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幾起幾落,但最後日漸式微,幾近匿跡; 近代中國不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説法,似乎已成定論。然而,有些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權威性結論,是仍然可以商榷、深究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幷非是一個由“情結”所導致的“僞”問題--任何歷史學家都會有這樣那樣的“情結”;它其實是有關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非常嚴肅而意義重大的、極具挑戰性而又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它不僅跟如何界定中國近代化的起源、性質、特點與進程等問題休戚相關,而且還跟如何評判西方在中國近代史上和近代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中國革命的起因和性質等問題密不可分。實際上,如果我們全面檢查廣州和澳門在近代中國貿易和經濟以及地區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清朝中晚期華南地區貿易和經濟的發展與發達及其與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緊密聯繫,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也無法迴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為此,本報告擬就圍繞廣州與澳門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來重新探討一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剖析與解答,對我們準確理解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大陸從1949年以來的政治運動和改革開放後種種現像都將非常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