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改變，由中大新聞　獎頒獎禮抗議開始——訪問新傳系學生　潘柏林看新聞工作

訪問：蕭，翔
受訪者：潘柏林
文：長年累月

前言

十二月一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舉辦的中大新聞獎舉行頒獎禮，是次頒獎禮校友會邀得曾蔭權作主禮嘉賓。中大新傳學院一些同學聯同院會組織起抗議行動，就在典禮前一日發文邀請新傳系同學參與，即晚準備了橫額、請願信等等。最後有二十多個新傳系同學到會場抗議曾蔭權做主禮嘉賓，他們指曾蔭權任內對香港新聞自由毫無貢獻，卻在各方面例如警察公共關係科壟斷新聞消息來源（註一）、阻止記者採訪等縮窄了香港的新聞自由。這次新傳系同學自發組織的行動，短短一晚之內召集了二十多人參與。在聲明中，他們多次表示要捍衛新聞自由，表示新聞工作者應該追求公義、為弱勢發聲、監察政府。新傳學院三年級生潘柏林是今次抗議的發起者，是次訪問主要是希望了解他與其他參與者對這次行動的理念，以及他們對新聞工作的想法。

行動的目的：

反對邀請曾蔭權作主禮嘉賓，捍衛新聞自由

潘柏林認為組織今次抗議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認為由曾蔭權頒贈中大新聞獎是對得獎者的不尊重。他指出：「獲獎記者的報導大多數來自批評政府及找出政府的漏洞，獎項就是表揚這些記者的努力。然而，得獎者卻要從曾蔭權手上接到獎項，這是不可思議的。」潘柏林認為，頒獎嘉賓能夠獲得記者尊重比其位高權重更重要，而且做記者應有獨立性，不應攀附權貴，因此嘉賓不是官職越高就越有面子和越恰當。另一方面，他們在抗議中不停提到捍衛新聞自由，除了是對曾蔭權任內實施多個收緊新聞自由的政策提出控訴之外，也是要告訴在場各個媒體機構的高層，反對媒體的自我審查為記者帶來很多限制。

記者工作面對種種限制

潘柏林認為，新聞工作其實分開三部分，分別是政府、媒體機構及記者。政府方面，他們的吹風會（註二）越來越多，常選擇性地向較友好的傳媒機構提供資料。但由於這些機構與政府關係友好，自我審查較嚴重，記者的報導就不能夠隨便書寫，多數跟隨政府的論調。對於其他不獲政府邀請的傳媒機構，這些記者就只能靠其他行家提供的二手資料做報導。另外，警察公共關係科封閉了很多採訪空間，很多突發資訊都透過他們發佈，就算記者收到消息趕到現場時通常已經太遲，因此記者根本不能夠正常做採訪。
另外政府與媒體機構高層的關係又糾結不清，「傳媒機構高層與政府經常有飯局，他們之間已經有共識，好多野已經傾好，但記者又唔太知甚至唔知，上級要求的採訪與審查標準又唔清楚，所以記者做事時就好難保持獨立。」另外，傳媒機構給予記者的資源不足，現時記者越來越多記者會式的採訪，只是到記者會場取得新聞稿，最多都是在會上提出一些問題，就要東拼西湊般整理資料交稿。繼而，現時的記者再沒有資源及時間去做一些自家的調查報導，而事實上，新聞記者最難做及最值得做的就是這些報導。

堅持新聞原則的矛盾，
「客觀中立」／個人立場？

潘柏林同意，在課堂裡學到所謂記者追求準確，持平的原則，在真正工作時是不易堅持。「好多人想做記者都是希望為追求公義，為弱勢發聲，但出到去卻會發現好多野都做唔到。」面對大是大非，即使記者有感而發而希望在報導中對事件落下評價，卻會被上級指報導太主觀，太煽情，又會質疑記者的資料是否足夠，會否太過片面及不公正等等，因此最終「出街」的文章都要修改得四平八穩，以保持所謂報導的客觀公正。

同樣，在一些社會運動，好像早年的反高鐵事件中，即使記者支持運動，同情示威者，但他們為了保持客觀中立的形象，多數都不會參與其中，也很少對事件作評論。但事實上，記者撰稿時卻又會受到傳媒機構自身的考慮與立場所限制，甚至可能違背記者本身的立場。

記者一方面以為可以伸張正義，不平則鳴，另一方面卻礙於各種限制而不可能表達自身立場。潘柏林同意這是非常矛盾的，很多記者都只好委身於這些機構之下，盡量與上級爭取保持報導的獨立性，在限制中盡可能做好，有一些忍受不住的就只好辭職轉行，如果選擇做獨立記者自行做採訪，卻又要面對生計的問題。因此，很多記者做五至六年都轉行做公關或者從商，原因是記者的人工不高，又要面對做報導時不同的限制。無線前新聞主播柳俊江就是一例子。

以新傳學院學生身份為記者發聲，捍衛新聞自由

潘柏林指捍衛新聞自由的訴求在平常人眼中也是很理所當然。但對於新傳系學生，尤其是在嘗試過在媒體機構實習後，他們確切地感受到切膚之痛，這些訴求其實是很實際的。其實只要傳媒機構與政府減少對記者採訪的制肘—政府不阻止採訪，願意向記者提供資料，傳媒機構提供足夠的資源，不要自我審查—這就已經足夠，記者其實懂得自己找新聞，餘下就靠記者的質素了。「由於現職的記者要顧及其身份，保持客觀持平，因此不可投身作抗爭。而我們以新傳系學生的身份，就更有能力及資格發聲。」潘柏林指出，其實不少同學尤其經歷過實習後的三年級生都對於這個傳媒生態有相類似的想法，他們實習時所見識到的，其實與他們在課堂裡學到的有著明顯落差，因此今次中大新聞獎事件也主要是三年級同學參與。但即使如此，他與不少同學仍打算在畢業後投身做記者，就算未知會否視之為其終身事業。

後記：不如行多步

在一個多小時的訪問裡，潘柏林表達出在他半年的實習體驗。他對新聞工作的確有不少認識及見解，我們從對話中理解到記者現實中所面對的難處。他表示，不少同學包括他自己在畢業後亦打算投身新聞工作。對筆者來說，整個訪問所帶出最弔詭的，是不少新傳系同學，或者打算投身於新聞工作的人一方面帶著熱誠及理想，希望以第四權的身份追求公義、監察政府，但卻又理解到現實中做記者的種種限制，是根本不能做到應有的職能，甚至只會幫助維持著現有狀態。其實這種類似的想法在大眾之中何嘗不是普遍得不得了，做警察，有誰不以為自己是維持治安，除暴安良；做教師，最理想不就是能夠作育英材，培育新一代。這種心中不時湧現的道德使命實質非常普遍，對於大多數人，追求平等公義不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些平等公義即是甚麼，而這些不平等不公義是怎樣做成，繼而我們應如何爭取？這些才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在訪問中，我們之所以多次問到潘柏林如何理解現在整個傳媒行業的生態，在於我們認為，所謂的新聞自由並不是自有永有，更不是憑空生來，新聞自由的價值及其應有的內涵，以及造成傳媒行業現時形態的原因，是需要放置在整個社會制度下，包含政治及經濟因素的社會分析，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便不在此闡述。但單單指出問題及提出訴求是未足夠，也不能對應問題的核心，尤其是透過投身於記者，卻高舉客觀持平的形象，要由此帶來改變更是不容易。這一次中大新聞獎直接對應著新傳學院的同學，事件較貼身而有更大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上，無論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打壓，以至媒體自我審查等等各個問題，最終都要歸咎於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運作模式。因此，這些問題並不只關乎到新聞工作者或是新傳學院同學，而他們亦不應只著眼以至停留於新聞自由的問題，而是需要大眾都對現有的社會運作模式作進一步的理解以至批判，才可能解決問題的根源。

潘柏林在訪問中指他們學系的教授提到，這次抗議是新傳學院近年來較少有由新傳學院學生發起的行動。如果這次行動作為一個同學參與社會抗爭的開始，令同學有更多的反思及感受而轉化為更大的力量，甚至放棄一直堅守的所謂客觀持平中立等形象（事實上，客觀中立的原則就值得商榷，再者，難道這些原則能凌駕於追求公義平等的理想？），這確實會對將來新聞工作行業帶來更大衝擊，也更能發揮媒體應有的角色。

（註一）2004年起政府執法機關漸漸轉用新一代通訊系統，記者不能再透過截聽取得突發事件的消息，改為由警察公共關係科向傳媒發佈，但有關當局卻經常延遲發佈消息，令得記者難以及時到現場採訪。
（註二）政府與傳媒非正式的溝通途徑，例如政府高官在飯局中向傳媒高層「放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