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前言

鄧小樺

寂靜—無聲音—隔絕，往往令人聯想到封閉（且也許憂鬱）的個人世界。中大校園內每日有近萬人絡繹來往，理應眾聲喧嘩；但身處其中的個人，卻是經常感到沉寂、孤獨的。劉芷韻〈倒行的鐘〉或者便是這種對校園生活（以至外在世界）感到無法理解、缺乏投入感之心態的一幅細碎而細膩的素描。劉芷韻在進入大學之前已出版過一本個人詩集，現在已經被認為是本港青年詩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持續受到年輕一代的認同，其詩風甚至頗為廣泛地影響到年輕寫作者的取向與風格。而劉芷韻作品中著墨最多的，就是對外在世界的無力感，而詩中的敘事者的自我形象幾乎都是低落的；另外，詩裡的世界並不具體但十分豐富。當然，不少人會認為這種無力的寂靜是一種近乎奢侈的自溺。然而，必須考慮的是，如果規勸者完全不能同情地理解這種心態的話，或者是未必能和這類人溝通的——而這類人通常被假設為年輕人。而對於被指斥為自溺者，如果也去嘗試接近一下對立的想法，或者對人生會有不同甚或更好的感受？

同樣都是描述校園的寂靜，小不點的〈我討厭，我真的討厭〉則充滿憤怒，要求他人的回應。這首是在94年「李滿全事件」（詳見〈簡而秘．課檢史〉）中的一篇小報，指向著校方及師長對事件的拒絕表態。〈我〉詩中的世界，對比〈倒〉來說，黑白分明且容易理解得多。這就涉及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品要製造影響和力量（尤其正面、積極、廣泛的動力），是否就需要簡化？簡化到什麼程度才叫適當？

〈迎新營啊迎新營啊第一百種相同的聲音〉充滿了聲音與話語，表面上與「寂靜」似乎截然相違。但根據詩題，在作者看來，這些聲音與話語都是「相同」的；詩的第一節且說「不懂說話的說話／懂得說話叫人說話／懂得叫人說話的沒有說過甚麼話」，即（迎新營中）被說出來的話語都是愚昧、無意義的；不妨說，這樣喧嘩的世界，其實等同沒有聲音。近年持類似觀點批評迎新營的文字其實不少，〈迎〉的出眾，在於詩中的轉折接合流露出作者對字詞與邏輯的敏感，對不同類型的語調的控制力，及極出色的幽默感。另一項難得之處是詩末隱含自我批判的意識（當然反過來說也有點過於面面俱圓）；據筆者觀察，幽默感和自我批判，其實是近年一眾迎新營批判論述照顧得不太出色的兩方面。

曾有一位教授在課上說，他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時，學生都很主動發言，他很奇怪香港的學生上課為什麼這樣沉默。聽過類似說法的人相信不少，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的人相信也不少。那麼，我們的教授，對校園的寂靜也該有自己的體會了。邀中文系的樊善標教授撰文，是因為他相當懂得邀請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又似乎常遇到課室裡沉靜的空氣（大概他的學生都是對他靜靜地心生好感，卻不發言？）。無疑是希望學生們能在課堂上更活躍主動，但又不願把學生全體一棒打死為緘口不語；對現況有較為體貼的評價而且不忽略例外情況，但又嘗試提出批判——這其中顯見了作者令人敬佩的細膩和小心翼翼。樊文指出，課堂討論氣氛是師生關係、校園學習情況的重要病徵（symptom），前者的衰頹表徵了後兩者的衰頹。而衰頹的關鍵在於，大學教育（及衡量其得失的標準）已經不是掌握在學術中人的手中了——而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各種校園現象，無視其與整體社會的互動。

張歷君〈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文題已經表現了與樊文的契合。02年夏天的中大迎新營「新亞桑拿」事件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報上文章多表現各種對大學生的失望和不滿，其中呈現了社會對大學生的微妙凝視（gaze）——部分剛畢業不久的學生高舉「老鬼」身分，大嘆世風日下，在自己畢業後大學生突然就變得不可救藥了，正是最傳統的踩低人地抬高自己。張文沒有捲入當時的混戰，但無疑是對該次事件最詳備、後設、學術的分析。張文的分析工具、姿態十分（嚴肅地）學術、精英，但其論述過程、對斯洛文尼亞理論怪傑齊澤克的大幅引用、對各種論述的拆解與還擊，都可稱妙趣橫生、可以理解。像交叉呼應著樊文和〈迎〉詩，張歷君以相當理論化（表面上並不平易近人）的方式指出，喧鬧的「迎新營（事件）」其實是沉默的，是一次社會以各種機制將大學生消音的事件。而張文對大學生的同情姿態最為突出，他期望大學生能從社會的沉默裝置中掙脫出來，發出真的「惡聲」——而社會也應該醒覺到，它在要求大學生獨立思考之餘，同時在拑制著後者。個人世界的寂靜，校園的寂靜，無法與整體社會脫離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樊文和張文兩篇邀稿，約稿日期接近而收到稿件的日期相隔超過半年，其中表現的（兩種方式的？）尊重，編者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