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內外】超越區議會──我們還有什麼想像？

文：石七刀

假若我們說到一個地區，其規劃是個極為重要的一環。既然現在的區議會，無論是制度上或權力分佈上也儼如橡皮圖章，所謂「民選」的區議會沒有權力參與地區規劃的決策，權力都交由政府委任的人了。那麼，超越區議會，便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東西。在這裡，我並不是要就一些個別例子作評論，而是嘗試提出一個區議會以外的出路：人民自主規劃。

目前的城市規劃，大抵是以資本利潤作主導的，人民並沒有權直接參與其中。不論是住屋，抑或是工廈，都有大量被逼遷的案例：菜園村、順寧道；火炭、觀塘的工廈……可是，他們都在由上而下、人民沒有參與權，只有假諮詢的情況下面對被逼遷的問題。而當中，區議會完全沒有發揮效用。

現行制度之弊與自主規劃的示範

地區規劃對居民的生活有極大影響。跳出現行制度去想像的話，規劃社區應該以什麼模式來進行？在順寧道重建區，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深水埗順寧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舊區，其租價、物價、舖價也相對低廉，於是吸引了一些草根階層居住，以較低的成本維持生活。然而，由於市區重建局公佈順寧道的重建方案，重建區內街坊遭到地產公司迫遷。於是，順寧道重建關注組便於零九年七月成立。因為市建局不承認自己凍結人口登記，不照承諾原區安置居民，各式各類的抗爭行動隨之而出：有的死守屋內，有的露宿街頭……漸漸地，街坊對於社區的意識提升了不少。在一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間，關注組更在深水埗區內收集了一千名街坊的意見，再邀請專業人士，就著房協在深水埗一塊當時仍未規劃的K20-23重建地盤，設計出有公屋、居屋、中低價樓宇、街舖和社區設施的「深水埗居民自主規劃方案」。方案於同年九月公佈，並於十月透過區議會徵詢發展局、房協及市建局（當然，最後它們完全忽略此方案）。及後，又做了幾個月街站，展覽方案模型，於今年一月，再獲將近一千名街坊支持。至今，已有逾二千七百個街坊支持。

那麼，為何文章開首會說，目前的城市規劃，大抵以資本利潤作主導，並且人民沒有參與權？我們可以用房協就順寧道重建區的規劃方案作例子：房協的K20-23+K25方案，在構思過程當中從無諮詢，亦無參考過比這個方案更早推出的民間方案。若只計算K20-23區的住宅樓宇類型，則只有八幢私人樓宇，單位共有930個。樓價方面，在深水埗這個有較多草根階層居住的地區入面，大部份（85%）單位預計達三百萬以上。這是基層難以負擔的金額。換言之，這方案忽略了原來
居住在順寧道的街坊。而售價三百萬的單位，總有經濟基礎較佳的人能負擔，最終，比之公屋或居屋，有更多的財富能落入地產商手裡。

人民自主規劃的理念

若以房協的方案重建，令發展商能牟取較高利潤­­，卻不太切合居民的需要。然而，若透過居民的自主規劃，重建方案較切合居民自己的需要，那麼對居民而言，獲得一個較佳的生活環境，但又不需付出較高的生活成本，才是一件好事。人民自主規劃的理念，便是要求由下而上，人民有參與規劃、監督、決策等等權力的地區規劃模式，打破固有的利益傾斜。具體意義上，亦包括一種「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的地區規劃。透過居民的參與，便能較清楚知道當地的環境和居民的需要，便於規劃一個社區。

順寧道的民間重建方案，在構思過程上，如上所述，有民意基礎支持；樓宇的類型和單位數量亦較房協方案優勝：有一棟公屋、兩棟居屋、兩棟私樓，共1182個單位，並建議由房協資助，讓區內市民能負擔。這些樓宇都不是屏風樓，並盡量取得本港較多的東風及夏季西南風。而且，有地面公園、設綠化耕種地帶的平台公園、小型街舖舖位供出租或出售。另外，亦有公共用途的租賃空間，供幼稚園、社福機構、綠色團體或社福藝術團體租用。這種便是所謂的「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規劃──在經濟能力、區內生活設施、商戶舖租及物價、環境上，都較切合居民需要，並適合他們長期生活。

實踐自主規劃的障礙

當我們說到人民自主規劃，不僅僅是一個理念，亦是一個制度。那麼，這種模式的規劃具體是怎樣的？在此，並不能憑空想像，讓我們回到利東街的例子。

在一零年七月底，H15關注組公開了他們對民主規劃的建議：「社區規劃參與平台」──一個完全獨立於任何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及區議會的規劃機制。他們建議把每一個區議會分區再劃分成三個小區，每個小區便有一個平台。每個平台的決策小組，有十五至二十人，絕大部份是選舉產生，亦包括了區內商會、區議員及非政府組織。按平台需要，亦會邀請專業人士（如建築、規劃、環保等）恆常列席，亦會邀請政府官員列席。決策模式方面，則採用共識制，只有在區內證實會引發即時人身安全問題的樓宇和限時兩週內回覆的官方信件這兩個情況下，才會採用簡單多數投票制。

現時的制度而言，城規會必然會以「方案不夠專業」等理由拒絕接受民間方案（而事實上，這些方案均是由專業人士據居民意見而草擬的）。整個社區規劃，其實涉及到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地產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重建後，樓價會因此上升，股市亦會因此上升，從而增加利潤，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從歷史可見，經濟對政權穩定有密切的關係。若經濟相對不穩，人民怨氣指向政府，其管理便會出現危機。那麼，規劃方案的利益傾向商家的話，便間接令政權穩定（縱使這不太切合大部份原區居民的需要）。因此，政府絕不會主動用人民自主規劃去取代現在由上而下的規劃制度。

我們將如何實踐？

這便是為什麼這些自主規劃方案會配合社會抗爭。順寧道的居民，連結不少社運人士，曾多次阻止執達吏到場強行收樓；利東街的重建事件，抗爭行動亦引起很大迴響。這些抗爭，也許只指向個別的重建事件，然而，卻涉及整個規劃制度，甚至整個政治和經濟制度。「社區規劃參與平台」的例子有可供參考的地方，各種現時的社會運動，亦成功令社會不少人士關心社區規劃問題，也令部份街坊及其他人擴闊對社區的想像。

但是，當社會的階級矛盾未被消弭，真正的人民自主規劃，仍是未能被完善地推行的。底層勞動者，有機會被有權有勢有財的資本家，透過各種手段，令他們在社會上被消音。故此，政治和經濟的民主，對社區規劃亦極其重要。長遠而言，我們應該盡辦法把政治和經濟的權力掌握於人民的手中，令自主規劃的方案真正實行，而政經兩者的民主亦缺一不可。街坊理應與其他因現存規劃制度受害的居民團結和組織起來，向改變整個政治及經濟制度，取代由上而下的規劃模式進發。我們亦應當盡可能參與其中，協助他們組織起來。在此，也許我們不能具體地說明改變政經制度後的世界。但透過組織後的社會抗爭，我們對社區規劃和往後社會的想像和思考擴闊，並且透過實踐，總能摸索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