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前奏── 「廿三條」就在咫尺

文：東郭先生

關於香港言論自由的問題，至少有兩種聲音夾雜在一起，一方面我們覺得自身的處境比內地好，較能暢所欲言；另一方面卻在報紙上見到「言論空間收窄」等字眼。如果為「言論自由」這四隻字稍作區分的話，可以分成「接收資訊時不受阻礙」及「表達意見時不受阻礙」。前文〈我……也只不過想上網〉是描寫內地網民接收資訊時所面對的限制，我同意香港在這方面是比內地的情況較好，但我們不應因此而「自我感覺良好」，因為當言論需要在公眾地方表達時，香港政府／警方都有不同的手法干預，無形中收窄公共的言論空間。

誰在怕各種示威行動？

今年四月份走出虛擬世界，到現實中追尋公義的「塗鴉少女」，在街頭四處噴上艾未未的塗鴉肖像及「誰在怕艾未未？」，目的是喚起公眾的注意，要求當局釋放艾未未。如此敏感的政治訊息，隨即惹來重案組接手調查，之後更出動到便衣警察及閉路電視(CCTV)以便盡快拉人祭旗。同年五月在西洋菜街，有市民用粉筆在地面畫上「平反六四」及「釋放艾未未」等字句或畫像，多名警員隨即以「刑事毀壞」的罪名拘捕了兩名市民，並封鎖了上址一段長約30米的路面蒐證。街坊最即時的反應不是責備塗鴉破壞城市景觀、破壞公眾物件，而是諷刺地反問「當年重案有否搜捕曾灶財？」政府如此緊張的反應，其實「誰在怕塗鴉少女」？
其實警方就著敏感的政治事件而嚴厲執法並不是首見，2009年聖誕日支聯會到中聯辦示威，警方隨即以「非法集結」及「擾亂公眾秩序」的罪名拘控李卓人、梁國雄、蔡耀昌、梁國華、李耀基及古思堯。而集會、示威都要事先向政府申請，但示威區往往都是設在西區警署旁，令針對內地問題而進行的示威活動不能接近中聯辦。這些動作足見政府護主心切，要用盡不同方法對付示威者，阻擋他們直接將請願信交到中共的權力象徵－－中聯辦。

扭盡六壬搞尻你！

政府的干預甚至多到連意見表達的形式上亦有諸多限制。道具方面，警方經常臨時加設無理要求，例如不許帶同棺材等道具示威，更試過出手搶奪並損毀道具；2009年支聯會到中聯辦抗議劉曉波被判囚，除了拘捕示威者，政府又出動市政衛生人員，用管制非法街招的法例，並以事前沒有向路政處取得書面同意為理由，在示威過程中搶奪和充公示威人士縛在街邊鐵欄的橫額；2010年支聯會打算在時代廣場的空地上放置新民主女神像，警方便以沒有申請公眾娛樂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由，來阻止這種表達意見的行為，將「民女」強行帶走。警方將悼念活動說成是「娛樂」固然是諷刺，但同樣的法規是適用於其他真正表演、藝術形式的公眾展覽活動，正如今年五月同志遊行中的街頭跳舞也被警方喝停，指同志團體無申請娛樂牌。街坊都立即反問：「舊年撐政改集會同埋太平清醮都大把人上台唱歌啦，咪又係冇娛樂牌。總之政府、警察唔鍾意嘅活動就會搞到你死 。」
除了多次用不同的法規對示威者作出檢控，政府在空間佈局上亦刻意安排過，目的也是阻礙示威者順暢地表達意見，例如2002年政府在中聯辦對出無故築起巨型花槽，令原本9米闊的行人路只餘3米，更成為了拒絕和限制示威路線的藉口。而且警方架起的的鐵馬數量愈來愈多，都是變相收窄示威空間。

仲要等「廿三條」黎到先做嘢？

我們經常以2003年50萬人上街趕走「廿三條」作為香港人守得住言論自由的象徵，然後近一兩年又常聽到「廿三條」「將會」捲土重來，彷彿香港人勝過一仗後，現在政府就不會有任何舉動，但從上面這麼多例子所見，其實政府是一直用各種方式去攻佔我們的言論空間。我們喊「公安惡法」時，所指的對象絕不能只想起「廿三條」及警方「選擇性執法」，因為如果政府及中央合謀要部署「廿三條」立法，它不會再是忽然從「北」而降的姿態，而是在現有的香港法規下不斷收緊，不知不覺間讓香港人的言論空間收窄，漸漸改變我們討論政治問題的氣氛。

譬如說，管制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安條例》有說是違反《人權法》及《國際人權公約》，此爭論至今仍未有結果，但政府卻不斷用它來檢控示威者，因為此法例容許它「限制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以便政府達致維持公共秩序的目的」。換言之，如果「選擇性執法」是因為某事件在政治上「敏感」，那麼官方進行打壓的理據則不會只依賴「廿三條」，很大程度上更會依賴現存《公安條例》裡面抽象、含糊的「公眾安全」、「公共秩序」概念。故事發展到最差的情況，就是只要我們稍稍覺得事件是「敏感」，就會自我審查，沒有人會再在公共空間談起敏感的政治議題。

言論自由是實踐的結果，不是被賦予的結果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當然可以在法律上與政府打官司，然而這不是一般市民都可以進入的討論及參與的行動。與其覺得言論自由可以假手於律師們去維持，倒不如問自己有沒有心去開拓言論空間，愈敏感的事件就愈要公開地提起，衝破各種形式的限制，甚至參與／容許衝擊行動發生。那麼言論自由就不再是一種「從上而下」、「被賦予」的自由，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憑一己之力去實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