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蘇朗欣——短篇小說〈為什麼人會在天上飛〉細讀

文：Kf

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作者簡介

蘇朗欣。26歲。在香港出生，現身在台灣，書寫的題材卻幾乎都與香港社會有關。接受獨媒訪問時，她表示自己經歷反送中之後，「我好像被 trap（困）住了，更難從香港的議題走出來」。她以「座標」形容香港之於她的關係。「說是屋企，但不一定是很喜歡它或很討厭它……它跟感情沒有掛鈎，純粹是一個座標。對我來說，這個座標不會移動，一定會是香港。」

她曾在《別字》發表短篇小說〈蒜泥白肉〉和〈水與灰燼〉，前者講述一名政治冷感的母親探望因暴動罪入獄的兒子，後者則關於一名學生和教授在一九年期間的愛情。上年，她出版《水葬》，以新界東北發展作為背景。

引子

〈為什麼人會在天上飛〉的故事起於「我」的童年時代。「我」居住在上水一條名為新橋的村子。每個星期天「我」都被送往張老夫婦的家，張宅位於郊野的無名小徑內，屋外雜草橫生，外牆被漆成輕盈的藍色，小屋和自然景物和諧並存。在那裡我學會了辨別植物的生成，觀察動物的蹤跡。大半年後，張老夫婦開始收到通知收地的信件。在期限到來後，地政人員拿著電筒將強光照進屋裡，又拿起大聲公咆哮。收地事件為童年的「我」帶來強烈的震撼，光暗和聲畫的強烈轉換，令「我」產生錯覺，以為整座小屋都飛上天去，童年的我在混沌中初次認識「失去」的概念。

第一次「飛」：〈浮城誌異〉的傳統

所有發生都在霎那間，那光與暗、聲與畫的轉換過於強烈，使大腦受到衝擊，我以為整座小屋都飛上半空去了。張先生飛起來，張太太飛起來，我衝上天。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光？為什麼會有暗？為什麼我的常識課本上那關於中國身分認同的題目還沒有寫完⋯⋯

作者在描寫第一次「飛」的時候，原因是「人只要受到驚嚇，就會飛上天」。作者運用了魔幻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房子在天上飛，建構「我」小時候主觀的驚嚇之感。「我」在光暗交錯的驚嚇中，「以爲整座小屋都飛上半空去了」 ，不但張先生飛起來，張太太也飛起來，「我」亦衝上天。「我」曾指出「或者兒童根本還沒有時間的概念，失去也同樣抽象」 ，因此整座房子的失重、懸浮，是我首次意識到自己失去掌控自身命運的力量，對幼小的「我」而言是難以理解的。

「我」對眼前的一切「完全無法理解」，於是接連發問，「爲什麽會有光」，又突兀地問到「為什麼我的小學課本裡那關於中國香港身分認同的題目還沒有寫完」。然而收地的時限不容耽誤，地政人員在門外宣布，夜晚八點鐘便是最後期限，自此八點鐘便成了「我」人生中的夢魘。房子的失根、身份認同的題目，作者似乎是有意借用「浮城」的意象，透過西西〈浮城誌異〉對九七大限的隱喻 ，書寫張老夫婦房子的失根，並以文本互涉的方式書寫城市的失根。人無法保護自己所住的居所，也難以掌握城市的命運。

在限期之内要收回的焦慮，而最後居住在此地的「我們」更淪爲決策以外的「他者」，聼他人宣稱「我們將會為你們重置更美好的家園，分配更公平的大地」。小說中刻意沒有指名「我們」所指的是誰。無奈的是，「我」對於小屋和郊野往後的命運無從得知，我無法知道「房子會否被夷平」，以及「白樺能否留下」。蘇朗欣所指涉的雖然是九七後因重置郊野而收回土地的社會事件，但她繼承「浮城」的意象，書寫的失根經驗，以及在懸浮的狀態下難以自主的命題。

鄉郊和城市的對立——「失去」的命題

小說以「童年——鄉郊」、「成年——城市」作為對照結構。長大成人的「我」成家立室，搬進新建的公屋，把身體安放在狹小的空間裡。這種密集的居住空間是我童年時候所嚮往的，因為能夠窺探他人的生活。但現在我覺得「不必窺探他人的門窗，我就有足夠多的煩惱要處理」。這種對「暴力的無奈」來自於童年時目睹小屋被移除。我想到「真的，沒有什麼事情會在長大之後變好。有時我感覺自己還在淺藍色的小屋裡，跟著被夷平」。

社會學家羅拔·伯克(Robert Park)指出:「我們在創造城市的時候，也重塑了自己」。鄒文律對此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人類的活動空間長期局限於人工化的城市裏面，居民會把自己重塑成什麽樣子？人建立建築物的同時，建築物會重構人的本質。資本作爲主導城市規劃的凌駕性力量之後，爲了符合經濟利益，樓宇不斷往高空發展，敘事者所居住的公屋便是以劃一的空間，只求將空間的實用價值儘量發揮的例子。而恰恰是這種利益至上的城市發展，令童年的時候敘述者目睹收地一事，影響他成年之後徹底相信他對於自身的命運是無能爲力。

第二次飛：窗外墜下的男孩

儘管「我」如何不願關顧門窗以外的事，一九年始終在我的生活刻下烙印，我認為「所有不能解答的問題，我們都放任不理」。然而我在舊衣店遇上催淚彈，蒙面少年為我沖洗雙眼，我想到的是催淚彈「聽聞是過期物，事情簡直像笑話」。又回憶到「後來又有藍色水，把我們的貨品噴得只剩一種顏色——原本我們的舊衣那麼多姿多彩。顏色一旦沾上就不會褪去」。但我對於門窗以外所賦予的視線也僅限於此而已，回到家中，我的願望只有躺下和睡去，選擇對於難以解答的問題視而不見。在躺下之後——

忽然砰一聲。

我抓抓背脊，翻身背向窗戶。

「爸爸？」女兒捉住我，呼喚：「爸爸？」

懶得管她，我的意識在昏沈中踱步，就要入睡，我想要入睡，不要去理會它，那聲響。穿過過薄的牆壁，鄰人急促的腳步聲，不要去理會它，我想要入睡。只要在腦袋裡一再重複指令，萬事萬物就會變得扁平，許多年來我都用相同的方法控制好自己的睡與醒。

女兒問：「爸爸，為什麼那個人會在天上飛？」

人只要受到驚嚇，就會飛上天。

城市生活的密集，使「我」無意願窺探他人的門窗，也對於門窗以外的事，選擇置於冷漠之中。然而當我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入黑，我走出客廳，如常地觀看電視。

電視螢幕照常上演街頭直播，另一場暴動發生，延燒的火，轟然的水。畫面邊緣輪轉著一行跑馬燈，一個男孩死了，從某個公屋高層墜下。報導不斷切換，只有右下角始終放著直播，終至某個時刻，新聞台轉播了一段網路影片，鏡頭對準的是我們邨我們樓，我們的窗外，二十層之上，一顆頭自後樓梯的氣窗突出，然後是身體，然後是腳，工整而絕對，他墜下。

男孩和「我」身處同一棟樓。原來在睡前刻意不去深究的窗外聲響，是近在咫尺的人的死亡。醒來之後，「我」是由電視熒幕的直播畫面，在不斷切換的報導畫面當中，才能察覺墮樓正正發生在「我們邨我們樓，我們的窗外」。在現代城市空間的密集性之下，人反而不聞窗外事，甚至連一個生命的逝去，亦無所察覺。

因此我說，「不必偷窺他人的門窗，我就有夠多的煩惱要處理」。他已經無心力兼顧窗外的事。墮樓的男孩在敘述者的眼中成爲「他者」，敘述者關心的是自己的女兒，這種關心卻絲毫不涉及窗外逝去的生命，這種冷漠借城市空間獨有的型態加以表現。

「人在天上飛」——死亡與重生的盼望

我問：「你在看什麼」

「我想重新看見那個人，他會飛。」她回答。

女兒專心不移地凝望窗外，好像一直望，她就能讓那個人回來，而且，可以讓他飛。

作者安排女兒對氣窗外的凝望，表達作者對墮樓男孩失去生命的憐憫。第二次的「飛」是透過女兒的視角，以女兒的口說出來的，女兒問「爲什麽人會在天上飛」。在墮樓事件發生後，她一直專心不移地凝望窗外，並說：「我想重新看見那個人，他會飛」。在「我」的眼中，女兒的眼神是童稚的，而「我」的敘述是世故的、冷靜的：「好像一直望，她就能讓那個人回來，而且，可以讓他飛」 。看著女兒的眼光之中，「我」是站在成年人的立場知道人不會飛，亦不能起死回生，女兒的凝望僅是徒然，但是「女兒實在太過專注，使我實在沒有辦法戳穿她」 。文本中作者的聲音，和敘事者（「我」）聲音有一段距離，作者透過女兒的凝望，借女兒童稚的眼光，流露出其對墮樓男孩失去生命的憐憫，以及讓男孩「回來」的盼望。

「飛」和失去信仰的關聯

敘事者的第一次「飛」是童年第一次面對「時間」和「失去」的概念，因此當女兒問「我」爲什麽人會在天上飛時，「我」想到的原因是「人只要受到驚嚇，就會飛上天」 。自此「時鐘指向八點」的大限，等同徹底「失去信仰」的夢魘 。而因此「我」認爲女兒亦會如此，因爲「時針早晚會指向八點，失去信仰非常簡單」 ，對此「我」感到無能爲力，是敘事者「無奈的暴力」 的呈現：他頹唐地認為下一代會與自己同樣，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故此只是世故地別過臉去，包括對於窗外墮樓的男孩。「我」無論對待自己的生命，還是對待下一代的生命，都欠缺信念，也缺乏保護下一代心靈的動力。城市化形成了「我」的冷漠，而「我」的冷漠或許會同化純真的女兒，埋沒下一代對自然的希冀。但女兒在遲疑的凝望之中，或許可以展開一種新的方式，以她的眼光，觀看她所身處的現實。

——《方圓》二零二一年春季號 總第八題，〈為什麼人會在天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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