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Feminist language 參與反送中運動 ——與何式凝教授、蔡玉萍教授對話 20年3月號, 49屆「逆流」(19-20) 訪、文:狐描、凪 反送中運動如同其他大型社會運動,脫離不了有關性別的討論,一如「自由閪」、「警嫂 3P」抑或光復屯門行動中稱「大媽」們為「家禽」的語言;當中一直帶有某種不自覺的性別偏見、歧視、或貶低另一性別的思潮(Ideology)。在吳同學勇敢訴說遭受到的性暴力前,連登一眾網民一直在問,眼底下多宗性暴力事件正在發生,「女權 L」到底去咗邊?其後,聲援反性暴力的女權行動及討論,在一浪接一浪的新行動中逐漸退回名為「待續」的後防線。 「我以前好少一出來,就說自己是女權學者,好少將這個身份放於 Forefront, 因為當時覺得未必需要用這套語言;但後來發覺只可以這樣言說,因為我相信女權主義者所關心的事,正正是這場運動很少人會說的事。」性別學者何式凝教授如是說道。何教授曾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絕食行動,與同為性別學者兼「全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召集人之一的蔡玉萍教授,在上年十一月開展有關「反送中運動是否父權?」的討論。 「我一直以來的想法與何教授是無關的,我們之前沒有交談過。但到我們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因為記者是各自訪問我們兩個的,寫出來以後我才發現原來我們有不同立場、觀點,我一直有興趣研究運動對性別的影響。」[1] 其後, 何教授在 Gender IT 發佈一篇題為“Where is Feminism i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2] 的文章,訴說運動中父權的部分,重申女權主義者聲音應該得到正視;續後蔡教授在立場新聞上寫了《「香港反送中運動很父權?」——回應何式凝教授》 [3],申明她與何教授的立場迥異,她運動見證了女性的大規模參與,有助於女性充權。 「女權主義的語言在此時特別有用,但這套語言在香港社會中是否仍然有空 間去言說?而大家又是否有 Readiness 去聽?或說以往一直用這套語言的人,他們的想法又改變多少?」何教授在訪問的開端如此問道。你,準備好了嗎? 一、女權典解關運動事? 談起女權主義,或許一部分人覺得難以進入。記得最近有文宣解釋「女權主義 ≠ 女性至上」 而應是「女權主義 = 性別平等」[4],才發覺也許大家一直對女權主義存在誤解。 是的,其實女權主義者所主張的性別平權,是貫穿我們每天生活的普世價值,即平等——小至我們每天穿的衣服(例如少見男生穿裙子),大至職場上的性別分工(例如較多護士是女生、工程師是男生),以致我們擔心女抗爭者遭受性暴力。也有聲音認為可以在成功光復以後再討論女權主義也不遲。為此,蔡教授認為此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她說,反送中作為一場重大的反極權政治運動,要在去大台的結構下作政治動員絕非易事,「儘管我仍然相信可以保留一個空間去討論性別、種族、甚至階級不平等。」 這個空間,原為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蔡教授提到,正因為抗爭者與政權權力懸殊,每位抗爭者冒住很大危險,甚至犧牲,思考運動策略時必須非常小心。「所有社會運動的思考都與如何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有關,同時亦是一個關於如何彰顯公義、尊重人的價值的命題。」 運動中的個體是緊密地連在一起,或許這就是每當說運動目標是達到民主與自由,必須照顧到每一個人需要的因由。「女權主義並非只是一個色彩,或者讓我們看見民主運動中被忽略部分的補充,而是 Equality and justice for all 的思想,我相信這便是民主的精粹。一個民主運動,或一場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時代革命,我們不是應該關心所有人能否得到公義?一些在現行制度下被排拒的人,也是那些被運動邊緣化的人,他們經歷的種種也同樣需要被看見。」而女權主義的語言,如何教授所言,正正在訴說 集體的看見。 政治從來不是男性專屬的活動,女性參與社會絕非鮮事。「早於 2012 年反國教運動的時候,我已留意到不少婦女為自己的孩子站出來,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同樣如是。」蔡教授提到。她更指出運動打破過往的性別隔亥——女性在正面衝突的時候不再只是擔當支援的角色,而是可以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二、有關行動 ——前線絲與和理絲的參與和束縛 身為香港媽媽反送中發起人之一,蔡教授認為這事在 2014 年雨傘運動中是難以想象。後來由女性發起的遊行集會與日俱增,如由平等機會婦女聯席舉辦的「反送中 #metoo 集會」。這也印證反送中運動的去大台特色讓任何人都有平等的發聲機會,有助抹除權力架構的牽制,令女性有機會擔當領導的角色,不再被邊緣化。 除了上述相對和理非的參與,這場運動亦出現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勇武抗爭並非香港獨有,然而許多國家在運動轉趨暴力時,女性往往被邊緣。在這場運動中,示威現場的前線不乏女性的蹤影。」女性沒有受到性別角色窒礙參與運動的方式,這個改變是值得鼓勵的。 「大眾對女性政治參與的觀感有改變當然值得肯定,我不是要否定或是貶低進步了的部分。但作為學者,檢視現時社會中被忽略的事情更為切要。」儘管反送中運動裡可見上述種種值得肯定的改變,何教授卻未有抱持樂觀態度。女性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數上有增長,不全然代表她們於社運期間有了更好的經歷,亦不能解讀作參與社運的女性作為社會一份子的待遇有所改善。 女性在個人生活面對的煩惱並非與抗爭全然脫軌。何教授提及黃彩鳳,一個在上年五月底發起「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送中」聯署的觀塘「師奶」,能看到女性社政參與仍是困難重重,「在外人看來,或許彩鳳作為家庭主婦仍站於抗爭前端的位置很是振奮,女性要參與社政其實也沒那麼難。但事實上,彩鳳面對的事情一點也不輕鬆——平日照料兒子及他的學習需要,要伴侶很多的配合才能騰空時間,同時不忙兼顧家務。」女性的個人生活、家庭關係、與伴侶的親密關係,使她們的社區參與仍因身份面臨不少束縛。 「不論是女性的社政參與抑或日常生活,各個範疇其實互為表裡並且互相承載,最後成為一套社會規範推動及約束大眾的行為。」每每談及女性政治參與時,人們大多著眼於其參與人數上,何教授則認為這些表徵不能代表女性不再受到性別約束。她引述了 Sylvia Walby 的 “Women are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the domestic hearth, but have the whole of society in which to roam and be exploited.”,大意指即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女性可以在社會「好像」很自由的遊走,但會否因此忽視她們作為女性仍然被限制,我們又有正視她們因選擇生活方式而帶來的心理壓力? 何教授再以電影《八二年生的金智英》中社會對女性的期許、家庭重擔、職場壓迫等等為例,反映現今女性素來面對的問題依舊存在。抗爭者要求追究女性於運動期間遭受性暴力的訴求不絕於耳,但這些訴求是真的重視女性的處境抑或只是政治動員的手段?又是否真的等同女性於公共討論中的話語權有所提升? 三、有關不同聲音—— 在「自由閪」、「屯門大媽 / 家禽」 等仇女言論背後 有別於「大台」領導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採取「去大台」的方式,讓抗爭持久。兩位教授均同意眾人在強調團結時,犧牲了運動的討論空間。蔡教授認為和理非和勇武的聲音被壓抑,背後除了群眾於運動需時刻保持繃緊的神經,以致過度反應外,依賴具匿名性的社交媒體亦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都以為匿名可以讓大家暢所欲言,但其實這種特性使言論更『惡毒』。人們忘了這些言論背後蘊含的惡意,會把溫和的聲音給掩蓋。」 蔡教授指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全球正面臨同樣的困局。社交媒體於運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連登更一躍成為主流平臺之一。蔡指儘管連登上仍充斥不少厭女言論,她留意到針對這些言論的駁斥亦有增長,但仍希望有更多。「我們現在僅聚焦於政治制度上,然而一個追求民主的運動理應是建構一個更公義的社會制度。在這場長久運動裏,我們需時刻警惕是否仍保存著討論空間,一個可以讓所有人的聲音被聽見的空間,從而成為運動自我調節與糾正機制。」 女權主義學者提出「反送中運動是否父權?」或是性別不公的情況後,每每被指責為次要及不對焦等。這些被埋沒的討論正是認知分層(knowledge hierarchy)的呈現。 對何教授而言,這些言論背後看不見的思想更值得關注。大眾的確需要時刻謹言慎行,小心自己的言論會否傷害那些抱持不同看法的人,將意見排拒於討論。然而,更值得我們重新審視的是背後的思想形態。 何教授解釋她與蔡教授出現意見分歧是因為兩人知識論(epistemology)而非方法論(methodology)的不同。她認為作為學者的工作不單純是收集數據,而是利用自身的學識述說所堅持的正義。「我會很在乎現存二元對立(binary structure)而產生的論述方式,這些陳述判別了哪種生活方式值得追求,什麼人是值得我們擁護和同情,又或是誰的意見值得人們重視。」 她認為反送中運動「很父權」的部份在於整場抗爭存有認知分層。所謂分層,是指社會依照一套準則把人及事劃分,不同層級之間有優劣之分。上層總比下層好,高低之別促使在上位的信念和意見凌駕底下階層。 套用至認知階層的脈絡下,這種結構分別了哪些想法是合理(valid and legitimate),亦即支持運動的論述,值得接受與傳播,同時剔除並指責一些主流認為不重要或在破壞運動氣氛的說辭。作為女權主義者,何教授以這個視點觀察各方的言論,留意主流論述的同時,亦關心被排擠的聲音,警惕在權力架構中哪一個群體得益、哪一個群體被邊緣化。她對這種替思想分層的方式抱持懷疑態度,卻因此被大眾排拒。 比起執著於「自由閪」、「警嫂 3P」這些不恰當字詞,她更在乎這些言論背後指涉著「在抗爭時期我們不需要抱持道德」的意識形態。即便在爭論對錯時,人們應保持對生命的尊重。 語言(discourse)即權力,權力意味著規範,主導大眾對人或事的定義和判斷。倘若我們接受這套語言,它將內化成為我們價值判斷的標準,損害女性社會參與的意欲,更是背棄每人應當信奉的價值觀,捨棄了我們理應堅守的民主和自由。 四、有關性暴力—— 看見那些難以言說的痛楚 關於性暴力,運動中我們看見男示威者,如同女示威者,成為性暴力的受害人。我們一般印象男性或許較難把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說出口,其中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15 歲的中學男生勇敢在連登上訴說他在新屋嶺所受到的性侵犯。 「主流大眾一直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想像往往只局限於女性,所以當男性面對性暴力時,他會非常震驚,然後是自責。而這是與男女性別規範有關,但更大部份是性教育的缺失。」蔡教授把男性遭受性暴力後的失語歸咎於性教育的不足,「其實女性同樣如此,因為足夠的性教育讓孩子知道性暴力為何、其不正當性,當性暴力發生時 Ta 們才知道,其實無須自責。」 蔡教授指我們現時對性暴力的討論聚焦於女性,所以當男性成為受害者時,比起女性,他們有另一重的壓力要面對——除了別人會否相信他成為了性暴力的受害人,就是人們會否取笑他不夠男性化,或者無用。男生如同女生,在面對性暴力時也是同樣受傷,讀懂社會所構成壓迫的文化邏輯也許是看見的第一步。 我們也會記得 9 月 28 日的 #ProtestToo 集會, 那時中環遮打花園的一片紫光,聲援受到警察性暴力的抗爭者,當中不乏年輕男性的面孔。 蔡教授回想起幾年前 #MeToo 運動開始之際,有部分人,或說在連登上對此也存在反感,「但當愈來愈多證據證明女示威者遭受到警察性暴力,其中一幕是警方抬女示威者時暴露女示威者私處,或者當愈來愈多警察在拘留女示威者 時對她們作出性羞辱⋯⋯如此種種指控,對整個香港社會,尤其年輕男性的群體,對於 #MeToo 運動雖然他們未必會說出口,但我相信他們的看法會有一定的轉變,而我希望這些轉變是長久的。」 Feminist language—— 作為 interbeing 的語言 「我發現除了用 Feminism 這套 System of language 之外,有很多想說的話都無法言說。」何教授在我們開始發問以先兩度說道。當中指涉的語言,也可以被理解作一種思維模式,電影《The Iron Lady》中一幕的說辭大概為這個說法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讀: Watch your thoughts, for they become words.Watch your words, for they become actions.Watch your actions, for they become habits.Watch your habits, for they become your character.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they become your destiny.What we think, we become. 除 Feminist language 以外難以言說的話,是有關平等(equality)與公正(justice for all)的命題——那些與我們一樣同在抗爭的集體中多元的個體,當中包括他她和 Ta。「我堅持用 Feminist language,是希望用這個 Language 去訴說 Ethics of care,亦即去聽見微小的聲音。」 有時候,這些聲音可能在五大訴求之外,或許是那個一直勇敢走上街頭,與你並肩的師奶回家後,仍然堅持照顧一家五口起居煩瑣的一聲嘆息、也許是那位站在講台上,有著與你不同性傾向的抗爭者日常所受到的歧視、或者是抵不住性暴力傷害的他,在你看不見的旮旯落下的眼淚⋯⋯Ta 們也是共同體中缺一不可的存在。 何教授提到 Judith Butler 的酷兒連繫(queer bond)、 共同的不安(c ommon precariousness),雖是具有女權主義色彩的字眼,其實都是在講述一個你我都能容易明白的道理—— 我們在專制管治下都是脆弱不安的存在,惟有通過連結、看見彼此的生命,成為共同體中的 Interbeing,我們才能回到民主自由的根本。「無論世界發生了甚麼樣的事,原來我們還有彼此,這才是我們集結、同在的基礎。」 很多時,當問及一些立場性的問題,兩位教授只會說「我所相信的」、「我想去做的」,從來沒有「我們應該相信的」、「我們應該去做的」;她們沒有以自己的聲音凌駕其他聲音或意志,她們尊重,並對每一個大時代下或強大、或微小的個體予以空間及相信。這種温柔的看見,原是為每一個人爭取公義、平等的初心,然後你也好像終於明白了,何謂 Feminist language。 註釋[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st August 2019. #ProtestToo: the women at the forefront of Hong Kong’ s anti-government movement.[2] Ho, Petula. 19th November 2019. Where is Feminism in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GenderIT.org.[3] 蔡玉萍。立場新聞。3rd December 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很父權?」—— 回應何式凝教授。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 一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