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解大學咁墮落？論大學校長的侷限

文：K

如果我們渴望大學能回歸社會，貫徹其應有的關懷，第一步必然是要先認清背後制度造成的困局。

港大校長馬斐森將會提早離任，轉到愛丁堡大學當校長，他向公眾解釋辭職是基於私人理由，希望回到英國與家人生活。不過，坊間的猜測依然此起彼落，大部份都是認為他受不住政治壓力，背後也離不開同一種想像：他在某一兩次事件中（如副校長任命、李國章出任校委會風波）處理不善，受到某些人的政治打壓。他辭職的原因我們已不可究，但大學校長會受到政治干預卻是事實。只是，上述的說法則過份簡陋，以為校長只在處理某些事件時才會受政治壓力，事實卻是大學內的政治干預早已盤根錯節在制度中，無論在校長當選前或後也一直存在。

正因缺乏這種制度視野，坊間才不時有些說法竟然憑校長個人性格作政治分析，將大學校長不為社會公義發聲，歸究於他們欠缺道德勇氣，或自甘墮落向政權獻媚。當日學生參與雨傘運動，馬斐森及沈祖堯呼籲學生要和平理性，小心保護自己，等而下之的是鄭國漢和張仁良跑出來譴責學生破壞法治。個人性格差異固然令他們對事件有不同取態，但重點是不論性格如何，他們統統都不會越雷池半步，斥責當權者，為香港的民主民生問題說一句話，就算是一向被視為頗有仁愛之風的沈祖堯也是如此。那麼，更值得我們追問的是，為何大學校長都有避談敏感議題，甚至靠攏權貴的傾向？

校長是如何煉成的？

其實，這局面在校長被選出時已一早註定。校長選舉如同香港特首選舉一樣，都是由既得利益者決定誰人上任。我們一般很少質疑大學校長遴選的正當性，大都認為大學校長一職需由賢能擔任，自己無資格判斷其能力、學術成就等，但遴選機構的組成，卻又不是這回事。

英殖時期，殖民地政府為了方便管治，指派港督任命大學校監。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由特首擔任校監，任命校務委員會或校董會中不少成員，不受特首控制的教職員或學生代表只佔少數。物色、遴選、聘任大學校長的過程，都由這類最高的領導架構一手包辦。換言之，不合心意的人從一開始已被篩走，又或如陳文敏副校長任命風波般，在最後關頭被校委會否決。

既然學生又或社會大眾的意志無法影響誰擔任校長，真正佔主導的終究是校委會或校董會內的利益聯盟，那麼他們避談人權公義，在權貴面前噤聲，也就不足為其了。緊接要問的是，這些最高管理架構反映了怎樣的利益結構？坊間長期對統治階層都有種錯誤想像，以為當中只得中共及聽其命令的爪牙，所以才有「梁粉」之類過份簡化的說法。要是真的如此，委員會內的人大概都只會是民建聯、工聯會等的成員。但事實上，他們是一個政商的勾結聯盟：港大校委會內有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商界的立法會議員、渣打銀行及馬會高層；中大校董會亦有TVB前行政主席、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等。毋寧說，大學管理層就同特首選舉委員會一樣，都是由政商界把持，藉此保護自己的政治及經濟利益。

在這制度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大學校長的言論只能在某個「安全範圍」內有差異，但始終不能越過界限。如果校長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政商界就會開始抱怨導致社會動蕩云云，潛台詞自然就是會損害他們的利益。當然，他們不為不公發聲，固然有一部份原因是受到局限，但亦有是如李國章般本身就是權貴階層，又或如劉遵義之流主動奉承，為了討好權貴，獲取政治資本，希望離任後謀個官職，而政府最後當然也沒有待薄他，讓他做了個人大政協。

錢作怪──商界干預大學之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干預不只在這層面發生，我們往往都忽略了其實商界的經濟權力也是關鍵。不論是科研經費、資助學額、基建，對大學而言都是龐大的支出。大學的收入基本上最大來源只有政府和商界，當政府的撥款不足以應付開支，向商界募捐就成了關鍵。14年度，中文大學收了5.8億元的捐款，總收入（主要為政府資助、課程收費、投資收益等）為79.6億元，私人捐款佔總收入7.3%[1]；同年香港大學收了15億元的捐款，總收入則為92.3億元，私人捐款足足是總收入的16.2%[2]；另外，假若失去了私人捐款，科技大學和嶺南大學甚至會出現虧蝕[3]。商界的「大水喉」支持著大學的運作，高層自然要小心翼翼，免得得失財主了。也無怪乎大學招聘校長時，往往也會考慮其人脈，說穿了，更重要的是人脈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他的籌款能力。

除了個別的私人捐款，政府的資助也會影響大學整體的運作。而在政商合謀的格局底下，政府的施政從來都不能與商界的意志分割。今天的香港，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政府）的資助迫使教員把心力都投放在寫英語學術文章上，專心追逐研究質量，而且越趨功利，聚焦在「搵食」學科上。向政商界靠攏的情況不單出現在香港，更是世界的常態。梁文道曾在《現實淹沒了大學之理念》一文說過，今時今日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高等教育機構，都流行由企業當財主，直接介入大學的科研工作，結果是「很多學科都正在把它們的負責對象從抽象的社會大眾轉移到具體而且有錢的私人企業」，「使大學的學術活動因為過度靠攏社會的需要（或者說，政府與企業的需要），從而喪失其起碼的批判性格」。[4]

制度牢籠與改變之難

今天我們面對這個局面，如果想要奢談任何改變，第一步是要先認清現實和問題所在。我們固然可以要求校長站在公義的一方，但也要理解這不全然是由他個人意志可以決定，背後還牽涉整個利益聯盟的制肘。那樣我們自然不必在校長「背棄」學生時才驚嘆他是如此不堪，又或妄想對他動情說理。

此路不通，剩下的就只有力量的對碰。關鍵是我們如何將異議聲音組織起來，形成相對堅實的力量。這些都不能單靠一洩即逝的情緒鼓動，而是長久堅實的組織工作。此前，或許我們最大的困局是校園薄弱的議政氣氛。即使是在相對貼近我們校園生活的學生會選舉中，一向也只有約五份一人投票，更別想這些與我們距離甚遠的制度問題能引起什麼關注了。眼下的情勢是，關注校園政治的同學只佔校園內的少部份，但如果一天我們不將其他同學組織起來，我們也不會有足夠的聲音和力量，校方就不會受壓。這必然是我們未來要思考的重要課題。

[1]香港大學，《二零一四財務報告》

[2]香港中文大學，《2013-2014財務報告》。

[3]香港01，《如果大學$0捐款 科大嶺大將蝕過千萬元》，29/12/2015。

[4]梁文道，《現實淹沒了大學之理念》，《e+e》第六期：spring/summer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