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呼蘭河傳》是盧瑋鑾教授（小思）贈我的
這是一九七五年香港新文藝出版社的版本，本身可能不及四十年代的內地版珍貴，但這是小思老師當年備課用的書，寫滿了她的閱讀注釋。例如我們小學都讀過的<火燒雲>片段：「一時恍恍惚惚的，滿天空裏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是甚麼也不像，甚麼也沒有了。」小思老師在一旁標註「人生也如此」。書裏的標籤貼紙有的捲曲發黃，有的還簇新鮮艷，看得出小思老師在不同年代反復閱讀與思考。她的筆記令我領會到，老師課前除了預備硬性資料，更重要是自己對作品有代入，有感喟，才能教得傳神。
這塊帶花紋的石頭是楊鍾基教授送的結婚禮物
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楊教授指導的。我剛上碩士一年級就結婚，博士二年級誕下兒子，過程充滿變數，但楊教授很支持。他總是提醒學生，學問和人生是並行的，不該為了專注學術就拋開家庭忽視健康。當年這塊石頭還附有一張卡，有他以我和先生的名字寫下的四句：「啟章煥彩，念念皆欣。情之所鍾，頑石生花。」這除了是一份結婚祝福，也對我從事香港文學研究有鼓舞。很多人質疑香港文學歷史短，規模小，難成氣候，但我認為一切事物只要情之所鍾，就能發掘當中的奇光異彩，石頭裏也可以看出花來。
我的一切似乎都因寫此書而起
在中大唸二年級時，因陪伴弟弟到體藝中學面試，認識了其時的校長張灼祥。張先生知道我唸文學，便邀我上他的電台節目「開卷樂」，客串說一集張愛玲，不久還讓我接替他的搭檔成為常駐主持。一年後，本身是作家的張先生當上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有意申請一筆資助，訪問十個香港作家，於是找了我做採訪者，又找了一個叫董啟章的人評論那些作家的作品。我跟董各寫各的，並沒甚麼交集，到後來一起主持電台節目才熟絡。唸碩士首年我嫁給了他。
著此書前我偏愛古典文學，兼修翻譯，曾打算畢業後到政府當即時傳譯。但自從親身認識過西西、黃碧雲、劉以鬯、金庸等，我開始意識到香港原來有許多獨特而出色的文化人，便慢慢將香港文學定為研究方向，也因此與一些香港作家結為摯友。
學生把我的口頭禪收錄在這張感謝卡
中文系有必修的畢業論文課，每位老師指導六七位學生。完成論文後有時會收到感謝卡，但這組同學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把我經常說的話記下來，像是「上帝用七天創造了世界，所以你們也可以七天寫出一章」——我常說一個禮拜可以幹很多事情，別託詞不夠時間。又如「你現在就像拿着機關槍砰砰砰亂射，但沒一下中目標」，是批評他們沒有頭緒便一股腦兒甚麼資料都寫進去。我都忘記了自己說話有時會這麼狠，也沒想到他們竟會記住。這張卡擺在我辦公室當眼處，就是提點自己說的每句話，不管對與錯，別人都可能記一輩子。
這本《漢語大字典》放在我電話機後面，是我的案頭工具書
我還是博士生時，無線電視有一系列與中文系合作的節目，包括《最緊要正字》、《妙趣廣州話》、《正字工程》，向觀眾講解字的來源，我也在其中亮過相。自此多了人知道我，也不時有記者致電我詢問有爭議的字詞，譬如應該是「青年」還是「年青」。這本《漢語大字典》幫我解決了很多電話查詢。我本身很愛字典，到國外旅行也會買當地語言的字典。我認為字是神聖的，記載着深厚的文化、記憶和前人遺留的思考痕跡。字典也是令人心平氣和的，有甚麼文字上的爭持，翻開它用證據說話便是了。
福爾摩斯門牌寓意做研究與做偵探無異
漢學大師、中國古籍翻譯家劉殿爵教授曾說，從事中文研究就像偵探查案，翻開文學典籍就如打開一堆密碼、線索，得經過一番推理才能破解當中的微言大義，或者辨認作者、版本的真偽等。我也是偵探小說迷，希望推開辦公室門就像走進福爾摩斯的貝克街公寓，去發現那些攤在大家眼皮底下、卻因為沒有用心看而忽略掉的細節，以理性追尋真相，那是做研究最開心的時刻。
ISO, CUHK
採訪／christinenip@cuhk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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