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是怎樣鍊成的？

文：蔡美琦

貓舉中指的海報、pandamart 門口的外賣員集會、電單車車隊一字排開等照片歷歷在目。2021 年 11 月，foodpanda 外賣員發起至少 2 天的罷工，抗議公司不斷減低單價，並就無理解僱、應用程式漏洞等問題提出 15 項訴求。報道引起媒體與社會的驚訝——為何在社會氣氛低潮的環境下，會發生這次被形容為「無大台」、「後工會」的罷工？

也許，以大型社會運動的邏輯，並不足以理解新興平台經濟行業和勞資關係的矛盾。學生報訪問到罷工的談判團隊、積極參與者和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希望梳理不同參與者的經驗，重現罷工的過程，留下記錄並提出反思。

醖釀 2 年的憤怒

「我們早在 2 年前已經在 Whatsapp 群組討論 foodpanda 的問題。」罷工召集人 Waqas 和談判代表金龍坦言。

帳號被無理中止、地圖計算直線距離而忽視實際路面狀況，外賣員早在 2 年前已經發現這些問題。只是當時工資水平還不錯，車手工作 8-9 小時已經能賺到$1000，「大家都很滿意」，便掩蓋了這些系統問題，群組變得不活躍。

隨著入行人數越來越多，高工資的優勢逐漸消失，「公司每 15 天便將每張單的服務費減 $1，一個月就減了$2，大家都很憤怒。」外賣員需要每天額外工作 2-3 小時，才能賺取本來的工資水平。

另一名談判代表 Nadim 回想，公司一方面減低單價，一方面提供額外花紅，做多賺多，讓大家「感受不到太大變化」。但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環境變差，「其實我們意識到問題，只是不知道如何改變，如果我們一早抗議，可能還能爭取更高的單價。」

事實上，外賣平台進駐香港只有短短 7 年，卻已經發生多次工業行動，外賣員積怨已深，是次罷工絕非偶然。沒有即時抗議，主因還是缺乏領頭人，也未能在南亞和華人群體之間凝聚足夠力量。

導火線——被無理中止的帳號

經過一年多的無奈和憤怒，時間來到 2021 年 11 月，Waqas 的帳號被無理中 止，「一開始我還沒什麽感覺，當作是放假，跟我的孩子玩。去到第三天，我突然非常憤怒，why me？」於是聯絡相熟的外賣員，希望能搞抗議行動，這才成為是次罷工的先聲。

Waqas 首先利用網絡宣傳，在社交媒體成立專頁，並建立 Whatsapp 和 Tele- gram 群組，設計了「熊貓舉中指」的海報，呼籲外賣員罷工。同時，他主動約群組內積極成員到各區見面，說服他們創立地區群組，以及呼籲參與罷工。 「10 個人裡只有兩個支持我。」其實大家並非無動於衷，只因以往多次罷工或行動，效果都不太顯著，讓大家信心不足，當時的 Waqas 也覺得勝算不大。

南亞群體獨有的聯繫

金龍認為族裔是發動罷工的重要因素。「少數族裔之間會有特別的聯繫
（Minorities have special kind of bonding.）」他們在工作時看見同鄉，會覺得額外親切，經常互相攀談，早已建立聯繫。

在港生活了 20 多年的 Nadim 擁有大學學歷，加上熱心助人的性格，使區內來港不久的南亞裔外賣員事無大小都向他求助，「有些人連家庭糾紛都要幫忙處理」，成為其他人的重要依賴。因此當 Nadim 分享罷工消息時，大家都一呼百應。

金龍亦指南亞裔一見到罷工消息，不用多說，紛紛 「畀面」，會毫不猶豫地說「我支持你，我可以做些什麽？」

同時，親戚朋友間有不同通訊群組分享本地新聞和就業資訊。這幾天，這些家族群組成為動員的中心，同鄉們宣傳罷工資訊，號召加入群組，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行動與訴求。

華人的地區網絡

線上線下的溝通，主要集中在南亞社群內部，「但是我們還沒有得到足夠支持，我們不認識華人。」 金龍說。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的嘉泳和小唐看到消息，幫忙將群組鏈接和罷工資訊發放到華人外賣員的群組，呼籲大家參與，群組內現在一共多了 1,500 個新成員。

外賣員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但他們在等餐時遇到其他「師兄師姐」（同行的稱呼），會互相交流工作資訊，部分地區也擁有群組。觀塘區車手阿達深感區內氣氛團結，外賣員之間平時會吃飯聯誼，一旦有成員遇到交通意外，其他人就算在送單都會立刻下線，前往幫忙，形成了互助網絡。因此，當阿達看到南亞師兄發動罷工，「反正平時很多怨言，一拍即合。」觀塘區利用本來的團結氣氛，迅速提出不少行動方案。

罷工群組內的活躍成員列印海報，貼在電單車上， 讓消息流傳開去。金龍在所屬的九龍灣區組織糾察隊，向外賣員派發傳單，說服罷工，又動員其他區域的朋友以同樣方式說服別人。阿達也在 pandamart 門口派傳單，在各大群組出謀獻策。

族群的同鄉關係、地區的互助網絡，加上對公司積 存已久的憤怒，最終有幾百名外賣員參與罷工（不接單或不上線），超過 300 人在 11 區集會，力量 之大足以讓 pandamart 關閉最少 2 天。

罷工中的民主嘗試

從籌備到罷工，不過是一星期內的事。各區的活躍成員終於在罷工中見面，華人、南亞裔、關注組、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形成談判團隊，但要打破族裔間的隔閡，又要民主透明地決策，如何制定策略與訴求成為一大難題。

嘉泳和小唐在 Telegram 群組中擔當協調人的角色，「每個人都有好多怨言，討論缺乏焦點，所以要讓大家有統一的行動策略。」他們時不時會整合和更新罷工重要的信息，例如海報、口號、pandamart 地址、行動策略、每個群的連結等，發佈到各個群組，確保資訊公開透明，使參與者能在同步行動。

語言也是促進華人和南亞裔溝通的重要橋梁，關注組翻譯中英訊息，後來有外賣員自發擔當這部分工作。Waqas 也深知要連結各個族裔的外賣員，時不時會用翻譯機傳送三語訊息——中文、英文、烏都語。

關注組建立了一份可以協同編輯的文件，整理群組的訊息，讓大家公開地表達訴求。後來有外賣員起草中英雙語的新聞稿，並根據重要程度整理訴求優次，邀請大家討論。談判團隊以此作為基礎，考慮大家的意見，經過仔細的討論和權衡，最終得出 15 項訴求。可見溝通不只是 NGO 幹事在有意識地促進，而是參與者自發地行動。抗爭的主體，依然是工人，這也是在上升的運動中，激起衆人意識的重要面向。

談判團體緊鑼密鼓地開會，準備談判。金龍和 Nadim 回想外賣員以往的行動，失敗的原因往往是代表與群衆缺乏溝通，談判時準備不足，因此特別強調是次談判團隊非常優秀——Waqas 善於公開發言，向公司施加壓力：金龍曾從事貿易生意，具有與企業打交道的經驗；Nadim 為人和善，與其他人緊密溝通；關注組跟進公司政策，熟悉數據與條款，能隨時反駁公司的「遊花園」; 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幹事談判經驗豐富，懂得制定策略。雖然談判代表不是經程序化一人一票選出，但他們屬於「有機領袖」（Organic leaders），即是在區內受到信任、比較願意主導行動的外賣員，亦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罷工當天，代表亦在群組內發起投票，讓參與者決定是否繼續罷工，大部分同意罷工直到資方給出滿意的答覆。可惜的是，受限於鬆散的動員結構，只有最憤怒的 300 人參與投票，有很多游離成員未曾表態，結果未必全面，也不能確保計劃得以實行。

滴水還不足以穿石

罷工進入第四天，談判代表與資方在 16 號開展長達 8 小時談判，未能達成共 識，兩天後再續會。這幾天，群組裡訊息不斷，鼓勵大家繼續罷工，堅持提 升單價的訴求，並要求代表不要向公司妥協。

事實上，有很多外賣員「哀求」代表，指他們雖然支持罷工，但手停口停， 不得不復工。代表「不會強迫大家繼續罷工」，阿達和 Nadim 建議其他出路 「你可以只罷 pandamart 的訂單，或去做 Deliveroo」。金龍亦明白「罷工 難以維持，外賣員不可能一直不工作，我們正在失去勢力(momentum)」。 外賣員沒有底薪，加上缺乏工會罷工基金，罷工一兩天已經耗費很大成本。

他們估計，到第三至四天，只有一半人堅持罷工。

談判過程也充滿壓力。比起以往，代表們準備充足，也有大規模罷工為後盾， 不至於被管理層敷衍。有談判經驗的嘉泳說，「其實在以往的罷工裡，這些 問題都被反覆提到，管理層只是準備一套說辭，聽完訴求也不會作任何承諾。 而今次是真的談判，我們可以來回施加壓力和反駁他們，在此過程中獲取更 多資訊。感覺對方多了壓力，會不斷提出新方案，和總部溝通。」小唐補充， 「我們會威脅管理層，如果不答應便會繼續罷工，而對方是真的害怕。」

然而，除了罷工力量隨時間流失外，金龍也點出了跨國企業的特點——「決 定權不在香港管理層的手中，他時不時走出辦公室，打電話詢問德國總部。」

結果，就着最重要的工資問題，foodpanda 只答允以凍結單價取代提升單價，其餘十四項關於系統的問題則承諾改善。這看似是一場以勝利告終的罷工，亦的確是為數不多能夠動員上百人的行動，但依然存在不足。最熱心的參與者其實感到失望和憤怒，甚至有人覺得被出賣，代表只好盡量解釋他們在單價問題上僵持 4 小時，已無法逼使公司再讓步，並將一切會議記錄公開。而罷工也失去籌碼，難以進一步威脅資方。

敘事仍有一大片空白

罷工的故事看似告一段落，但其實此敘事視角由領導者出發，缺乏其他參與者的想法，他們的感受也是檢討罷工的重要內容。

地區組織上，擁有緊密網絡的九龍灣和觀塘仍屬少數，不能代表其他區的情況，那麽九龍區以外的集會是如何動員的?針對族裔身份，很多華人礙於政治氣氛，都選擇在家罷工而沒有出席集會，他們是怎樣看待罷工的？全職與兼職、車手與步兵之間因各自遭遇不同存在很大張力，阿達觀察到，步兵本來沒有通訊群組，各有各做，導致罷工資訊難以流通，步兵也依賴 foodpanda 作為重要收入來源，這些因素皆不利於罷工的團結。

更甚，在高度原子化動員的情況下，我們無從得知參與人數、地區、組別、族裔等資料，難以看到完整圖像。而具體掌握這些數據的，只有公司。

如何走下去？

罷工完結後 4 個月，外賣員或多或少感受到待遇上的改善，但也表示「公司可以用其他手段減低工資」，例如減少更份，或在那黑箱作業的演算法中改變工資計算方式。

但罷工也開啓了大家對行動與改變的想象，嘉泳分享落區的時候，外賣員從以前說「罷工沒有用，總會有人工作」，變得願意分享更多勞動情況。小唐也說，有消極怕事的少數族裔，會聯絡關注組反映問題，主動提出和無禮貌的餐廳理論，希望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幾位受訪者都感嘆外賣行業待遇會越來越差，斷言必然會繼續抗爭。那組建專屬外賣員的工會是可行出路嗎？在缺乏工會組織力的香港，幾位積極成員對短期工身份、工會行政事務繁複、能力不足等問題感到顧慮。面對新興的平台經濟，零散化和網絡化是必然趨勢，其他地區的工運組織者亦感受到類似困境，但改變也為抗爭創造空間，正如今次罷工展現前所未有的動員力量。 我們急需思考，這次的經驗和力量，如何延續下去，轉化成更加堅實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