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

看過這標題後，也許你會跳過這一頁，因為你覺得這議題和自己毫不相干。

也許這刻的你身心健全，不是婦女，也不是家庭照顧者。

這不是詛咒，但無可避免地，上述的三個身份大概總有一個會和我們攀上關係。隨著年華老去，我們的身體自然會出現各式各樣、不同程度的殘障。而此刻身為少女的你，也會有一天成為婦女。就算你是少男，並決定終身不婚不育，你也或多或少會負上照顧父母的責任。

大學生往往擔當著不少角色，譬如集「莊員、組爸媽、宿生」於一身，忙得不可開交。但你有否想過，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可能遠遠比大學生更加忙碌？由料理三餐、打理家居到照顧家中老幼，不少殘疾人士尤其是女性，均擔當著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但背後所面對的困難卻比我們想像中更多。

社會大多視殘疾人士為「被照顧的一方」，但在現實之中，不少殘疾女性恰恰照顧著家中的長者、伴侶、小童等，但卻同時缺乏應有的支援。香港女障協進會於本年 1 月 22 日舉辦「亞太區殘疾婦女照顧者研討會 2021」，討論殘疾婦女照顧者的境況及出路，我們亦不妨嘗試撥開迷思的雲霧，對她們多加理解與支持。

迷思一：「殘疾女性照顧者」十分小眾 ?

從表面來看，「殘疾女性」的人口似乎不多，而當中作為照顧者的人又再少一截。本港現時有近 6 萬名殘疾人士，女性人口稍多，佔 55%，即 3 萬人左右，乍聽之下頗為小眾。但其實，所謂關心「殘疾女性照顧者」，並非單單指向「殘疾的女性照顧者」，而是同時涵蓋著「殘疾人士」、「女性」及「照顧者」三方。事實上，「殘疾女性照顧者」和「健全女性照顧者」的工作與處境都是相近的，只不過前者需要更多的支援。如此一來，這個議題的關注面遠比我們想像中廣闊——既有全港近 6 萬的殘疾人士，也有近 65 萬名的家庭照顧者，更有逾 350 萬的女性，足見「殘疾女性照顧者」這一議題毫不小眾。

再者，就算退一萬步來說，殘疾女性照顧者的人口少於 3 萬人，但也不代表不值得我們關注。可能有人會覺得，700 萬中的 3 萬是個「小數目」，然而，她們每一個人所面對的問題，往往是縈繞終生，不容小覷的。換個例子，反送中運動的被捕人數逾 1 萬人，但我們絕不會覺得「1 萬是個小數目」，便拒絕關注一眾賭上半生的抗爭者。因此，只要任何群體有值得被關注的需要，無論人數是多是少，我們也應主動了解。

迷思二：為何只談殘疾女性，不談男性？

如前所說，「殘疾女性照顧者」並非像字面一樣，僅僅針對「殘疾的女性照顧者」，而是囊括了「殘疾人士 & 女性 & 照顧者」。因此，殘疾男性也當然處於議題的範圍之內。之所以採用「殘疾女性照顧者」的字眼，並非因為漠視殘疾男性的需要，更不是重女輕男，背後原因實是關乎香港的傳統家庭崗位定型。

正因香港社會（尤其是上一代）受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所囿，殘疾女性比殘疾男性更常擔當照顧者的角色，也就更常面對相關的困難。在日常生活當中，不少場所均沒有考慮到殘疾照顧者的需要，譬如超級市場欠缺無障礙通道，又例如哺乳室的設計不便使用等。香港女障協進會主席游家敏女士表示，政府的救護車亦非無障礙設計，因此，當殘疾人士的親友需要上車送院時，救護車的設計卻不容許該名殘疾人士有充裕的空間一同乘搭。

此外，有研究顯示，殘疾女性照顧者更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卻更難反抗，變相處於「雙重弱勢」的境地。除了家暴以外，殘疾女性還承受著林林總總的壓迫，包括性的壓抑。她們的性需求往往易被忽視，更甚者，有些家庭更會以「保障安全」為由，強迫殘疾女性絕育，但殘疾女性通常不願與家人起劇烈衝突，故只能忍氣吞聲。游女士更指，聽過有前線社工否定殘疾人士有能力勝任照顧者一職，故建議殘疾媽媽將自己的初生嬰兒送往孤兒院，令人髮指。

迷思三：政府已經有每月發放傷殘津貼， 在支援殘疾女性照顧者方面還不夠嗎？

答案是很不夠的。

上文提到，本港不少公共場所均缺乏無障礙的設計，但這不全然是配套的問題，更是思維的問題，亦即政府的政策思維之中鮮有審視殘障人士的需要。現時，香港關 於殘疾人士的數據相當之少，而殘疾女性照顧者的數據更是付諸闕如。她們的健康狀況、精神狀態、生活壓力等，政府均沒有完整且全面的數據。當政府連最基本的數據都不曾掌握時，其擬定的政策自然也難以具體回應到殘疾人士的需要。

在研討會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表示，平機會曾於去年 9 月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呈交建議，促政府考慮將有相應能力的殘疾人士視為「合適的照顧者」，容許他們領取「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及「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的津貼。換言之，在新建議底下，殘疾人士若照顧另一殘疾人士或長者的話，將可獲發每月＄2,400 的「照顧者」津貼。惟翻查資料，該項建議仍未獲政府採納，而平機會亦沒有公開交代其建議的進 度。 在「亞太區殘疾婦女照顧者研討會 2021」的答問環節上，本報記者向平機會幹事提問，指出在平機會的建議中，僅惠及了「照顧長者」的殘疾人士和「照顧殘疾人士」的殘疾人士，質疑是否存在漏洞，忽略了「照顧兒童」、「照顧健全人士」等的殘疾人士。遺憾地，平機會職員回應時一昧打官腔，聲稱「殘疾人士政策還殘疾人士政策、安老政策還安老政策」，令人費解，更完全沒有回應「是否存在漏洞」一問，未知是「發緊夢」聽錯問題，抑或刻意顧左右而言他。

結語： 香港共同體內，痛苦都不是個人的

可能有人會好奇，了解完她們的情況之後，我們可以有什麼實際行動？事實上，我們可做的事有限，亦不外乎以各種方式引起更多討論，甚或製造輿論壓力，向政府施壓，長遠營造「殘疾觀點主流化」及「性別觀點主流化」的社會等。聽上去好像有點「虛」，但相信，我們先放下自身對女障照顧者的偏見，譬如釋除上文提到的三項迷思，已可算是有意義的第一步。至於第二、第三步如何走下去，相信這是女障照顧者和我們可一起持續思考、持續應變的問題。

自前年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社會普遍對「暴力」一詞尤為敏感。而事實上，暴力不單單存在於警民衝突之間，更隱藏在我們所意會不到的生活微細之處。可能我們以為陪親友坐救護車是理所當然的事（電視也充滿這類劇情），殊不知輪椅人士根本無空間上車，哪怕被送院的人是她們的摯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設計，或障礙，都是一點一滴的暴力，積壓在她們的身上。每一個人的思考總有盲點，我們未必會在日常的每一處都意識到殘疾人士有另外的需要，但大抵要知道，政府政策上的這些「漠視」、「忽視」正是一種可怕的暴力，而我們應以此自惕。香港共同體內，痛苦都不是個人的，我們未必能為彼此分擔，但至少我們可去理解，拒絕視而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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