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韓東方 · 上】六四開啟了的，如何把它完成？

訪：戴耀康、杜宗健

文：戴耀康

在廣場上起步的中國工運，走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是時候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還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韓東方下了很大的決心， 要在一個公開的討論會裏演講。當時，學生在談 論運動的目標，有人甚至引用了盧梭的原話來表 述民主理念。

「讓我來說幾句!」韓東方對廣場上的群眾說: 「所謂的民主是什麼?」

結果，卻頓時語塞—作為一個普通的鐵路工人， 他沒有看過書，不知道民主是什麼。心血來潮之 下， 他緊接著說:「民主，就是在我們的工作單 位，誰決定我們的工資!是主任、經理一個人說 了算，還是我們有機會參與?民主民主，就是人 民作主。我是人民的一員，對於人民的工資，我 要有作主的權利，這是民主。」

「說得好!」大家嘩啦嘩啦地歡呼鼓掌。

「非常有趣的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我還在說這 個問題。」回到《中國勞工通訊》的辦公室，韓 東方對我們說:「當年是令人尷尬的一句話，只 是彌補我對民主的無知。現在看來，我仍然對同 一句話深信不疑:在工作場所有沒有參與的權利， 就是民主。」

韓笑言:「有時候水準不夠，不是一件壞事。」

當年在廣場上的一段話，成為了他日後推動工運 的方向，也是一生的追求。信手拈來的這句話， 也變得具體:建立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建立集 體談判機制，以扭轉改革開放以來的不平等。與 此同時，藉著習近平話語轉變的缺口，以集體談 判權為中心的工人運動，將能推動社會民主主義 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他希望從亞洲開始， 建立「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也就是說， 韓東方希望重新啟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 破新自由主義的壓迫。但在這之前，我們先從當 下的中國工人狀況談起，看看工人運動如何一步 一步地，走到改變世界的那一天。

最重要的是，工人在幹嘛

與胡溫年代相比，習近平的治理似乎很難讓我們 對工人運動的前景感到樂觀。從以往政府主動建 立社會保險制度、立《勞動法》;到 2012 年後， 減稅兩萬億、降低社保中僱主供養比例等，這個 「新時代」似乎是一個右翼的、民粹的時代。政 府亦加強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譬如打壓女權份子、 「毛派」學生、 709 維權律師大抓捕等。但韓認為， 這種從當政者視角出發的分析，就工人運動而言 儘管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應該是看 前沿的工人在幹什麼。

「對我來說，前沿最重要的標記就是工廠裏面的 工人。不是《中國勞工通訊》、不是中國的勞工 NGO、不是勞工律師，也不是勞動法院。而是在 工廠裏，在勞資關係的第一線，隨時可能發生權 利侵害。在侵害以後這些工人的反應，那是最前 沿。」

「我自己覺得，對照胡溫時期——就不用說江時 期，更不用說三十年前我做工人的時候——現在 其實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為中國的工人比任何 時候都敢罷工。他們只要有權利受侵害，就罷 工。」

「在《勞工通訊》網站的罷工地圖上，2018 年比 17 年，罷工紀錄增長了非常大的比例。我不敢說 工人的勇氣加強了，我只能說他們受侵害的程度， 已經足以克服恐懼。動輒罷工的這種形式已經出 來。特別是在勞動關係的第一現場，工人的精神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讓我對照三十年前， 最大的變化，也是最令人鼓舞的、最讓我們沒有 理由沮喪的，就是中國工人這樣的一種精神和態 度的轉變。」

「就算是 2014 年山西太原那次，警察踩著女工的 頭髮，把她打死。造成這樣的事情以後，無論是 全國普通老百姓的反應，或工友後來起訴警察， (都可以看出)他們沒有因為警察把他們的人打 死，而形成了恐懼，令大家不敢再反抗。在周秀雲這位女工被打死後，全國各地的建築行業工人 的罷工討薪事件，是更多而不是更少了。

警察把人打死非但沒有嚇到工人，全國輿論—包 括官方媒體的—有限但存在的正義的聲音的推動， 令整個社會氣氛對工人被欠薪的一種不齒，一種 憤怒和一種譴責。他反過來導致工人討薪的次數 愈來愈多，決心愈來愈強。在這個時候，警察在 面對工人堵路討薪的時候，就會有所收斂，暴力 有所下降。」

那麼，中國工人為什麼從不罷工，到罷工?這 三十年間發生了什麼?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韓認為，工人更敢於行動起來的原因，是這四十 年改革開放令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愈加過份。

「改革開放從一開始，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 會，中國政府決定改革開放的重點是『摸著石頭 過河』。其實意思就是誰先把石頭搶過來誰先過， 連森林法則都不是。森林法則是我體力強就可以， 但『摸著石頭過河』更加壞，還要有機會、權力、 金錢這些東西。你可以以『摸著石頭過河』作為 開始，但不可以作為過程，更加不可以一直延續 三十幾年。」

「改革開放一直到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社 會主要矛盾的描述和確認，是在『落後的生產力』 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之間。總之目標是 要提高生產力，認為人民的生活水平會因此而提 高，國家經濟就發展了，然後社會就公平了。但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提高生產力作為主旋律，最後導致了『發展就 是硬道理』，其實是『賺錢就是硬道理』…… 它 背後就形成了競爭合理的思維。我不是說競爭不 合理，但是無限度的、沒有規則的、不講人性的、 以人作為工具而不是以人作為目的的競爭，就會 被合理化。這個才是中國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所 在。」

「在這樣的邏輯下，中國形成了一個沒有參與的 分配制度。對工人權利的損害，不只是收入不公 平，而且是職業健康沒有保障、沒有安全生產、

隨時可能從建築工地樓上掉下來摔死、隨時有可 能被機器弄傷，因為沒有防護，隨時丟掉眼球， 切下手、隨時因為接觸有害化學品，特別是鞋、 玩具用的苯膠水，對人體有所損害。工人在企業 的第一現場面對的極大不公平，背後是以提高生 產力為核心的思路。」

這一切令工人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而韓認為， 造成壓迫的思維，在習治下似乎有了改變的可能。

十九大報告裏的蛛絲馬跡

「大家都說習近平十九大的報告很長，三個小時 才唸完，創造了歷史紀錄。但在笑的同時，我不 知道有多少人仔細讀過這份報告。我自己從頭到 尾讀了三遍。我在裏面找和工人權利有關的蛛絲 馬跡。最讓我驚訝的，是習近平對改革開放和進 一步深化改革的重新解讀。他提到，中國社會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 『不平衡發展』之間的矛盾。

之前，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落後生產力』 的矛盾，那麼就要發展生產力、鼓勵競爭、加大 分配的差異。當然工人就被合理化了低收入。你 要高收入好啊，但你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啊，幹 的勤力一點兒啊，或者幹三份工作啊，就是競爭。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不平衡發展的矛盾，與之 前是 180 度的轉變。不平衡發展，不只是說地區 不平衡，還有行業不平衡，改革開放成果受益的 人群的不平衡，也包括財政預算的不平衡，比如 像醫療這些公共服務的滯後。我不想把它過度解 讀為，習近平是關心底層、關心勞工的。但如果 我們能看到這一點，並且充分推動這一點，是可 以有這樣的效果的。」

「我自己覺得，習近平上台以後，他看到共產黨 以人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發展，無止境的談生產 力並鼓勵競爭，不顧人的安全、健康、收入的發 展，是不可持續的。最令他擔心的，是他的領導 的不可持續。他作為現政權的最高領導人，所有 的後果是落在他頭上。舉一個不太恰當但有關聯 的例子，就是羅馬尼亞的尼古拉 · 希奧塞古。不 過，他統治羅馬尼亞四十多年，習近平才五年。」

「我是從這句話裏感受到習近平的擔憂和恐懼。當我們看到了這個的時候，似乎就沒有理由，用 簡單的思維方式，說專制的領導人就是壞人，一 定是希望老百姓生活不好，他會不惜一切代價的 怎樣怎樣。這種單線的思維方式至少不能作為我 的思維方式，來繼續觀察和推動工人運動。」

那麼，習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新解讀，為工 運開啟了怎樣的可能性?

野貓式罷工不是工人運動的成功

韓希望利用統治者的思維轉變，將目前頻繁的「野 貓式罷工」抗爭，推動到下一個階段:勞資之間 的集體談判。

「(野貓式罷工)只是事後的、侵權發生以後的 維權，起不到避免權利侵害的作用。」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些野貓式罷工，有多大 可能性，或者可能性有沒有提升，進入談判，令 罷工趨勢下降。這才是工人運動的成功。愈來愈 多的野貓式罷工不是工人運動的成功，而是工人 運動的氣憤。」

「我把工人罷工視為衝動和願望的呈現。把它整 合起來，變成理性的、可持續的、可重複的一種 行動和制度，就是集體談判。」

「不是拿刀拿槍，像共產黨革命，把資本家槍斃， 把土地和錢都拿過來，不是這樣。」

「集體談判是文明人之間的規則。比如工人要加 百分之五，老闆說只給百分之一，大家就各自找 各自的理由。老闆通常拿成本和市場環境，比如 收入、盈利下降，或者盈利提升了，但要為下一 年儲備，要有新的技術、擴大生產投資等等。工 人主要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生活質素的提升。不 只是像豬一樣活下去，而是要活得比去年好一點。 雙方各用自己的依據來說服大家，這就叫誠心談 判，bargain with good faith。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培育了一種精神——民主的精神。民主， 對我來說，是從這裏來的。」

在香港，我們常說要爭取集體談判權。但談判只 是解決紛爭的方法，本身並不需要法律賦予。韓 認為，推動集體談判應該從現實應用開始，而不

是爭取法律保障:「因為法律不會承認。沒有人 會承認你的。」

「對我來說，立法是一個後來的問題，甚至是可 有可無的。它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到時你不 確認都不行了。因為在談判的現場，已經變成了 一個運行的現實，你法律嚴重滯後，不能反映現 實，是制度的失敗。水到渠成，水在哪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水。」

這個新階段在香港和中國看來都非常遙遠。但是， 《勞工通訊》過去兩年半，已經令印度的一家製 衣廠從零開始，落實了集體談判。

從不談判，到談判

「我們幫助印度班加羅爾的製衣廠工人，百分之 九十五都是女工，把她們的工會從街頭抗爭，發 展成工會以談判作為主業。街頭抗爭只是工具之 一，是談不下去以後的事情。」

「怎麼樣讓害怕老闆知道自己是工會會員，變成 不害怕，(當中)有非常多的技巧、大量的動員、 培訓工作。我們過去不到三年的時間，經過大量 的培訓——沒有什麼調研，我們不做調研，我們 只做培訓、對話:一群工人，七八十個女工，坐 在一起，分成小組，開始談話。有人覺得這就是 調研，我不覺得是，這是 conversation，大家拉 近距離。如果變成調研，那就是學術活動。起於 學術活動，止於學術活動，完了，沒有運動。這 些做基層調研的學術人，還往往把自己視為基層、 來自基層、進入基層、不脫離基層的社會運動者、 工運人，那不是我的定位。

我們經過兩年半的時間，把一個工會從只有名義 上的、不敢讓老闆知道的會員，到去年年底，他 們開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會員大會，有 1600 多 個會員。到現在為止，印度三家最大的製衣集團 的工廠裏，都啟動了集體談判。雖然工人付出了 很大代價，有代表被打、被解僱，有人還被打得 還很嚴重;但最後，他們在集體談判的路上，走 了一大步:工廠老闆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簽署 了備忘錄，每個月跟工會會面一次，談相關的問 題。」

「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多贏的:工人贏、老闆贏、政府贏、品牌贏。工人得到好一點的對待，少一些 harrasment、改善飲水質量、上下班的交通、司機 對工人的態度、經理動不動就摸女工，甚至語言的 羞辱和騷擾，不只是性騷擾還有種姓制度的語言使 用，在印度是非常大的 offense，違法，是刑事罪。

我們談判改善了這些東西，還沒有進入工資，但我 們仍然覺得是成功的。因為，集體談判是一個過程， 工人運動是一個過程，他不是手心翻手背的。如果 看立法權利，它可以是立法前對比立法後，但實際 上不是這樣的。立法承認了，也不代表就有了。」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工商業與人權工 作組針對貿易與工人權利、環境保護、社區責任等 等，每年在日內瓦有一個全球論壇。他們邀請了《勞 工通訊》、我們在班加羅爾的工會、還有那家印度 最大的製衣廠的老闆，我們三方一起參加了這個論 壇，介紹我們的經驗。雖然只是在起步階段，遠遠 沒有到成熟，但已經是非常有價值的一個邏輯方式。 今年三月份這個工商業與人權工作組第一次召開在 南亞的工作會議，我們三方又再去參與了這個論 壇。」

「我跟印度最大的製衣廠的老闆的家族的一個成員 談話，他問我對他有什麼建議，我說應該好好地建 立起你的談判團隊，做好、做強。我們願意跟強者 對談，這樣我們也可以進步起來。你的團隊不夠班， 而且只是湊起來的。建立自己的同時，建立對手， 大家共同進步，這是一種穩贏的發展，而不是倒入 共產黨的邏輯，打倒對手，然後自己踩上一萬隻腳， 不是這樣，大家是共存。這個是民主的精神。

印度在可見的將來，比如五年內，可以把試驗室拓 展到工業化生產，把它鋪開。我們下一步的目標是 孟加拉、柬埔寨、巴西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前共產 專制國家民主化以後，工人的生存進入到極限的惡 劣。沒有工人運動、沒有談判、沒有結社權、沒有 話語權。」

韓笑說:「這聽起來很詭異、ironic，或者不可思議。 一個中國人，連自己國家都回不去，結果跑到印度， 跟一伙子製衣廠的女工，發展起來印度的集體談判， 然後把那裏的工會搞起來。」然而，在印度的集體 談判工作，卻不只是為了把經驗帶回中國那麼簡單: 「我們要把它推廣到全世界，我們要 reinvent the international。」

在「一帶一路」加上「新國際」

「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工運在未來不會太長的一段 時間裏，將在『一帶一路』加上一個『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也就是《國際歌》裏唱的『英特納雄耐 爾』，就是國際工運，後來變成國際共產運動。很可惜 的是，過去一百多年來，那個 internationale 變成了一個 一個專制的、奴役人民—包括工人階級—的國家。從中 國，包括印度這邊(開始)，在未來不長的一段時間裏會 reinvent the wheel。這聽起來有點兒瘋了，但是我們就敢 reinvent the international。從 global south，向北方去推 動，形成一個巨大的力量，來改變過去二十年、三十年來 以利潤為唯一推動的全球化，把它變成一個以實現人的價 值為目標的發展。」

從集體談判到重新啟動國際共產運動之間，當然存在很大 的距離。但韓認為，工運本身就注定是國際性的，因此必 須具備長遠的目光。

「一國工人運動的強大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生產可以 到別的地方去，機器可以動，人不可以動。後來發展到資 本可以更快地移動，金融市場出現後，按一個鍵，幾百億 的投資可以繞地球幾百個圈。製衣、玩具、電子廠、建築 工人，寸步都移不了。移民要面對簽證的問題。(即使是) 從一個工地到另一個工地，也不能實現這麼快的移動。所 以說，工人運動從最早就要進入國際，它是一個很大的視 野。」

「我比較喜歡小時候——我忘記了是哪一位老師，但這位 老師我永遠感謝他——偶然講的一句話。他自己從來不知 道有多麼重要，但對我來說，就這麼重要。他說過:大處 著眼，小處著手。如果整天在細節裏，你會失去方向，跑 得越快，可能離目標越遠。但是你整天看著那裏，我要往 那跑，我要實現一個什麼什麼，不看腳下，你可能掉下懸 崖，也可能寸步不行，一步都不走，只看著目標。所以要 大處著眼，你知道往哪裏跑。對我來說，工人運動就應該 這樣。」

「所以說，一家工廠的集體談判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家 工廠的談判，沒有工人對自己工資、工作環境、工時、假 期、勞保待遇、醫療保障等等這些細節的參與，就沒有大 處著眼的目標。不論你把它叫民主也好、自由結社權也好、 公平的社會分配也好。沒有這一步，就走不到那一步。」「所以說，一家工廠的集體談判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家 工廠的談判，沒有工人對自己工資、工作環境、工時、假 期、勞保待遇、醫療保障等等這些細節的參與，就沒有大 處著眼的目標。不論你把它叫民主也好、自由結社權也好、 公平的社會分配也好。沒有這一步，就走不到那一步。」

工會改革是在欺騙所有人

那麼，既然有了中國工運「大處著眼」的「那一 步」，它現在需要「小處著手」的「這一步」是什 麼?在集體談判鋪開以前，離我們更近的，是一個 能夠代表工人談判的工會。這也是《勞工通訊》在 中國的主要工作:介入工會改革。同樣地，韓從習 近平的話語中看到了介入的基礎。

「在 2015 年，有一個非常戲劇性的場面。那是 11 月 9 日，習近平主持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第 十八次會議，那次會議上的重點，就是工會改革方 案。由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共的最高決策機 關—在那個時候，領導小組是最高決策機關，不是 政治局，更不是常委 —(推動工會改革)。」

「(這)開啟了一個新的可能性，令集體談判可以 發生。所謂集體，你需要一個載體。誰集體呢?是 一個臨時還是一個可持續的集體?那可持續由誰來 持續?由工會來持續。所以中國的工會改革已經形 成了可能的載體，也是最應該利用的、最不應該忽 視的載體。」

「《勞工通訊》該死，認定了工會改革是一個歷史 性的機遇。中華全國總工會，將會是未來中國工運 的載體，將是未來集體談判的載體。我們就要把這 個載體做成。」

但一個在香港的民間團體，如何「做成」中國半官 方工會的改革?

「我們會就(福建省的)五個罷工，打電話給罷工 區域的工會——甚至不是省工會、市工會——而是 區工會，問他們，你們知不知道這個罷工?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習近平 15 年就說了，工會要改革， 你們也有改革方案，為什麼工人都罷工了，你們工 會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有沒有參與?如果參與 了的話，怎樣參與?有沒有代表這些工人去談判? 不談判，為什麼不談判?」

「我們不是帶著高高在上的姿態去譴責，而是讓他 們把自己的話說出來。你們的工會改革有起步，沒 有過程，有動作都是演戲，跟工人無關。就像我們 剛才說的工人，要公平分配，卻不管工廠裏的分配， 是一樣的邏輯。我們要把這個邏輯接出來。」

《勞工通訊》要把工會改革的真相揭露出來，「讓 所有人看到，這個假改革是在欺騙工人、欺騙自 己、欺騙共產黨，所有人都欺騙了。」

「從 15 年到 17 年年底，總工會在不同的省發出 一種信息:工會改革基本成功、基本完成。在我 們這個項目啟動以後，這種說法就消失了，不再 有了 …… 他們不再敢聲稱改革成功，不是因為怕 我們，也不是因為怕工人，他們怕事實。第一， 是怕習近平可能知道了。或者習近平身邊的，負 責工會改革的怕了。那習近平希望工會改革可以 讓工人支持他，但工會改革改成這個樣子，三年 半了，跟工人還沒有關係，那是在騙啊。這個人 就會被問責，然後他就會向省工會、市工會、縣 工會、區工會問責下去，這些人會害怕。那他怕 了以後可能就會做起來，工人的機會就會多一些。 我們想說的是一個過程的啟動，而不是整天談結 果。」

除了讓事實迫使工會執行改革，韓還要讓工人知 道改革的事實:「通過對話、錄音、打字、(加 上)我們的評價，每個月寫出來，我們讓中國工 人看到，工會改革是一個機會，但工會被挾持了。 那你應該怎麼辦?不應該是放棄它，而是把屬於 自己的組織拿回來。」

他認為，透過問責工會改革，然後爭取集體談判 的策略，是立於不敗之地。

「不管習近平(知道事實後)的動作是什麼，中 國工人的罷工不會停止、不會減少。基於中國資 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不會因為工會改革假成功了， 就不再剝削。只要工人的反抗加劇，工人和老闆 和共產黨或者下一個民主當政者，都需要集體談 判、都需要工會作為載體。因此，這個策略是立 於不敗之地。它是基於需求，而不是基於想像。 中國的勞資之間需要集體談判，而集體談判需要 能代表工人的工會作為載體。我們就選擇用現成 的(中華總工會)，把它改造成工人的代表。我 覺得工會改革是對誰來說都必須做、必須成功的 一件事情。」

工會改革的困難與機遇

說到這裏，國家和工人的利益似乎都在集體談判 的問題上重合。但既然是勞資談判，不可忽略的 當然是中國的資本家是否願意以談判解決問題， 抑或寧願維持現有的剝削關係，直至工人罷工。

「(實現集體談判)眼前最大的障礙，來自老 闆。或者你可以把它分成第一層、第二層。最 immediate、最現實的恐懼，是老闆。不可否認背 後制度的威脅、不存在和破敗，未能構成對工人 權利的支撐。這是另一個層面，但最面前的是老 闆——你會被解僱，你還談什麼?」

然而，與其他歐美的新自由派民主國家相比，韓 認為中國的工人情況未是最差。

「我在幾年前被邀請去阿爾巴尼亞和幾個東歐國 家，阿爾巴尼亞是最讓我瞠目、傷心的。阿爾巴 尼亞共產黨倒台四份之一世紀，那裏的勞工組織 不敢公開聲稱自己是工會的人，不然會被人(主 流媒體)罵是共產黨的殘存餘孽。因為工會的話 語和共產黨的話語是重合的。那裏的工人運動不 敢再用左派話語來表述自己的價值觀和組織工人。 當你用這樣的話語的時候，連工人都不願意理 你。」

「如果你讓我假設，未來的民主的新自由派政府 取代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像阿爾巴尼亞這樣的 國家，你要問我，我寧可讓現在的共產黨政權再 延長一段時間。延長的久一點，至少我們工人運 動有語言可以用。我們可以說工人的權利是值得 保障、必須保障的。」

「(如果)讓我狹隘地做一個假設的話，我寧可 習近平在戰戰兢兢的恐懼當中實現分配公平，能 鞏固他的政權。這時候我們在運用，有史以來第 一次，中國共產黨和工人的利益重合了。」

這就是韓東方的工運藍圖。

工人運動的使命還沒有完成

在他眼中，這幅藍圖並不只是為了工人的利益。 它最重要的價值是帶來民主和社會福利— 也就是 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通過集體談判，建立 起參與式的分配，在無需經過戲劇性的劇烈的動 盪，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中國社會民主黨。」

「地球上有共產黨，還有社會民主黨，他們是工 人運動生出來的一對孿生兄弟或者姊妹。一個到 了這邊，一個到了那邊。所以，工人運動的使命 還沒有完成。工人運動要繼續擴展社會民主主義 的基本價值，這不只是一個政治理念，其實是一 個分配方法。用參與的方式，實現公平、合理的 分配，包括勞資之間、社區的建立、公共服務的 建立、環境的保護、消費方式是無度還是適當。」

「現在歐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一根非常重要的支 柱，或者說基礎之一，就是工會運動實現了集體 談判權，發展成了跨企業的行業談判權，(再) 發展到對政府預算的影響。你以為香港的政府醫 院是來自哪裏啊?那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工人運動， 對英國制度的推動，不只是在企業工資上的談判， 還包括公共服務，工黨的出現、參政，再擴張去 芬蘭、挪威、荷蘭、德國、印度。這些以社會民 主主義作為基本價值觀的政治主流，是從哪裏來? 是從工人運動來。」

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後，甚至可以「像 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輸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價 值觀。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帶一路加一個 new international。我希望這是我這一輩子可以做得到，也不一定，無所謂。過程比結果重要。」

六四已經遍地開花

我們從韓東方在廣場上的一段話說起，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廣場。韓在這三十年 間不斷地推動、參與、介入工人運動，除了是延續八九所開啟的可能性以外，更 是對六四當晚所逝去的人的交代。

「我選擇的是六四開啟的一件事情，進展得如何，和未來怎麼做。因為我不擔心 我會遺忘，我也不擔心在我們的朋友們不斷地打這場遺忘和記憶的戰爭的時候， 遺忘真的會發生。我可以騰出時間來，問這個問題。」

「六四開啟的是什麼?我們最能記住的畫面是死亡、血腥、坦克，但我不會允許 我自己讓這些畫面遮蔽了那些躺在地上死去的人，和他們死去的價值。不論是有 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他們當年抗議、追求的是公義。那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十 年，大家看到了不公義的開始，對公義追求的開端。雖然被鎮壓了，但公義的追 求開始了。那些人死、坐牢，那麼多人失去親人、那麼多人的痛苦，它換來的應 該是對公義追求的持續。」

「工人罷工都是在三十年前啟動的，對公義的反抗的持續。而現在，他已經不是 幾十年一次的現象，而是在每天的生活裏。從這個角度看，六四已經遍地開花、 遍地結果。六四的成果是巨大的，六四有悲傷，人們死掉了，就像二戰、一戰的 死傷。但是，二戰的成功是什麼?重建了世界秩序，打掉了納粹對人類嚴重的侵 害。這些延續下來的，到現在都是成果。我們要給六四一個這樣子的交代，才能 把六四開啟的東西繼續下去。」

在韓東方眼中，解放軍第二十七團軍宣告平息了的，其實還未真正發生。廣場上 的一切，早已在槍林彈雨中，默默地埋到廣場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她們在社會的 「正常」運作當中，不知不覺地左右著歷史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