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余珈澄 記者│莊曉彤 曾詠珊 攝影│余珈澄
香港郊野公園佔地四成，是香港人的「後花園」。但近年，有人對郊野公園虎視眈眈，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均曾提議動用郊野公園土地解決房屋問題。不過，40年前港府劃定郊野公園，同時訂立了《郊野公園條例》，為香港的自然環境築起了一道堅固的防線。這道防線不單保護了生態環境及水源，同時也為市民保留了一個遠離俗世紛擾的天地。
香港早期的自然保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木材和燃料嚴重不足，人們上山大量砍伐樹木。二戰結束後，香港山頭都成了光禿禿一片。研究郊野公園超過20年的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黃觀貴指出，英國人重視自然環境，英國政府在殖民地會設立林務部門，在香港亦不例外，因此港英政府開始大規模植林：「不過當時的保育只意味著不破壞、不發展郊區。」
直至60年代，香港正值林務業轉型期，市民開始以火水及石油氣取代柴薪，對林木的需要減少，加上植林工作亦已完成，港府需要思考如何把林務業轉型。1962年首屆世界國家公園大會在美國舉行，自此愈來愈多國家建立國家公園及推行自然保育政策。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表示，當時香港的知識份子如香港大學生物系的學者及漁農署（現稱漁護署）的外籍官員均鼓吹保育，新加入政府擔任林務官的戴禮（P. A. Daley）亦認為林務對保護環境有重要作用，因此植林的政策開始注入自然保育的概念。
然而，王福義指當時政府官員對自然保育認識不足，所以港府邀請了美國環境科學專家戴爾博夫婦（L. M. Talbot & M. H. Talbot）來港勘察郊區情況，並重新檢視香港大學的的研究，提出有關自然保育的建議。戴爾博認為香港郊區最大特色，就是與人煙稠密的都市非常接近，這在世界其他國家並不多見。他其後撰寫的《香港保存自然景物問題簡要報告及建議》，成為香港郊野公園的發展藍本。
當年曾發生一段小插曲，戴爾博乘小型飛機進行高空考察，豈料飛機在北大嶼山上空發生爆炸，飛機墜海。幸而他與機師能及時逃出機艙，被駛過的舢舨救回。翌日報章以此事故作頭條，笑稱這次為「香港首次水底空中勘察」。身處美國的戴爾博接受本刊電話訪問，這位香港郊野公園之父笑言：「此事也有好處，使更多市民知道我們為香港的郊區進行研究，對郊野公園概念不認識的市民亦會主動找我們了解更多。」
保護水塘 禁足不如開放
最早期發展的郊野公園大都環繞水塘，例如城門和金山郊野公園。在郊野公園正式成立前，政府為了保護水塘，一直禁止市民進入附近範圍。戴爾博表示，當時市民認為水塘不是大眾共有的財產，便在附近任意開路、砍伐樹木及生火，破壞水塘環境。戴爾博向港府提出，開放水塘，能讓市民意識到自然環境是屬於大眾的，反可以控制他們的行為，而根據世界各地管理郊野公園的經驗，建立郊野公園系統反而可改善水塘受污染的情況。最後港府接受戴爾博的提議，把水塘範圍納入郊野公園。
規劃目的為康樂 亦為政治
戴爾博在考察期間聽到不少香港市民說：「香港沒有度假的地方，即使放假也不知去哪裡，又不夠錢到其他國家旅行。」他建議政府興建郊野公園的另一目的，是為滿足香港人對本地康樂活動的需要。他與政府進行為期兩週的實驗，開放一個位於九龍的水塘和附近郊區，並在報章宣傳，歡迎市民前來郊遊。水塘開放兩週，大受歡迎，首個週末已吸引過千市民到訪。在郊區觀察的戴爾博，更加肯定開放及規劃郊野公園對香港市民的重要性。
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市民上街抗議，最後引發九龍騷動，政府在《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其中一個真確的說法：「這個問題（九龍騷動）純粹是青年人比較衝動，沒有適當的途徑發洩精力和情緒所造成的。」報告書亦提到有需要增加設備，以提供康樂和有建設性的活動。翌年的六七暴動更成為規劃郊野公園的催化劑。王福義教授於70年代加入漁農署，擔任林務主任，負責規劃後期成立的郊野公園，他認為港英政府決定發展郊野公園，背後亦有政治考量：「我相信最初的想法（規劃郊野公園）是為了讓青年人發洩精力，不要在社會『攪攪震』。」
六七暴動後，設立行山徑成為政府規劃郊野公園的重點。漁農署同時會發掘供遊客遊覽的地方或平地興建康樂設施，如燒烤場及營地等，又舉辦林務營，讓中學生在暑假期間參與林務工作。在郊野公園成立前，政府在1971年率先於城門水塘開設郊遊和燒烤試驗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