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尼泊爾旅行回港後，Yolden認識了一位在澳洲人類學PhD畢業的朋友。這位朋友在尼泊爾旅行時發覺，遊人對當地生活的影響，可以很大，所以她很早就開始思考，作為旅行者，除了去玩、去消費，還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呢？於是，她創辦了一個NGO支援尼泊爾深山的村民，希望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的決策權，推動當地教育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Yolden說，「我覺得這位朋友的理念很好。她說這些想法是和她的人類學訓練相關的，並積極建議我報讀中大的人類學。於是，我就來報讀了。」

對Yolden影響很大的其中一科，是陳如珍老師教授的田野研究方法。Yolden曾到印度旅行，認識到錫克教很強調各方面的平等。於是他計劃去香港唯一一間、位於灣仔的錫克廟進行田野考察，瞭解他們怎樣實現這個教義。「但去了兩次後，我就發現，咦，和我的想象好像有點不同：為什麼一個鼓勵平等的宗教，管理層、宗教上重要的角色全部都是男人，女人去了哪裡呢？」於是，Yolden立刻重構了他的研究問題；這個田野初體驗，也重塑了他認識事物的方式，「這個經驗，大開眼界、很有啟發。我開始不只是從教義、理想來看，而是轉了角度，關注實際的運作、日常的實踐；不只是聽人怎麼說，還要看人怎樣做；這是很人類學的。」

「我一直都很想再去尼泊爾，想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讀完人類學MA之後就更加想，因為人類學可以幫我更深入地認識當地的文化嘛。」MA畢業之後，Yolden重返尼泊爾，成為了一間藏傳佛教寺院裡的義務英文老師。Yolden介紹，這個寺院就像是一個佛教寄宿學校，小喇嘛在這裡生活，學習佛教義理、藏文和辯經。因為寺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捐助者, 主持希望學生能有基本的語文能力和不同的人溝通、對世界多點認識，所以也會請義務老師教授英文和中文。「我喜歡去發展中國家，因為它們變化得很快，如果你現在不去看，可能過幾年之後已經不同了。尤其是我們學習人類學，更加會見到social change的過程。」其中令Yolden印象深刻的一個例子，是iPhone.「那時候iPhone剛剛推出，是很有革命性、像炸彈一樣的。我自己倒不覺得手提電話很重要，還是在用2G的，只是很簡單地用來打電話給家人。但那時我發現一件事，就是iPhone對藏族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原來，iPhone內置支援藏文、梵文等語言，而當時其他手機並沒有這種功能。「這對藏族人來說是很amazing的，他們可以在這個電話裡，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可能身處青海、西藏的親人朋友溝通，可以做很多事。再加上智能手機有很多功能，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modern的東西。」Yolden笑說，「可不可以這樣說呢？我看到寺院裡的喇嘛老師有點『上癮』，有空的時候就在用電話。而老師這麼有興趣，學生自然也會感興趣。從那時候我開始覺得，手提電話的出現，對藏族的文化、對寺院的管理都有很大影響。」

寺院的圍牆和戒律之內、網絡科技的普及之中，小喇嘛們也逐漸接觸到外面的世界。Yolden解釋，一些學生長大之後，如果覺得寺院生活未必是最適合他，是會還俗、離開寺院的。「站在學生的角度，我們可以明白；但從寺院的角度看，這是很大的損失，對於藏族知識和宗教的傳承，都是一個衝擊。傳統上，寺院作為最高學府，提供了最好的知識，而且在社群中發揮很大作用、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這些功能是削弱了很多。很多藏族人覺得，把小朋友送去secular的學校，出來之後可能更容易找工作。我也認識一些佛教徒義工，從小看到這些學生大，本來期望他們能夠學習高深的宗教哲學、成為有為的僧人，來『渡』自己，結果他們卻離開了寺院。義工會感到失落，情感上的衝擊也蠻大的。」對於這些現象的意義，Yolden說他也還在思考之中。

而這些也是人類學者關注的議題。「我覺得讀人類學這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人類學和我的背景、我到世界不同地方去看不同人的文化的興趣，都好啱、好夾。」在Yolden看來，讀人類學最大的收穫，是多樣的分析工具。「之前你看事情不會那麼複雜，可能是很簡單直接的，可能單純是被你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文化環境所決定。人類學好就好在，它所提供的perspectives很多、很闊、很多元，從宏觀的現代化、民族、身份認同，到很細微很生活化的事情，它都可以幫助你梳理複雜的現象、拆解你原本不明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