晚延簽的案件，很常發生在其他的移工身上。一般而言，這種案件透過簡單的手續就能夠解決：提出延長簽證申請，支付便宜的費用。完成。但是這種便利不適用於我，故意鑽漏洞罰我。擺脫了法網後，我卻被拘留了。」

而真正被羈留的原因，雖然未曾從官員口中得到證實，但Yuli認為跟她向同鄉報導2019年反修例運動脫不了關係。不過，到底是怎樣的拘留原則，讓入境處有這麼大的權力？我們先看看入境處聲稱可能遭羈留的原因：

-若你為非法入境者
-若你為逾期逗留者
-若你被認為對香港社會構成危際
-若你在香港或以外地方犯下刑事罪行

這些原則定義糢糊，有爭議性，且執行方式不一。有被羈留者反映，和他被控以相同罪名的難民獲釋後，並沒有被送到CIC。但若你就這些原則的意思詢問相關官員，你得到的答案只會鬼打牆地回到原則本身——「因為原則就是這樣寫」。這種令人絕望的官僚溝通，被人類學家大衛．格伯雷 （David Graeber） 形容是一種暴力：「暴力真正的重點，在於它或許是唯一一種完全不需要溝通就能發揮社會作用的人類行動形式」[3]。這種無意溝通的暴力，也讓 Yuli 最終選擇了「自願遣返」：

「提出四次要求後，我終於得到跟處理我案件的官員見面的機會。我詢問我的簽證狀況，還有我到底還得待在這個讓我感冒、肚子痛的地方多久。回應是，我被要求「等待」。因為跟我見會面的官員聲明，他既沒有權利回答，也無權做決定。

『請給我一個確定的答案。我已經無法忍受繼續待在這種地方了。』我向官員請求。

……
我取消我的簽證申請不是因為不想等待，而是受不了在羈留中心被折磨。我想回印尼並不是因為不想回去工作，而是因為入境事務處不讓我在僱主家等待簽證。」

由此可見，現代的香港雖然早已不再是「第一收容港」，但其過往建立的難民營除了繼承了港英時代的篩選制度及非人性化管理，亦以難民營的拘留功能和官僚暴力控制人口；將外來人口，包括難民、移工、對管治階級利益構成危險的人，透過各種官僚措施實行惡意驅逐。這些官僚措施背後都依仗著各種的暴力威脅，在任何一個程序，甚至在走進羈留所的那一刻開始，若不配合要求，很可能要面對的是單獨囚禁或無限期等待的精神折磨，甚至是看守人員的警棍。這些隱藏的威脅，都讓現代難民營變成一個比監獄更糟糕的地方：

「而在緊閉的入境事務處羈留中心有如納粹集中營。雖然沒有肉體的折磨，但是受刑者每天備受被霸凌與心理折磨。後果是許多人焦慮、長期憂鬱、失去自信、因為抵抗力下降而患病。在痛苦的極限，有些人甚至試圖要輕生。

在監獄裡，至少人們都可以倒數回家的日子。在羈留中心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去，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不只是未知的明天，待會兒會怎樣，也沒有人可以預期。

我，自從變了數字人，我經歷的、延續呼吸之心跳的每一秒鐘皆是無知、茫然、還有孤單。」

「智慧監獄」與生命政治

武文雄12歲那年從越南偷渡來港，和阮翠瓊一樣被關在難民營等候強制遣返。在被羈留的第三年，他在一次爭執中殺了人，刑滿出獄後再被羈留於CIC五年。直至最近，他被轉移至「智慧監獄」——大潭峽懲教所，開展他的第三次「監禁」。

大潭峽懲教所（下稱大潭峽）本身用作更新中心，但在今年一月，政府突然宣佈將大潭峽翻新，並改作關押部份CIC羈留者之用，而羈留者當中部份為參與去年CIC絕食的難民 [4]。與此同時，大潭峽作為「第一代智慧監獄」，實施「人性化」管理，旨在「減省懲教人員繁瑣及勞動性的日常工作程序」，而在囚人士則需配戴「電子手環」接受全天候監控、規訓。大潭峽這兩種改變標示著現代難民營管理監獄化，而從傅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角度來看，難民在權力與監控科技、知識的控制下成為了順從的身體（docile body）。

「就好像我們被當作狗或豬一樣，每天就在等那兩次餵食。」[5] 武文雄隔著玻璃窗向記者訴說大潭峽苦況，他身形瘦削，平頭剪得貼服，神情迷茫而憔悴。

待過三代難民營的武文雄經歷過被排斥孤立、被威脅遣返、經歷過官僚暴力，現在成了監控科技的試驗品。從武文雄身上可見，難民作為被排除於勞動人口外的脆弱群體，其赤裸生命不只體現於他無權無勢的身份，也在於權力如何將他們納進權力系統中，並視他們為一種資源，按其目的進行管理、調控和規訓。

不過，身處於牆外的我們又豈不是身處於「智慧社會」之中？智慧燈柱、安心出行，甚至大學的閘機和人臉體溫偵測系統等，都是在強化勞動規訓與社會控制的科技，建造權威無處不在、甚至最後被我們自己內化的圓形監獄（Panoticon）。大潭峽的「智慧性」，其實是「智慧社會」中壓迫人性的科技之縮影。

結語

從詩歌到報導，筆者嘗試以紀錄文學呈現和梳理香港難民營的演變史，讓讀者代入難民處境，希望讀者在共同人性中找到與難民的聯繫。而在權力體系中，我們與難民的共同之處在於我們同樣被塑造成不斷被監管、規訓的人口資源。

世界之大，你卻無處容身——這句話很貼切地概括了阮翠瓊、Yuli、武文雄與其他遭羈留的難民的經歷，他們受壓迫的身體帶出眾人需直視的一種困境，而這種困境需要叩問的是：這世界，到底是誰的世界？

[1] 「不漏洞拉」是1988年港英政府向越南船民播出的越南語宣傳聲帶首四音節，意思為「從現在開始」。該段廣播講述港英政府對越南船民已經實施甄別政策，由公營的香港電台播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BC%8F%E6%B4%9E%E6%8B%89

[2] https://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2020/09/22/%E8%9F%BB%E6%B0%91%E8%97%9D%E9%A2%A8%E6%99%AF-%E5%8F%B0%E7%81%A3%E7%A7%BB%E5%B7%A5%E6%96%87%E5%AD%B8%E7%8D%8E-2020%E5%84%AA%E9%81%B8%E7%8D%8E%EF%BC%9A1672

[3]
《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大衛．格伯雷

[4]
為抗議無限期羈留，CIC 內羈留者在去年七月發起絕食行動，相關報導請見: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BE%88%E7%95%99%E8%80%85%E7%B5%95%E9%A3%9F%E6%8A%97%E7%88%AD-%E4%B8%8A-%E9%9D%92%E5%B1%B1%E7%81%A3%E9%A6%96%E6%AC%A1%E8%A2%AB%E8%81%BD%E8%A6%8B%E7%9A%84%E5%91%BC%E8%81%B2-%E4%B8%8D%E8%87%AA%E7%94%B1%E6%AF%8B%E5%AF%A7%E6%AD%BB

[5]
https://hongkongfp.com/2021/09/25/the-never-ending-sentence-of-vo-van-hung-the-vietnamese-refugee-stuck-behind-bars-in-ho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