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愛麗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二月尾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其中最受矚目莫過於向年滿十八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 10,000 元。但是「派錢」不是一件新鮮事，2011 年政府有千多億盈餘，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群衆的輿論壓力下，由注資 6000 元到每個強積金戶口，改為向全民派發 6000 元；而陳茂波亦在 2018 年宣佈透過關愛共享計劃向「N無」人士派發最多 4000 元的津貼，政府對於派錢這項「善舉」已有先例。回顧香港近半年經濟急劇衰退，接二連三的社會衝突及武漢肺炎疫情令旅遊、餐飲、零售業等均大受打擊，二月失業率更升至 3.7%，創九年新高。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卻只派錢了事。但是，政府一味派錢無法紓解長期民困，也無助應付社會問題；而「派錢」的手段亦同時暴露了政府落後的財政思維。

疫情下聊勝於無的一萬元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人人搶購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一盒 750 元的口罩仍被搶到缺貨，不少老人家、清潔工等基層市民都要節儉使用，才抵得過物價高漲。加上企 業為減低生意成本及減少員工感染病毒的風險，要求員工放無薪假及縮短營業時間；小店甚至捱不過經濟衰退而結業，打工仔、小老闆的收入自然不受保障。政府在公佈預算案之前先成立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可是基金卻只集中提供資助予企業老闆，最受影響的前線打工仔卻無法直接受惠，更不要說一些因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了。反觀直接向全民派發 10,000 元，則能確保失業人士、基層市民等「有錢落袋」。現時政府目標在暑假開始發放款項，預計市民幾個月甚至一年後才能收到款項。對基層而言，他們仍然十分需要這筆遲來的款項以應付日常開支；相比之下，這 10,000 元對於經濟能力較好的市民就顯得比較不痛不癢。

那麼為何不把 700 億全部集中於基層市民呢？難道李嘉誠等千億富豪也需要政府的一萬元嗎？沒錯，雖然針對性派錢的確增加基層市民獲派的金額，在抗疫中亦能 達致紓解民困的作用。但是何謂「基層」？何謂「低收入」？政府劃線既需要大量調查統計，劃線結果又難以滿足所有人，定必惹來另一番爭議；加上從 2018 年 4000 元津貼的經驗得知，資產審查過程繁複、耗時甚長，結果行政成本花費超過 3 億。與其補漏拾遺，不如全民派錢。人人受益之餘，又能省掉耗時近一年的資產審查。透過全民派錢，再配合協助低收入家庭的援助制度，例如發放多一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 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等，或許是最快紓解民困的措施。可是，我們除了考量「派錢」的短期效用，亦要考量它的長遠效益。

21世紀仲講「量入為出」？ No way！

觀乎香港「派錢」的歷史，發現無論經濟環境好壞，政府都會向市民派錢。譬如幾年前經濟蓬勃時，政府決定還富於民，兩次向市民分別派發 6000 元及最高 4000 元津貼；今年經濟衰退時，政府明言為「紓緩市民經濟壓力」，向全民派發 10,000 元。可是，一直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例如長者貧窮、公營醫療爆煲、私人樓價負擔甚重、公營房屋供應缺乏等問題每況愈下，單單全民派錢難以舒緩以上社會問題。那麼為何政府不作出長遠的惠民措施？此乃因為政府受《基本法》第107條的「量入為出」、「避免赤字」限制。

追本溯源，「量入為出」源於港英時代，英國政府不希望殖民地出現財赤，而為宗主國帶來財政包袱，因此要求港府財政上自給自足。有鑑於香港 70 年代的社福支出大增，所以，時任港英財政司長夏鼎基認為政府要限制 開支，於 1976／77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 20% 的準則。 但是隨着政府的開支屢屢超出標準，夏鼎基於 1981／82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布放棄 20% 的準則 。港英政府由硬性指標的 20% 變成軟性的原則，顯示對「量入為出」的寬鬆。在衛奕信和彭定康擔任港督的回歸前十年，港英政府更積極地投資在經濟及社會建設，透過保障民生爭取市民支持。

事實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沒有為「量入為出」畫上絕對的定義，保留了很大的詮釋空間。主權移交後，政府對於 20% 的準則卻奉若圭臬。見諸於多份財政預算案，一般官員都將公共開支訂為生產總值的 20% 內。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前，政府財政儲備亦逐年攀升，2018／19 年度預計財政儲備更高達 11,386 億，相等於政府23 個月的開支 [1]。可是，就算政府以往幾年錄得盈餘，也只「派錢」了事，沒有針對解決社會問題。歷屆財政預算案推出福利政策時，往往強調不過是「一次性」福利，還會在開支原則中強調應避免將福利支出恆常化。

縱使社會批評政府「守財奴」的聲音逐漸增加，甚至質疑政府為何不動用更多儲備推動長遠社會發展，應對人口老化等問題，但政府仍然保留固有思想，逃避作出長 遠財政規劃。面對民間提倡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下稱全民退保），政府至今不為所動，林鄭月娥就任政務司司長時曾斬釘截鐵說不會考慮全民退保，更加印證政府對財政持守舊態度。在現今庫房經常「水浸」的情況下，「量入為出」的原則已經不合時宜，政府理應還富於民，盡快動用更多資金推行長遠惠民措施及應付社會問題。否則，財政儲備除了是一堆數字，甚麼都不是。

長遠福利措施比「派錢」更實際

在眾多社會問題中，政府現時要急切應付的問題包括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香港預計人口將持續老化，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2036 年 65 歲及以上長 者的人口將增加超過一倍，長者人口更會達致 237 萬（佔總人口的 31.3%）。參照近幾年綜緩的受助個案，超過六成的受助對象都是長者，而他們領取綜援的年期中位數為 8.8 年，也是眾多類別時間最長的 [2]。若以綜援金額作為界定貧窮的標準，貧窮人口中長者的數目最多； 2018 年的長者貧窮率亦高達 30.9%，並高於社會整體水平（20.4%）[3]。政府若不及時處理長者貧窮的問題， 在人口老化下，隨著長者年齡組群佔香港整體人口比例增加，將加劇香港整體貧窮問題。

以下將會以全民退保為例，說明長遠福利措拖比「派錢」更有效應付人口老化和長者貧窮的問題。近十年來，香港民間組織一直爭取全民退保，當市民到達退休年齡後，無需通過任何經濟審查，都能從政府取得固定金額以應付生活開支。雖然現時香港已經有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和有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但是現在民間爭取的是覆蓋全民，提供更高金額的公營退休保障，目的為長者退休後提供穩定及基本的生活保障。超過 180 名學者聯署，建議政府設立專款專用的全民退保基金、撥款 1000 億到啟動基金、設置離港日期限制、對每年盈利 1000 萬的企業增加 1.9% 的利得稅等 [4]。如果每人每月可領取 3000 元養老金，計劃到 2064 年將剩 1600 多億港元，說明基金發展亦算穩健。

在全民退保下，長者免於擔心自己的積蓄會坐食山崩，又或子女會無力供養。長者每月獲取基本的養老金，使其退休生活無後顧之憂，並體現長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 障是每位香港長者應有的基本權利。而且勞資雙方現行每月為強積金供款由各 5% 減至各 2.5%，雙方共減去的 5% 則為退保計劃供款。有關三方供款安排及比率，既不會額外增加勞、資、官三方的供款壓力，又能更好運用現時勞資雙方在強積金的供款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有關 老人生活保障的開支。

相反，「派錢」只能維持基層市民短期內的生活開支， 一次性的福利措施未能應付長遠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問題。相對於全民退保，「派錢」明顯缺乏長遠財政規劃，是小恩小惠的民生措拖而已。只要全民退保計劃沒有破產，就能持久地為長者提供固定金額的退休金，令他們安享晚年。政府高官卻借題發揮，批評全民退保會不斷增加赤字，故此多次拒絕全民退保方案。一方面，政府堅決忤逆民意，武斷地投放超支幾千億到港珠澳大橋、三跑等無助改善民生的大白象工程；另一方面，政府遲遲不落實全民退保，借詞推搪投放金額相對較低的 1,000 億以作啟動基金。對比政府在兩者態度上的差異，難免令人懷疑政府不願投資在長遠福利的政策。

結語

就算政府在財政上願意擺脫以往的守舊態度，跳出「量入為出」的思想框架，也不能肯定政府收入用得適得其所，過往幾年的大白象工程證明了政府不聽民意「亂用 錢」。公共財政收入和支出涉及團體和階級之間的角力，稅制、資源再分配等經濟議題，難以與政治撇除關係。可是，市民有責任交稅，當然有權利參與公共財政。所以，我們不應任由政府內的不同派別，或與各大財團進行「枱底交易」，等待政府諮詢有關財政預算的意見，然後觀看它自娛自樂地上演獨腳戲。相反，我們應該盡全力反對政府興建「大白象」，主動積極推動全民退保等長遠惠民措施。我們爭取民主自由、真普選的同時，也要多關注民生議題，為社會中的弱勢社羣發聲，幫助他們爭取應有的權利。

註：
[1] 2018／19 政府財政預算案。
[2] 2014 年長遠財務計劃工作小組報告。
[3] 《2018 年貧窮人口 140 萬見 10 年新高，每三長者一貧窮》，明報新聞網，2019 年 12 月 13 日。
[4] 陳倩兒、何錦源。《老了，養自己或等人養？7 幅圖看清香港退休保障爭議 》，端傳媒，201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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