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與分裂——記311最低工資遊行

文：土

時值三月，香港輿論泰半集中在特首選舉之上，其他政治議題顯得冷冷清清，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在三月十一日舉辦的「立法最低工資大遊行」就是一例。一如慣例的由維園走到政府總部，一如慣例的由職工盟充當活動統籌主力，一如慣例的「和平理性」，除了改編自台灣〈倒扁歌〉和韓國〈農民歌〉的遊行歌曲具備新鮮感，其餘種種在在滲出三分有氣沒力。理應關乎眾多基層勞工生計的最低工資遊行，到頭來僅得六百人參與其中，反映的不獨是工會積弱，還有勞工問題在香港被忽略到甚麼程度。

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集體談判權，此三者乃本地工人運動不可分割的三大目標。自從SARS期間被揭發多宗公屋外判清潔工欠薪勞動個案，最低工資運動逐步取得關注，董建華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裡特地聲稱須於政府部門外判工種落實最低工資。及後曾蔭權上台，拒絕考慮相關立法，去年提出以不帶任何約束力的「工資保障運動」取代之。經此一役，是次遊行繼續擴大戰線，倡議把最低工資保障遍及所有工種，而非僅僅是保安和清潔。7-eleven、百佳、麥當勞、肯德基，諸如此類的連鎖店製造大量難以餬口的低薪職位，遊行如此定位有其道理。問題是，這類工種流動性大，轉職離職頻生，工會向來無力將行內打工仔團結起來。在這個瓶頸位置卡住了，遊行隊伍當中也就不見被剝削的彈性散工。組織者和人民，遙遙相隔。

有關的人來不了多少，看似無關的人卻來了不少。關注綜援檢討聯席參與遊行，皆因政府的「扶貧」政策就是逼迫窮人找工作，在欠缺最低工資立法下，這卻只會拖低市場工資，製造在職貧窮，近年申請低收入綜援數字飆升就是證據。菲律賓移工工會與亞洲和平協會則為遊行帶來國際視野，分別高舉「Minimum Wage i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與「經濟殖民要結束」的橫額。在全球化年代，不管在職抑或失業，本地人抑或外勞，全世界的無產者本來就應該聯合起來，談不上真的無關。

隊伍前後不見學聯身影，卻大不乏學生組織，教人明白學聯已不能代表香港學生運動之餘，亦不得不問最低工資和大學生有何關係。大專基層關注組的劉卓軒同學表示，爭取時薪三十元的最低工資是為了讓市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與自己將來工作的待遇並無直接關係。他反駁「最低工資加劇失業」這種主流講法，指出造成僱主最大負擔的不是工資而是地價，但反對最低工資者卻鮮有批評高地價政策。被問及為何支持與自己無甚直接關係的最低工資運動，劉同學一笑：「幫人需要問理由咩？」

當頭棒喝。或許這不是對學生身份和基層身份的完美整合，卻揭示了運動的必要條件。一輛貼上「新地會愛家計劃」廣告的巴士在遊行隊伍旁邊駛過，那個擁護家庭價值的慈善計劃恰好由新鴻基地產——一個剝削完員工工資之後還要下拑口令的財團——出錢資助。比起這種精神分裂，遊行裡形形色色的整合不全，都算不上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