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公共空間拉鋸戰

文：Shirley

北京天安門廣場，面積達44萬平方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之一。29年前，這個公共空間曾是一場轟轟烈烈民運的搖籃和墳墓。香港的公共空間從未出現六四般的武力鎮壓和驅逐，但實則也無時不處於拉鋸狀態。

對於公共空間，究竟有誰在限制，我們又該從何爭取？

政府的有形介入：從天安門廣場說起

說起天安門廣場，你會想起什麼？回想當年，畫面會是五四運動時浩浩蕩蕩的愛國遊行，還是六四時中共政權在廣場附近的血腥鎮壓？

天安門廣場是首都北京的重要地標，偌大的廣場本被設計為群眾遊行集會的中心，讓民眾得以在此參與慶典，歌頌政權和領導的豐功偉績 [1] ，但未曾想在1989年卻成為了民眾對抗政府、爭取政治改革的「主戰場」。很多時候，即使政府規劃了空間用途，但使用者的行為會影響並轉化空間的意義，最終偏離規劃者原意。所以，政府為求維穩便嚴加管控民眾對公共空間的使用。
[1] 參考自洪長泰：《空間與政治：擴建天安門廣場》，頁 169-173。

廣場作為公共空間，本可成為群眾自發聚集和政治交流的場地。六四時，學生佔領、小型演唱會、民主大學等活動都在廣場上演。但六四過後，各類自由被壓制，內地民眾對公共空間的多元使用也一併成為夾縫中殘存的星火。為防範政治聚集或抗議行動，天安門廣場不僅受到公安監控，安檢人員每逢敏感時期亦會如臨大敵，除要求民眾的隨身行李過X光機以外，連他們攜帶的紙張都要仔細檢查。六四過後的今天，因天安門廣場的象徵意義曾被顛覆，廣場上任何風吹草動都時刻牽動著政府的神經。

在香港，公共空間使用雖沒有如天安門廣場般受控，但實際上管制依然如影隨形。例如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其設計本是為市民提供在政府總部表達政治意見及遊行請願的空間。在2014年6月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東北工程撥款期間，示威者在公民廣場嘗試衝入立法會大樓。自此，政府開始覺得民眾的示威行動超出了可控範圍，便將廣場封閉，並加設了兩米高的圍欄。9月，學聯及學民思潮成員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約百名民眾越過圍欄進入廣場。此後有參與人士遭逮捕，廣場也被關閉。公民廣場關閉逾三年後，才終於在2017年的政府《施政報告》宣佈重開 [2] 。由此可見，激烈的行動或許可以暫時爭奪政治聚集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卻擁有最終決定權。
[2]〈公民廣場重開 由示威常地變圍城 一切由反國教說起……〉，香港 01。

其實，沒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便沒有政治聚集的公共空間。而如今，就算港人仍能緊抓現有自由，但活動依然受到《公安條例》的限制。任何人士只要擬舉行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或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也要向警務處處長申請，在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後，集會遊行才能合法地舉行。此外，申請集會遊行場地的過程也往往不如想像中順利，例如民陣七一遊行在去年和今年都申請不到維園足球場作為起點，而康文署卻把場地批給了慶回歸活動。

資本的無形之手

那麼，是否政府不再過多介入就萬事大吉？答案不容樂觀。其實，資本的無形之手早已伸進了公共空間。一如2008年的銅鑼灣時代廣場 [3] ，發展商九龍倉集團被揭發沒有履行跟屋宇署簽訂的公用契約，開放商場地下部分的廣場公共空間給公眾作公共通道、靜態消遣以及展覽用途，甚至還將公共空間出租營利。待事情鬧大後，發展商終於同意開放部分廣場空間，藝術家和市民都得以使用，例如裝置藝術展覽和2015年設立的廳堂博物館。
[3]〈無需消費的過渡空間,香港能容下嗎？〉，端傳媒。

再如2011年開始的「佔領中環」運動。當時有港人為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在匯豐銀行總部下的廣場佔領了一方空間，有系統地劃分出煮食、閱讀、開會的場地，後期更為背包客提供免費住宿的地方。「佔領中環」運動持續約一年，最終匯豐以取回業權為由要求佔領者撤出。然而，廣場本屬「私人管理公共空間」（即私人發展項目中的公眾休憩空間），匯豐銀行雖有權管理，但更應在確保空間暢通的情況下，靈活允許不同種類的活動舉行。

多年來，公共空間被資本侵吞、霸佔、封閉的例子屢見不鮮。而在以上兩例中，政府監管不力、條例界定不明、地契存在漏洞等問題無一不助長資本對公共空間的蠶食。在政府規劃失當和資本主義價值至上的支配下，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基層市民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所剩無幾。如今資本的蠶食甚至影響了整個城市的規劃，新市鎮如荃灣被稱為「天橋城市」，以一座座天橋連接了商場和地鐵站，使城市的公共空間幾乎全然由商場建構和主導，處處引導居民消費。

所幸的是，仍有組織如「拓展公共空間」整合全港的公共空間資料庫，且在如上兩例的這些「正規公共空間」（即政府明文規劃的公共空間）裏，民眾與規劃者或管理者的拉鋸從未停止。民眾的爭奪或佔領，無疑是在挑戰統治者定義的城市空間潛規則，嘗試改變城市權力的分配，爭取改寫公共空間的定義。

更多的可能性？

論及此，重奪公共空間好像總是跟隨規劃者的腳步，你限制我爭奪，貌似陷入了一個無盡的循環。其實，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ah Arendt）曾說：「人的行動創造了空間。」空間意義的變化源於人的行動，只要願意反抗空間的潛規則，便能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回顧八九前的西單民主牆，人們在上面張貼大字報，有批判毛澤東的、有要求言論自由的、有反對查禁文化刊物的……當年的那一面圍牆，與現時香港各大專院校的民主牆一樣，小小一方空間本無特別，卻因承載了不同意見而存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亦有創造的可能。這類的例子雖細小卻不可小覷：街坊、小販清晨在街邊聚集擺賣，形成了各區的天光墟；20多名手作人改造、翻新粉嶺聯和墟舊街市，最終創造了一個平民創作基地——「聯和手作村」；有人曾在九龍公園花圃中劃出百呎農場，讓公眾自由參與農場運作，連接社區之餘，也拓闊民眾對公共空間的想像……

公共空間的用途和意義從來都不是固定的，我們不僅可以與政府或財團爭奪拉鋸，亦可以參與建造公共空間，讓公共空間扎根於社區。行動無論是轟轟烈烈抑或是春風化雨，其創造出的意義會遠超想像。

結語

公共空間，與有既定產權所有人的私人空間相對，它應不受社會和經濟條件限制，免費開放給社會公眾，更具有讓民眾分享訊息、共用文化活動及讓不同聲音交流碰撞的功能 [4] 。但綜上所述，政權和市場限制了公共空間的使用和發展。八九後的今天，希望內地民眾仍能在政府管控收緊及市場力量加強的情況下，爭取保留並創造公共空間的意義，讓空間用得其所。無論對於內地或香港的民眾來說，即使困難重重，但公共空間的拉鋸亦不能就此停止。唯有拉鋸，唯有創造，公共空間才能真正發揮其效果，為民主的社會打下基石。
[4]〈公共空間的概念〉，拓展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