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到大都喜歡文學，大學開始玩樂器和嘗試填詞。但我覺得這和專門去讀這些科目，是兩件事來的。創作的世界很大，多接觸不同的社群與文化，可能更能刺激你的思考。」陳心遙（Saville）在大學修讀人類學，畢業之後，對電影的興趣愈發濃厚，慢慢開始在這個行業尋找機會。「讀書的時候就喜歡看電影，之後越看越多，就嘗試接一些短片、廣告的project來邊做邊學，由不懂學到懂。」

但當被問到有何入行經驗可作分享時，Saville卻是「拒絕」的。「世界變得太快，如果我答了、別人真的信了，會害人的！」在Saville看來，隨著社會的變遷、科技的進步，即使一個普通年輕人，影片製作技術可能亦已經非常純熟。「我認識一些編劇、導演，說到拍片、剪片，他們的仔女比他們更加叻！這是一個視像爆炸的年代，人人拿著電話、人人有部電腦，人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製作出好看的影像。」前輩的經驗，到了今時今日未必適用，很難以一條定律來說年輕人應該怎樣做。但話說回來，「製作技術可能很多人都會，但那不是作品的全部。『創作』不是只靠技術去實現的，而是要對世界有多些認識、再從你自己的獨特角度去理解、詮釋。」

說到創作，靈感與養分從何而來？Saville的作品，如《狂舞派》、《哪一天我們會飛》，常被形容為「本土電影」。 「但我沒有刻意去想本不本土這些問題……創作本來就是源自生活的喇！我在哪裡生活，就最容易寫得到哪裡的故事，這是很自然的。」但這並不是說，創作者要固步自封、固守己見；Saville解釋，在近年的合拍片熱潮之中，不少著名的香港導演要到中國大陸拍攝電影，也會先在當地居住生活一段時間。「要寫出貼地的劇本、拍出觸動人心的故事，始終是要瞭解民情、紮根於一個地方的。所以我覺得，『本土』這個概念，要有多點思考和討論才有意思，不然就容易變成純粹是情緒宣洩、標籤噱頭了。」不過，Saville又補充，「電影的生命有很多人參與：電影拍出來，誰幫你剪預告片、誰寫廣告語、誰安排宣傳活動、誰協調院線排片……都是團隊工作來的，其中有很多經濟的考量。我自己或許不會刻意要宣傳『本土』，但發行公司也可能有他們的判斷。那我會覺得，在一個自由的市場之中，這是沒有問題的；觀眾不是傻的嘛！宣傳是和觀眾的一個博弈，如果只是賣本土情懷但電影不好看，試多兩次，觀眾就不會買賬了。最緊要是有一個自由的、大家可以選擇的創作氣氛；最重要的始終是作品本身。」

身兼編劇、監製、作詞人等多種角色，Saville怎樣看香港電影與音樂的發展前景呢？「我沒有特別悲觀，也不是特別樂觀；事情始終是要做、有些東西始終是不會消失的。就說電台吧，我讀書的時候都已經說是夕陽行業，但我畢業後在電台工作了很多年，直到現在我離開電台了，廣播電台也還未消失喔！電影也一樣，可能未必有最風光的時候那麼高收入、那麼多人注意，但它是會繼續存在的。電影也只是一個format, 可能以後最流行的變成廣告、網劇、短片，但總而言之，觀眾不會突然對『用影像去說故事』這件事完全失去興趣的。放在一個大世界裡看，我所做的創作，所需要的資源其實很少；那就去和其他人競爭囉，競爭是現實來的，不能迴避。出路不是想出來，是做出來的嘛。」

同樣，大學的數年時光，放到整個人生裡看，也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有些師弟師妹，讀書的時候會擔憂將來的發展，這很正常。但我覺得也不用過分逼迫自己，甚至反而浪費了這幾年自由自在、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階段——到你出來工作就會發現，可以選擇的空間越來越小，因為你的時間都被別人買走了。」Saville說，回過頭，他也會想，自己讀大學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不要那麼懶呢？不只是說讀書、學習，也是說，不要那麼懶不去玩——自己鍾意、有興趣、好玩的東西，就應該趁有時間多點去做。

更何況，人類學這學科本身的優勢，就是要讓同學去打開眼睛看世界。談到人類學訓練對他的影響，Saville以編劇工作為例：「人物是劇本的核心，人物寫得好，很多問題都會解決。但對於你要寫的某一類人，你本身可能是沒什麼認識的，那怎麼辦呢？不外乎是靠想像、靠在其他作品中得出的觀感、甚至是刻板印象。我想，最好的方法，是在當下找一些真的是這樣的人，和他們傾談，而這exactly就是人類學家在做田野考察時做的事啊。又譬如，在戲劇裡面，不同角色之間是各有關聯的。你寫一個『反派』，是想令觀眾更加瞭解那個『正派』的主角是一個怎樣的人。而在人類學裡面，去探索異文化，最終也是想瞭解自己：世界連成一線，『他者』總是相對於『自我』而言的。這種概念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啊！」在創作過程中，一些看似沒有用的東西，可能其實最有用。Saville笑言，「我是我，我是這樣去思考、創作，一些人類學的思維，已經潛移默化地在其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