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大學通識：其背景、理念與挑戰——訪鄭威鵬及李祖喬博士

訪、文：張瑞儀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原本在拉丁文中的意思為「來自各方的人一起參與學習」，二十世紀初美國各大學開始設有通識課程，並其後隨社會演變發展不同的模式，如九十年代時全球化趨勢下，通識教育旨在體現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中大創校初期採用美式學制，各書院在尚有主權之時根據各自理念推行通識教育，例如崇基學院標榜基督精神，新亞書院希望傳承中國文化等。後來書院權力收歸大學本部所有，通識課程遂分為大學、書院兩部份，前者由大學統一規劃，後者由各書院自行設計。

現時中大學生所修讀的通識課程確立自 2012 年。在新高中學制推行以後，大學改為四年制，學生的學分課程要求增加至 123。校方於是設計「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由「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兩個課程組成 [1]，加上自 2004 年推行的四範圍課程（每範圍選修一門課），最終形成今天學生修讀 6 門課、共 15 學分的大學通識課程。有別於四範疇的選修課程由各學系各自開辦，「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由大學通識部統一教授，內容包括人文及自然學科的經典著作，前者聚焦的核心問題為「什麼是美好人生和理想社會」，後者則為「科學對人類的意義以及科學的限制」[2]。

最近與朋友談到大學通識，除了是關於對國安教育的擔憂外，也說起了由中大通識講師合編的新書，《字裡人間：人文經典與通識教育》。《字裡人間》開首介紹何謂通識教育，從美國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談起，討論不同的教育爭議，如：誰有權力決定何為經典？多元主義會否令人失去對美好價值的判斷？並提出通識教育應抗衡為培訓市場人才的實用教育，提倡特定理想價值，包括關懷他人生命、包容異見等，及於此基礎上進行對多元價價的探索與建立共同的學習經驗。 筆者對書中兩篇文：〈動情的人文——論情感在人文教育都的作用〉及〈中介物與扣連——從文化研究看人文經典教育〉印象深刻；前者論及情感於人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後者提出「以地方為本位設計課程」的想法。筆者因此訪問這兩位有教授通識經驗的作者：鄭威鵬博士及李祖喬博士，與他們從香港通識歷史脈絡說起，談及他們的教學理念，與目前政治形勢對通識的影響。

鄭威鵬，香港嶺南文學文化研究博士。
現職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

通識教育脈絡化：一種香港的都會主義

問：中大通識教育借鑑於美國的博雅教育，而博雅教育背後的社會脈絡，是當時美國社會開始追求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並希望對抗大學教育功利化趨勢，而推廣價值教育。那當時美國的博雅教育如何適用於香港現時社會？

鄭：所有教育其實背後都有一個歷史脈絡，那麼中大通識教育的脈絡是甚麼？根據梁美儀教授在《字裏人間》序中提到，中大通識教育要由大學回復四年制說起，當時中大為新增的一年準備通識教育，並期望學生畢業時「應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能夠判斷和獨立思考，善於溝通…懂得接納和欣賞其他文化…更具有國際視野…….」，而當時的教育改革背後的脈絡就是全球化。你可以說這脈絡跟自由主義吻合，但我認為更準確的講法是這對應著一種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 [3]，希望培育學生成為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 這也是對應著李祖喬提出的「以地方為本位設計課程」，他是這樣寫的：「在文化來說，香港的角色往往被框定為『中西交流之地』，負責溝通中國與西方文明。」所以用「中國」和「西方」兩個概念來組織通識教育，是很合理。但他也認為，除了「中國」和「西方」作為主要座標外，可直接將香港定位為全世界其中一點，「憑其地方的特殊性，跟廣闊的世界對話」。我也認同這一點，香港最特殊的一點是她曾受百多年的殖民統冶。當然殖民統冶有好有壞，壞處可以再論，好處是這地方有相對大的自由、城市化及國際化程度高，這些都有利於塑造都會主義、全球公民。而通識教育在此脈絡下，目的就是在全球化下讓香港大學生憑其地方特殊性回應當代處境。

問：如果通識教育對應著的是全球化下的香港，那會不會讓學生只集中於全球公民的角度去看香港，而沒有批判性地去看這個地方本身的制度？

鄭：我們的課程強調與當下處境有對話，對話可以有很多意思，包括印證文本理論的普遍性，或是只作為引子，幫你去整理你對本地問題的理解。就算有些理論無法說明問題，這也可算是一種幫助，幫你整理清楚問題。

問：那有沒有關於「與當下對話」的例子？我不太記得那時上課時的對話了（笑），也許是缺乏實踐吧。

鄭：譬如說吧，香港人談民主時往往忽略經濟民主，我這不是說要鼓吹大家要想這個問題，而是要介紹這個問題給大家討論，好像近年常常討論到的全民基本收入。實踐方面，通識教育也不是每個學期都有，過去幾年，我們會加入一些體驗式學習元素， 嘗試結合文本與經驗。例如之前辦過南涌深度遊， 除了帶大家體驗農耕生活外， 也讓大家了解土地問題， 就像農夫需要透過「落釘」，即是出錢復耕農地，才能免於被收地的命運。但這些活動都需要一些知識基礎才能進行。以土地正義為例，人文經典中盧梭（《社會契約論》（節錄））討論土地使用時有三大原則，包括你佔用土地時必需是最初佔有者、必須用以生產、必須親力親為；要有這些理論基礎才能說得清楚為甚麼你有權擁有這塊土地，而這些理論也根源於一些普遍性問題討論，如盧梭談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和公意（general will）。

如何教？如何讀？

問：其實如果希望學生對問題有深入了解，會否考慮一個課程只集中一兩個文本， 再配合實踐？作為通識老師，你會選擇多文本還是核心文本的教學方式？兩種教學方式應該有不同目的吧。

鄭：美國和台灣一些院校是採用核心文本的教學方式的。這種做法是以經典 (Great Books) 為中心，就是你選擇的文本必須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大通識課程當初設計是從核心文本 (Core Text) 出發，以問題為中心，討論某一個主題時可以有兩個觀點不同的文本作對比、 作對話，希望學生可以與文本對話，整理自己的立場。

問：那麼讓學生上通識課前，學生是否應先了解甚麼是通識教育，如何讀、為何讀經典？

鄭：近年，通常第一堂完結前，會有關於甚麼是經典的討論，然後給大家看一篇卡夫卡的短篇故事《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講一隻猩猩如何變成人的故事。用這個故事有兩個目的，一是顛覆我們對人的看法，因為我們往往認為人比動物尊貴，而這個故事能刺激我們去想甚麼是人，甚麼是人性（Humanity），二是讓大家摸索應該怎樣開展和進行討論。我會準備一些問題，讓大家習慣就特定文本討論。

的共同道德價值，如：關愛他人、渴求公義等，但若有學生的價值觀與這些價值相沖，又有其理據時，老師會如何處理?

鄭：我認為我的角色是一個facilitator（引導者），引導同學從不同角度進行討論，所以我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場，也不是要灌輸甚麼概念。如果學生與我持相反立場，那是沒問題的，因為我們之間根本不會有confrontation （對立），而我也不會因此而給低分。要是有些學生持所謂的少數或極端意見，那所謂的大多數自然會和他們辯論。例如那時我們談盧梭，就討論到你會否參與一個政府以大數據幫你找完美伴侶的計劃，大部份同學都說不參與，只有少數的同學認為計劃不錯，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交流意見。

價值，能不能被評核？

問：強調自主思考、多元價值的通識教育是否需要評核制度?對我來說，這些元素其實難以有一個客觀的評核標準，有時評核會壓抑這些元素的發展。

鄭：你相信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些個人價值觀的確不能夠被評核， 也不能於教學情境中處理到，只有兩個個體之間同意彼此與否。但於教學情境中，當你作出某種判斷時，我們就能評核你的論點是否有足夠論證，原因是否充份。有人認為沒有評核制度更能鼓勵學生學習，但我們討論評核制度問題時，不能抽離來談，我們必需考慮到制度所處的學習文化，教育機構和社會是怎樣看待知識的。

問：但香港的學習文化是分數至上，功利主義主導的，而大學很多時候被稱為「學店」、「職業培訓所」，於這樣的教育制度中，抗衡實用教育的通識教育要如何自處？

鄭：我想通識教育於這整體文化中也是「做得幾多得幾多」。它的角色是補充，一個人有專業成就之餘，也要有文化生活。

通識裡的情感教育

問：你在〈動情的人文〉中提到情感於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會否有一些以文本培養學生情感的教學例子？

鄭：最能處理情感的材料就是文學。文學背後當然有其哲學思想，有其理念，例如關於古希臘悲劇《伊底柏斯王》的其中一個解釋是儘管人就算無法主宰命運， 但也可以

與之對抗。我認為戲劇或fictional writing（虛構作品）最大的好處就是它們有角色，有情境，容易讓讀者進入、感受角色的世界，讓你有一種動力想去了解人，想與人溝通，不單是理解人的理念，也是理解人的情感，這其實對理性討論是很重要的。

問：但情感往往是私人的，不易於公共場合中流露，或得以深入探索，那這會否影響公共議討論中的情感交流？

鄭：所以閱讀他人寫的作品另一個好處是它們不是直接討論你的經驗，但從中你總會找到一些自己有共鳴地方。情感交流不一定是關於個人情感，也可以是作品所引起的情感反應，或當中處理到的情感元素，這其實就像我們平時討論劇集吧。

政治紅線下的通識教育

問：目前政治審查教育形勢猖獗，會不會擔心影響通識教育？

鄭：我比較擔心的是近年社會的二元對立越來越嚴重，不一定是有關政治立場的，而是非黑即白的對立。這一科是希望溝通，但社會環境令溝通不如以前般暢順，大家都保持一種觀望的態度，不願意說太多話，未必是因為怕踩紅線，而是社會氣氛太過confrontational（對立的），怕面對衝突，我不是說要有衝突，而是大家要有交流。另一個問題是，同學可能會先從對方的年紀、身份，猜度對方的立場，判斷是不是能相信對方。

問：那你對將要讀通識課程的新生有甚麼話想說的？對他們有甚麼期望？

鄭：盡量保持開放，善用這一年，與一班和你共同成長學習的同學探索不同觀點，限制之下還有許多空間，不要處處為自己設限。

[1]大學通識教育網頁。網址：https://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2011-07-06-03-30-7
[2]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網頁。網址：http://www5.cuhk.edu.hk/oge/index.php/tc/gefchi
[3]都會主義或世界主義相信所有的人類都屬於一個基於同樣道德觀念的社群，接受這種觀念的人通常被稱為都會主義者或世界主義者。都會主義或世界主義的社群包括一個包容性的道德規範，共享的經濟體制，和一個包含所有國家的政治結構。社群之中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通過彼此的敬意來建立關係。

編按：雖李祖喬博士已不是中大通識課程講師，但他仍抽空回答有關中大通識的問題。文刊於此，希望能讓各新生有多一個角度思考大學通識。

李祖喬，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部博士畢業，曾於中大通識教育部任兼任講師，現職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教授亞洲研究及通識教育。

問：多元價值教育會否只是另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的彰顯? 讓學生上通識課前，是否應讓學生先了解甚麼是通識教育，如何讀、為何讀經典？

李：因為我的學術訓練是文化研究，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意識形態的，世界並不存在「沒有意識形態」的事物。在大學以外（或者在不同社會空間之中），我們可能需要不同意識形態去生產各種團結、紀律和民主（例如在政治或企業中）。但在大學的課室裡，我相信多元價值教育是因為它不是「單一價值的教育」。至於多元價值是否一種「自由主義」，則視乎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字。自由主義有時可以是一種很有問題的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以多元來掩飾暴力；有時又可以是一種回應壓迫的解放性力量，視乎你用哪種定義和語境。

我以前在中大上課，和現在於香港恒生大學上課，都會花時間解釋甚麼是通識教育，即為何要讀它，它有甚麼意義，它有用和沒用的地方在哪。

問：〈人文經典教育與價值實踐〉一文提到「博雅教育與我們想要維繫或邁向怎樣的社會是緊密聯繫」，學生需不需要知道課程、教育者和社會改革的關係？

李：可以感受到三者的關係，會對事物看法更完整。很多學生似乎都可以感受到老師的價值取向，但是，要把課程連接到更廣闊的社會改革，則要有專文解釋，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

問：通識教育和教育者的社會期許是甚麼？

李：通識教育是要回應「實用教育」，平衡社會的功利主義和實用理性。

問：若學生的價值觀與博雅教育的價值觀相沖，又有其理據，老師會如何處理?

李：價值衝突不只發生在博雅教育，也發生在所有沒有標準答案的學科之中。我個人的做法是：如果價值有衝突，又有其理據，我也會給很高分。我的低分往往是給「求其做功課」的人，而不是給價值跟我不同的人。我曾給過熱衷本土學運的同學高分，也給過一些討厭政治和極論離地的同學高分，也曾有位同學跟我說他是共產黨員，但他上
課表現和功課也真的很好，所以也有高分——這三種人都有跟我在價值上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問：價值教育是否需要評核制度? 吳啟超博士於19年學生報迎新特刊〈通識之於大學，正如差異之於民主——訪吳啟超博士〉這樣回應，「如果只評估合格與否，通識的學術性和學問的層次一定會被削弱。取消各個評級，可能連帶令老師教學的積極性都會減弱…….」你對此有何看法？

李：我認同吳博士：通識需要評核制度，評分也應該寬鬆。在這方面，我傾向不把理念和制度分開看。重點從來都是平衡兩種考慮：一，以制度性的力量使學生（特別是實用性科目的同學）讀一些看似沒趣，但十分重要的文本；二，不能過份影響學生的主修。

問：你於〈中介物與扣連〉中提出以地方為本位設計課程，請問可否再加以闡釋？

李：不要只因為某文本是「西方文化經典」和「中國文化經典」便選擇它，即不僅僅以「西方」和「中國」作為唯二的座標去框定何為「人文經典」，而是更小心選擇一些共享的文本，去呈現一個地方文化近十年或廿年的經歷，而同時以特定方式接通世界。舉例，香港有豐富的殖民地經驗，其實可以找後殖民世界的經典來讀，而這並不代表殖民地經驗是狹隘的。而且，香港也不只是「中西交滙」，你可以把它視為亞洲城市，放一些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的經典。除了文字還有影像，可否放一套香港電影，然後告訴大家，這是這個地方拍過最好的電影？這樣不論對本地、內地還是外地同學，也會通過課程而認識某種地方的特殊性——經典不是大型文明體的專利，任何小地方也有其共同分享的重要著作，而正正是意識到原來小地方也可以很豐富，才會更細膩地看世界上其他地方。

問：於目前政治形勢下，通識教育將面對甚麼挑戰？

李：這種政治改革期只是剛剛開始，即使在中學教育、媒體、藝術等領域都已開始有變化，我們似乎仍不是很清楚大學的通識教育會如何受影響。現時我們很多人都感到一種不確定感，這是正常的，也正正是一些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效果，即向社會反覆生產一種被動感。我一方面也很感受到這種被動感，但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比起人類史上及世界上很多地方（例如最近的克什米爾、緬甸、南非），香港仍然有不少經濟和文化資源去做各式事情，我們不應太快進入一種「甚麼都沒有了」的前設，仍然要努力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