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2018年6月會員通訊
eNews (June 2018)
本期編輯：陳燕遐｜資料搜集：王嘉寳｜排版：鄭國榮、周俊熙、林綺琪（網上版）
會員專訪
陳健民：打開的人生
訪問：Vivian、阿寳、小珊 整理： Vivian、天燊
陳健民從逸夫書院那場講座出來的時候，我們真正感到那是告別的時候了。於是想跟他約一場訪談，從同事、工會戰友的角度，談談教學、研究和家人。WhatsApp丟訊息過去，他問了訪談方向，就爽快答應了，等他從外地開會回來，便約在他辦公室。4月中旬，天已經開始熱了。
窗明几淨，書房一樣的辦公室，牆上掛著陳健民自己畫的和別人送的畫，靠近門口的藤茶几上放了樸素的茶具，這是一介書生的平靜書桌。雖然不是不能與惡俗的政治沾上邊，可本質上就是有矛盾。陳健民自己也意識到這種矛盾，坦言並不喜歡帶頭衝，很想能安靜地讀書、寫字。「可是自中學起，外面總不斷有事召喚你。」也許使命感強烈的人，注定與安靜的書桌無緣。
平靜的書桌，荒謬的社會
「現在香港社會荒謬絕倫，令人窒息。以前你覺得怎麼可能發生這些事？現在天天在你眼皮底下發生，怎麼安靜得了？」他喜歡書畫篆刻，希望有時間鑽研，「可是在這樣的時局，你是否可以安靜躲進自己的書房，做那些中國古代文人做的事？」這種心中的拉扯，一邊大概受中國文人傳統影響，另一邊則恰恰是他對這文人傳統的批判：「我最關心為何中國那麼多年也走不出專制的格局，這與很多事情有關，家庭倫理的束縛是其一，沒有獨立知識分子的概念是其二。中國知識分子的文人世界問題很多。」要重拾安靜的心境，大概得離開香港，刻意創造距離。「可是我暫時做不到，還有很多事情要留在香港面對。」他的書桌上除了有家庭照，還有一幀南非總統曼德拉的照片。
面對11月的審訊，別人意識到他要告別服務了快25年的中大了，他自己也朝這方向安排。系裏跟他談退休延任，他婉拒了；新學期的課可能要請同事代最後幾節，另一門「不安世代的領導力」最後是嘉賓分享，即使他不在問題也不大。工作安排了，那他自己的未來呢？
打開的人生
「我覺是所有事情都很開放，這是我佔中後完成毅行（樂施毅行者）很強烈的感覺。很多你以為做不到的事，原來是做得到的。對我來說，未來有無限的可能。」面對不確定的將來，陳健民覺得他的人生是打開的。「離開這個校園，可能會有更廣闊的天地。」對於審訊，他不樂觀。「『煽惑他人煽惑』這樣可怪的控罪都批准，我對一審並不樂觀。」他抱著最後一次走到前線的態度推動公民抗命，「我在中國廿幾年，真的鞠躬盡瘁，回到香港，佔領也佔了，牢也坐了，該夠了吧？」完成這一責任，陳健民希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向後退一些，用文字回應社會，不想捲進太多前線抗爭。」可馬上又補充：「誰知道呢，如果判很重，出來我也許會和他拼到底，衝到最前線也說不定。」
打開的人生，大概就是有堅持、有愛戀，又坦然面對隨時的變動。這跟他佔中以後多了時間回歸自己、回歸家庭不無關係。「這兩三年多了時間照顧自己身體和家人，放慢腳步，多聆聽，少說話。家人雖然擔心，不過多了時間相處也很開心。」可惜時局不靖，陳健民坦言這麼多年來張力很大，尤其家庭。「我當然希望可以回到寧靜的書桌，但世界常常不讓你這樣做。過去我一直有很強的感召參與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經常離開香港。現在有時間靜下來，會想是否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家庭多一點？可是時局難料。爭取民主本來就是那麼遙遠的路，我們這一代爭取不了，就由下一代接力吧。我越來越有弘一法師說的種花的感覺。希望後人可以看見花開。」
他的書桌上除了有家庭照，還有劉曉波和南非總統曼德拉的照片。
民主路漫漫，靠人人守住底線
民主路漫漫，而且越來越看不到岸，出路到底在哪裏？退一步用文字批判，有用嗎？他舉電影《1987：逆權公民》回答：「它和之前的『逆權系列』不同之處，是每個人在自己崗位上做了些事，守住了底線，然後產生爆破作用。」的確，不是每個人都可為民主犧牲，但人人都有機會遇上底線被挑戰的時候。陳健民認為守住崗位，不讓社會沉淪至關重要。「譬如戴耀廷討論中國崩潰，香港會如何。這樣的學術討論也像犯了彌天大罪。如果你怕，向後退，那以後就只能退了。」他再舉當年馮煒光還是新聞統籌專員時，曾多次撰文批評陳家洛在課堂上叫同學想像五星旗落下，是散播支爆言論，鼓吹港獨。「多虧他，那時我就決定，我教中國社會一定要加入這題目。這樣嚴肅的學術討論為甚麼不能說？」他的「當代中國社會」班上一半學生來自中國大陸，最後一堂的課題就是中國崩潰。「中國崩潰其實就是中國前途問題，這方面已有許多學術討論，你應該嚴肅地讓學生了解這些爭論。」可是現在這些已經變成死亡之吻，政治人物一碰即死。他提到新聞傳播這十年的底線節節後退，「接著就是大學、中學通識教育。你是否向後退？我覺得不需要偉大領袖，人人能守住底線就夠了。但這一樣有代價，譬如學生打你小報告。」有嗎？「我不知道。老師講書有時候會說多了、過了也說不定。那也沒辦法，也會照說。」他答得爽快。成稿之時，前特首梁振英又再在社交媒體狙擊陳家洛「五星旗升不起」，我們只能慨嘆，不學無術又別有用心的人真多。
有一種功利叫研究
新聞已節節後退，社會上很多人越來越識時務。同事中會否也覺得守底線越來越難？
不會呀，其實大學同事很少碰觸敏感議題，大學有種功利化——有些學科是不會碰這些話題，例如science。[ 1] Social science和社會的關係最密切，但是大學的評估機制要你在美國頂級期刊發表，在美國最主流的學刊出版，於是你的研究便要主流化。香港研究在國際學術界邊沿得很，很少能夠刊登，很多人因此放棄香港研究。我們上一代的社會學家，像李沛良、劉兆佳是研究香港的。現在做這方面研究的同事都離開了，呂大樂、趙永佳都走去更邊沿的大學。這些大學爭逐排名沒有意思，反而有些空間，可做非主流的本土研究。現在大部分大學為了爭逐排名，最後就會殺掉香港研究。你不會做很多有本土關懷的事，因為生存不了。
追逐排名 扼殺本土研究
談到扭曲的研究生態，陳健民的感慨不亞於眼見香港墮落。「這其實很恐怖，會讓有心做本土研究的人慢慢流失。」他觀察大學招聘的趨勢，已由本土轉向中國或國際導向：「請大陸背景的學者，他有很大的data set做中國的量化研究；請外國學者做比較研究，也可以吸引美國主流學刊，這是大學現在請人的方向。另一方面，主流學刊也越來越偏重量化研究，這對social science的衝擊很大。」更壞的是這裏面沒有個人選擇的餘地：「你做不做不是個人的事，你不按遊戲規則做是會連累團隊的，學系的整體研究成績下跌，會給大學扣錢。」這種評比的財政暗示越來越明顯，已做成同儕壓力，陳健民覺得非常可惜：「美國學者關心美國問題，做研究有local impact，可以刊登在美國的頂尖學刊。但你研究香港問題，卻要有國際影響才能刊登。這是很荒謬的。有政府官員問我，為什麼香港學者不去研究香港房屋問題、污染問題、城市規劃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他不知道是政府把大學變成這樣的。」
評級制度影響教學
這種追逐排名的制度也直接影響教學。教學質素無法量化，老師教得好不好，對學生有沒有啟發，沒有客觀準則，難以作為評比指標。於是國際評級機構只能計算師生比例與國際化（收了多少外國學生）。在這樣的排名追逐下，教學不受重視可想而知。「教授的升遷或實任主要看出版，根本不看重教學，只要學生不投訴、不出事就行。講完書就走，何必跟學生聊天，了解他們？」學生怎麼看老師呢？「一群躲在辦公室的研究者，和學生很少互動，沒有role model，不會在學問上、人生上啟發學生。」大學本來是教育機構，卻不重視教育，把自己視作研究機構。「可笑的是，其他非研究型大學理應集中教學，好好培育學生，現在卻同樣捲入這遊戲，用高昂的薪津請大量講座教授，花許多精力爭逐排名，置學生於不顧。」
不切實際的國際影響
我們曾經在公開場合問過大學管理層，怎樣看待本土研究不受重視的問題。負責研究的張妙清副校長告訴我們，大學鼓勵有國際影響的本土研究。
就是這樣，一定要到國際層面，可能是比較研究，或者理論發明。但事實上多少人能從本土研究中提煉出理論來？當年我在耶魯大學，有教授曾經批評中國研究沒有出現過對整個領域有影響的理論，說拉丁美洲有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偌大的中國卻沒有理論走出來。當然那時中國還沒有崛起。不過連中國他們都這樣看，香港會有什麼位置可想而知。在頂尖的國際期刊裏，香港的房屋、教育、文化等，其實處於世界很邊沿的位置。當然，我不否定有人可以提煉出理論，但如果有人能夠很完整為香港提出問題，提供解答，為什麼這些就沒有價值、不被重視？掌管資源的人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所以研資局（RGC）在2020的研究評審（RAE）中加入「研究影響」（research impact）指標，就是希望糾正這現象。[ 2]
那算不算可喜的現象？
這要等它落地後才能判斷。已經太多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太多口號。譬如中大，一直說傳承中國文化，也不過是嘴上說說。你試試用中文著作？這麼多年我在中國大陸出了不少中文著作，一篇也沒報過，因為在這樣的評估機制裏那很危險，置自己和學系於險境。所以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其實只是空話，校長說得再偉大，其實從來沒有真的落過地。對這社會影響指標我也一樣看法，要看它在評審中有多重要，最後是否仍然回到多少美國頂尖期刊作指標。問題會否得到糾正？我甚至是悲觀的。
文化傳承，何如淪為空洞口號？
這會否與大學領導層用什麼態度推行這件事有關？
第一是個別大學，第二是如果評估機制全港適用，大學能夠自主的空間就小了。頂層的人怎麼看大學的使命，還是大學只是學術殖民地，美國來的就是好的，連歐洲的都不行。社會學主要只看美國，那你沒有自信，自己的評估機制永遠用別人那一套，空間就小了。不過，即使大學有限制，領導層如果有心創造空間，不至於失去所有角色。像教育大學成立香港研究中心就是一例，不爭排名，可以做有特色的事。別人剛起步，有多大影響還得假以時日，但我確實看到有些東西從那裏出來。但中文大學說要傳承中國文化，到底在結構的限制裏創造了什麼空間？你會否給錢研究粵曲？粵曲上不了一流學刊，可是有遠見的領袖會想方設法支持同事做有意義的本土文化研究。既然中文大學有這樣強的中國文化傳統，為什麼不好好利用，只淪為空洞的口號？現在這樣的結構，大學越來越平頭了，大家都差不多。本來不應該這樣的，那些偉大口號，不論出自哪位校長，都是說說而已，沒有甚麼真的落過地。
現實太令人無語。可有信念的人不會沉默，無論處境如何艱難。成稿的時候，香港正經歷1963年以來最熱的5月，遠近蟬聲大一陣小一陣，那怕過了初夏就要沉寂，明年換一批還是會再來。
後記：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筆錄成差不多2萬字，篇幅所限，先刊出上半部分，談教學的部分下期再續。
[1] 訪問在4月中進行，5月又傳出「習指示」，謂「愛國愛港」學者可以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資金。看來香港學苑中人勢難避免全面面對碰觸底線的挑戰。
[2] RGC網頁謂2020的研究評審會把「研究影響」納入為評審因素，「以推動更多與本地相關、具高經濟及社會效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