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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學者彭麗君：長遠來看，我希望香港共同體不會消失

[Professor Pang Laikwan was interviewed by the Initium on 12 October 2020] 專訪學者彭麗君：長遠來看，我希望香港共同體不會消失   如果一切順利，9月6日，原本是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市民會早早出門排隊投票，建制派要用盡全力挽救選情，而在民主派與本土派之間，該有一番空前激烈的競爭。但《港區國安法》6月30日通過，當晚即生效。之後港府先後宣布大批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提名無效，並在7月31日宣布因 COVID-19 疫情選舉要延後1年。於是在9月6日這天，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獲得警方批准的九龍大遊行，訴求是反對政府押後選舉，以及關注涉嫌偷渡而在內地被捕的12名香港人的人身權利。 當日警方至少拘捕289人，包括一名新巴司機，他因懷疑向警察鳴笛而被截停。被捕時，司機臉上戴著一副豬嘴面罩，隔著巴士的茶色玻璃，粉紅色濾罐赫然可見。這是去年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最標配的裝備。司機隨後被捕，警方稱他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士巴拿」及「螺絲批」，並於9月10日以「不小心駕駛」罪名落案起訴。 「我感覺到警察的恐懼，明顯捉他不是因為士巴拿，是因為他駕駛著大巴士，又帶著個防毒面罩，他們最怕的可能是司機的那個面罩。」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彭麗君教授，並不認為民間的抗爭氣氛和運動動能被國安法打沉了，「可以說（運動現在）是被壓制了，但其實什麼時候、用什麼面目再出來也不知道。」 彭麗君教授的新書《民現：在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在今年5月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現在的副標題為譯者李祖喬博士由英文版的「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更換而來。書中分析的是雨傘運動的經驗，但李祖喬認為並沒有過時，「討論的還是一些關於民主、主權和文化等理論性的概念⋯⋯既是拒絕遺忘，又不是抱著事件不放，而是把運動產生的能量轉化成一些有待實現的視野。」 「有待實現的視野」，指的是香港共同體該如何平等、多元地建立，以及香港是否可作為一個城邦與國家分享主權。在不少人眼中，前者曾經存在一時，後者如今則空間近無。彭麗君自稱向來樂觀，卻也認為現在比起寫書的時候情況更差了：「一是對中國信任的失落，另一個是對香港政府崩壞的痛心⋯⋯世界看到的香港某程度是一個很簡單的反極權，其實在香港裏面又有很多不同層次的掙扎」。 她認為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否繼續，很大程度要看中國有沒有能力去了解自己某程度上也是一個集合體。中國領導人說「我的國家代表民眾」、「我做每件事都是為了這14億人」 ——動不動就說和這14億人過不去，但「民」到底在哪裏呢？彭麗君質問。 「民眾的出現」是她首先在書中提出的概念，但她不想把「民眾」僅僅視為「被壓迫者」，而是一群互相爭論、嘗試治理自己的人民；她把民主視為一個永遠在進行中的「過程」，一個民眾互相治理、而又不屈從於對方的過程。 她又討論「城邦」與「共治」，希望探討可否把民主從對國家主權或民族統一的追求裏脫離出來，把城市視為一個實踐民主的場地。她同樣不同意歷史人類學家傅柯，把「主權」視為壓制性的力量，反視其為多元的民主能量，人們管治自我，也跟別人分享權力。 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一度凸顯了這些價值，但行至今日，要如何繼續開放和多元，其實可圈可點。彭麗君用「部落」形容不同的政治陣營，認為走出自己的「部落」，看看別人的「部落」，更多地看到這個世界的複雜性，是重要的：「如果我們真能做到這種連接，而不是把別人看成工具，香港這個共同體可以走很遠的路。」而無論如何，香港的民主不是照抄任何國家的民主經驗，不是美國的、不是南韓的，而是在自己的脈絡裏追求的民主。 「我們如何自己先不放棄，不要讓統治者的權力越來越大，侵蝕到民間的每個角落。可幸的是，香港一向都有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這些能否捉緊，就靠我們自己了。 」 如果要探討「希望」的來源，她相信，一定是在民間。 2020年7月26日，九龍區一個白色外牆。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端傳媒 彭=彭麗君   城邦   端：我們先談談書裏你提到的一個概念，城邦。你認為所謂城邦不是一個城市形態上的概念，而是一種多層級的民主模式，更接近一種「政體」。在香港，陳雲2011年提出的《香港城邦論》曾經引發很多討論。你會如何理解這種主張？之後又有梁頌恆的「民族論」，你對「城邦」的理解，和他們的區別在哪裏？ 彭：我想「城邦論」已經說得比較清楚。陳雲說，中國華夏最精緻的東西，香港可以保留，（香港還）可以取得西方社會最好的東西。香港兼得了東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天將它們發揚光大，令整個華夏民族都可以復興。 我自己希望用一個相反的思路來看城邦：城邦應該是所謂帝國的邊緣。其實希臘的城邦很早已經消失，這些古典的城邦留下來的遺產主要有兩項，就是民主與連接。但所謂的民主其實比較虛，因為大部分的古典城邦都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是雅典的政治模式成為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源頭。 反而連接才是城邦最重要的特色，這也成為繼之而起的港口城市（port city）的內核，這種與世界的連接也奠定這些港口城市的相對自由自主。因為它做交易的關係，這些地方有自己的教育水準、有豐盛的生活。但它永遠都會是在帝國的側邊，在帝國內外遊走，還會作為不同帝國中間的橋樑，但亦可能是不同帝國中間的磨心（注：粵語，指摩擦點）。永遠都在一個很流動的世界裏面，做生意，建立自己不穩定的共同體。 千年來這些世界城市其實都有自己的歷史，長長短短，有很多都是很快就衰落。古典城邦消失後，港口城市上場，重要的港口城市通常都有非常複雜的歷史，會成為不同的帝國和國家勢力的爭奪點，都是不斷被佔領，交易卻不斷。 香港會不會有機會去到某一個位置，當世界格局轉變的時候被犧牲呢，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不知道有怎麼的去向，香港如果夾在中間的話，可能很快被邊緣化（edge out）。但這件事真的要發生的話也不是一兩天的。所以我唯有希望，香港能堅持住這樣的狀態，香港要建立的民主也希望可以在這個狀態之下（建立），所以這個民主不會是南韓的民主。南韓是一個單一族群的國家，所以他們建立民主的路，情感關係、世界格局、南北韓國家分裂等，這些東西都跟香港很不同。我們可以怎樣呢？其實民主也可以在這樣流動的狀態裏面發生，香港也可以繼續做一個城市應該要做的事。 端：我們的確是深陷於現代國家體系之中。在你看來，城市應該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彭：邊界貿易、人流很多、貨流很多、ideas會有很多、會很多變，人來人往，帶入的東西不同，亦都會帶走一些東西，城市的個性和民族國家不同。如果我們的民主可以在這種狀態中開展，香港可以是一個開放和多元的地方，但這種流動性也不利建立任何單一的政治思想，繼續亂哄哄，這也是一種很有生命力的狀態。 所以香港是可以跳出現代國家體系的狀態的，如果你用比較樂觀的看法的話。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國家的一個城市，但香港這個城市不是在國家裏面，而是國家外面。這個邏輯有自己的歷史。那會否發展到一個屬於這個地方的民主制度呢？這是我一個最大的希望。 端：在書中，你提到城邦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要去「分享主權」。現代社會中，提到分享主權，人們往往會想到歐盟的實踐。但歐盟在疫情中也被很多人批評，一些觀點認為「歐洲精神」出了問題，那種「超世界」的理念本身是「不可行」的；也有觀點覺得這正正說明歐盟沒有主權，沒有民主的授權，是靠官僚維持這一套的運作。這些圍繞主權和超主權的討論，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彭：歐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歐盟的建立，是通過各個成員國互相建立一套在國家以上的集權再分權，即是自己國家有自己的主權，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些權力出去，在國家以外一起運作。可以想象一定是「一鑊泡」（粵語，一鍋子水泡，比喻事情一塌糊塗）。當年能夠成事，其實是一件很感動的事，歐洲的人自己都覺得很驚訝。因為歐洲打仗打了幾百年，他們的民族、國界、語言、文化都混得很亂，恩仇都很深。 所以歐盟的出現，一定要有很多協商、有很多官僚，否則就運作不了，至於它能否繼續維持，就要靠歐洲人自己的智慧了。現在未解散已經很好了，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美國是聯邦制（federation），下面有州政府，他們亦確實某程度做到這樣的狀態。州政府本身亦有一些自己的主權，聯邦政府也有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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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文//李薇婷 編輯//林曉慧   【明報專訊】訪問結束後，彭麗君教授在我手上那本她新近出版的著述扉頁寫上「Enjoy！」一語，真令我想起在求學時期修讀中大文化研究學系時，麗君老師那愉悅樂觀的語氣。而無可否認地，作為學生的我，的確很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在反修例風波未止、疫症全球蔓延的許多個「關鍵十四日」裏，讀到這本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英文版由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出版，中文版將於今個月由手民出版社出版）——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自反修例運動以來，能夠與麗君老師見面的時間竟較平日更多，中大關閉的日子如是，疫症還不太嚴重的日子如是，她總是騎着單車回到中大，在辦公室裏和學生們同在。雨傘過後，零零星星地聽見她總在進行某些研究計劃，同時亦在整理雨傘運動的檔案、在公共平台不斷撰文回應當下，好不忙碌。經歷這半年來的運動，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處世常存困惑，但是，若是有人問我在亂世一名不割席的學者該當如何，我卻難得有確切答案：就像彭麗君老師一樣吧。   疫症時期的中文大學，咖啡店食堂內只得零星員工堂食，與我手上新書封面中人滿的佔領街道照片相映成趣。彭麗君教授的新書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為縱軸，分析雨傘運動所體現的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更試圖與阿倫特討論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思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在民主運動現場發生的矛盾，為香港政體尋找更多的可行道路。雨傘運動相距現今六年，但事過未必境遷，彭麗君新著的成書過程中，正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行文間不乏對2019年的思考。新書中譯本亦將近出爐，由本地獨立出版社、近年專注於理論翻譯、學術出版的手民出版社出版。未翻開著作，光是看看這分析本地社運的著述，在外資書店結業、出版業每况愈下的香港如何出版流通，已有許多意在言外。研究生如我，阿倫特是傘後鬱悶時期、同儕間競相閱讀的大熱理論家，惟用之分析雨傘，甚至與之商榷，交出厚重研究，彭麗君則是第一人。 傘後困頓 與阿倫特對話 大抵也是傘後困頓的緣故，彭麗君才希望與阿倫特對話：「面對2014、2015年間的各種運動，我內心困惑，腦海裏有許多問題，試圖透過寫作來解決。由這個簡單的動機，選擇了與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展開對話。我在寫作期間一度掙扎於直接研究阿倫特抑或一本關於香港的書。但我終究希望以香港作主角，因為這始終是我的初衷。」站在2019年回望雨傘，輿論多認為雨傘運動是失敗的，然而，彭麗君卻覺得一場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並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成敗來論斷。對她而言，與阿倫特的對話之所以有意思，亦在於好好總結一次傘運對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的意義，以開啟更廣闊的前路：「我不認為這場運動失敗。對於許多和理非而言，雨傘運動某程度上啟發了他們可以如何走民主運動的路。許多人認為雨傘運動『做唔到嘢』，但換了方式後是否又算是『做到嘢』？我想許多人都被困在香港的困局裏，走不出去。面對困局，更不應簡單地劃分輸贏。現在，我們雖然不能說反修例運動已經完結了，但是，香港仍然重複着雨傘時期的困局。」把抗命的心志植根於腦海，是傘運教會我們的一課，我想這一點沒有太多人會反對。但除了意志上的果實，香港人究竟從傘運得到什麼？彭麗君的書裏說，透過現身於街道的人民群體，我們不但再次確認「香港」這個社群的存在，還得到了一場「共居」事件（communal event）的短暫實驗。在我看來，彭麗君新著的價值很大程度就在於此。2019年看過太多眼前路，我們彷彿忘記了如影隨形的沉重的身後身。   政治行動 無法不帶情緒 動輒得咎，或許是許多公共評論空間參與者在這段時期的共通體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出謀獻策，隨之而來的便是策略檢討以及「不完美，可接受」，輿論空間一直子彈橫飛。儘管一月以來疫症肆虐，各種抗爭行動略為平靜下來，但是，不同議題爭論繼續在公共平台沸沸揚揚。在這段期間，彭麗君倒是發表了兩篇言簡意賅的文章，既批評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建構，也在肯定港人的抗爭創意同時，再思反修例運動中左翼的位置。她為文章留下一句反高潮的結尾，坦率地說攬炒之後「也不就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當時我為老師這種平淡而堅定的游刃有餘感到驚訝而拜服，讀過新書，明白到阿倫特的政治理論大抵有功有勞。 「研究當代議題，事情仍舊在發展當中，拿揑距離很困難。我想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困境。但這次研究和書寫最大的挑戰，倒不是跟不斷發展的事件對話，而是面對當中排山倒海的複雜情緒。不過，這些情緒同時給予我很大的體會。大家困在沒出路的焦慮中，若這些情緒是共同困局，我該如何向這種情緒提出問題？」彭麗君雖然未有參與論爭，卻一直留意各種議論的發展。在她看來，困局焦慮衍生的情緒暗中影響着輿論發酵。她要做的不是忽略這些在群眾運動中必然存在的元素，而是在阿倫特的理論中尋找解決之道。「阿倫特的思想中有些線索很值得後學追蹤。其中一條是『私人—社會—政治』。由最初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到最後談論康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她都掙扎如何把三者分開處理，尤其不要讓個人情緒和私利進入政治空間。」彭麗君解釋，阿倫特了解到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走進群體的現身空間，從而影響公共空間應有的平等性和多元性，情緒就是其中重點。於是，她窮盡畢生思考如何讓民眾現身的場域變得純粹，避免影響運動群眾的行動走向被私人恩怨、以至那些操控擺佈這些情緒的政權所綁架。但是，麗君並不完全同意這一點：「這是我和她最大的分歧。我想大家都明白攜帶過多情緒進入現身空間會將之變成泥漿，但現實就是，人根本無法不帶任何情緒和私心進行政治行動。在這本書內，這一點和阿倫特的商榷很重要的。如何在得知有問題存在的情况下繼續前行，是我很想研究的問題。」 批運動民粹化 言之過早 情緒似乎成了運動無法避開的關鍵詞，有輿論甚至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走向民粹化。但是，麗君認為要批評反修例是一場民粹運動言之過早：「民粹主義通常有三個準則，第一，對於精英的怨恨，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沒有的，從雨傘到反修例都有不同階層的參與，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第二，有確切的領袖，這亦是反修例運動中看不到的，我們甚至會強調自己『無大台』。第三，民粹主義通常發生在某種代議政體下，因為大部分的民粹領袖都是通過選舉產生。這三項條件都令我們不宜把香港眼下的運動簡單地評作民粹。民粹主義的發展有其歷史軌迹，對很多西方評論者來講，民粹是民主的歧途，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民粹也可能團結人民對抗權貴，這是左翼民粹。但香港都不是這種狀况。」對彭麗君而言，許多在香港運動中的問題，其實都是全球城市同樣面對的問題。 只是，彭麗君強調，人們也必須認清「暴力」的概念：「阿倫特也研究暴力在六十年代美國和西方的左翼運動的產生。她認為人們在運動中使用暴力希望達至某種目的，那是人們不了解暴力。她認為暴力不能作為政治方法，因為暴力是無法控制的。當我們將之用作『手段』，這『手段』最後往往取代初衷，成為目的。但阿倫特也沒有完全否認運用暴力的政治意義，就是當我們面對巨大的權力和邪惡時，要與之最後一搏可能也是必要，不過我們要了解當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在阿倫特的論述中，暴力是具破壞性的，不但破壞所謂敵方，同時撼動初衷，她補充：「某程度上，阿倫特說得對，到了某個境地，我們便要回到可以溝通的位置，放下情緒。但是，假如我們純粹地譴責那些帶着情緒進入現身空間的民眾，只會令世界更加無法溝通。你要尊重別人的情緒，亦要告訴他們過多的情緒投放是行不通的，這是我感覺到眼下香港最大的困局所在。即是，我們如何在『不割席』的情况下，告訴人們，我們需要坐下來好好溝通。」帶着閱讀阿倫特的體會，彭麗君在新書內分析雨傘佔領區在「溝通」上的各種嘗試。在一個民現空間（appearing demos），人們沒有因為情緒而放棄溝通，這大抵是反修例運動中各種階層、角色都需要鄭重地重新納入考量的一點「遺產」。 以「城邦」為藍圖的「城市權」 但是，究竟在同一城市內的各種群體應該如何溝通，怎樣共居？部分港人開始認為香港正受中國二次殖民，在這種「極端」狀態下談「共居」，是否空想？對於香港現階段的情况，彭麗君直言不宜簡單地以「二次殖民」概括，因為相比起「殖民主義」這個相對古舊的概念，香港作為全球化底下的資本主義城市，情况實在是更為複雜。「在某些全球左翼眼中，香港仍在殖民狀態，但殖民主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香港只是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隻棋子。而香港這邊廂又有部分人認為正經歷中國的二次殖民。我覺得殖民也好，後殖民也好，都不能最有效分析現在香港與西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但我更願意用『城邦』來理解香港。」彭麗君解釋，「城邦」的概念對香港有啟發性，是因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個沒有主權但有自治實體的城市。 不過，有別於陳雲回到華夏正統的城邦論，對應香港的歷史脈絡，彭麗君在新書中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香港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城市作範例，解決令全球都共同感到頭痛的、由現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所謂necessary evil所帶來的各種惡果。彭麗君肯定「國家」、「民族」甚至「民族主義」都曾經是很有活力的概念，帶動許多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反殖戰爭：「我相信沒有任何一種概念可以說只是絕對的壞，或是完全地好。但是在香港，我要面對的是兩個問題，一，假如中國正以一種官方民族主義來影響香港，我們是否應該用同一個方法來應付？二，香港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從歷史脈絡中深挖後再思考前路？」她強調，「國家」、「民族」其實是有許多層次的概念。與其重新建構新的民族論，不如正視香港作為「城市」的身分：「中國曾經希望以上海、深圳來重新『打造』一個香港，但這麼多年來都未見成功。怎可能複製一個城市呢？同樣地，我們為何要強行重新建立一樣香港歷史上沒有的東西？相反，我們擁有的是多年來作為城市的城邦形態。既然認為香港是屬於『我們的』，不妨從香港自身的歷史挖掘一些概念，正視『城市』這個概念。」城市權的提出，是企圖建立一個存在於現代國家體制下的擁有民主的城市，把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可行單位。 與「不喜歡」的群體「共居」 談及政治共同體，不難令人聯想起梁繼平等學苑編輯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內文不斷提出以民族及現代國家體制作為基礎，為香港建立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又有別於此，彭麗君在書中把「主權」理解為眾多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ies）並存的狀態，不同於民族所要求的統一，着重不同群體之間的協商。「英殖時期，『主權』由英女王的頭像所代表，人們繼續自己的生活，似乎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的香港，理應較英殖時期更加自由民主，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我們可否思考『主權』的不同層次呢？阿倫特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共居』。我們要回去思考人們在同一個城市出入，是否可以共同生活。這甚至不需要一個『共同體』才可實行。」的確，許多人認為香港是移民城市，或是難民城市，事實上，全球化語境下，每一個城市都有着移居者，問題的關鍵除了認清這事實之外，還在於如何與移居群體「共居」。「書的第六章中，我談及righ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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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到底是甚麼？」　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

「香港人到底是甚麼？」　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 文／黎家怡   「當滿街吶喊著『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的時候，到底我們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是甚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說。 朱耀偉選擇保持距離之際，《香港關鍵詞》作者之一的彭麗君卻走入熱廚房，今年 1 月在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發表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題為〈人民作爲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關注身份政治的彭麗君向來帶著距離思考「身份認同」議題。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社會運動浪潮之中，她觀察到「香港人」身份在運動中不斷重新定義，變得豐富多元；但同時，她又憂慮運動過份強調「本土香港人」，可能帶來排外和仇恨。因此，她希望透過書寫，整理思考之餘，帶動社會「不割席」地繼續走下去。     延續雨傘運動「民現」研究 思考香港人的身份，乃至「人民」，不是突如其來的研究興趣。2014 年雨傘運動結束後，彭麗君開始撰寫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以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 為主幹，通過「行動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的自由生命所在」的宏旨，析述雨傘運動中「人民」概念的體現（簡稱為「民現」）。   新書寫在 2015 年，去年上半年完稿，彭麗君本以為「可以告一段落」，豈知同年 6 月發生「反送中」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民現」這個概念究是否仍然適用？ 彭麗君解釋，香港在佔領的狀態中，可見一些特殊的城市文化；在現在「反修例」運動，這些特點既有承繼、亦有變化。今次她在台灣發佈的論文只是一個階段性觀察，但她近月收到很多海外學院邀請，希望聽到她的一手見聞和分析。赴台之前，她曾到美國、加拿大講學，不斷討論這場運動，讓她有機會不斷反思，「活於當下好難抽離不談，加上寫了這本書，令我更加覺得有好大責任」。     定義「人民」，何謂「香港人」？ 沿著雨傘運動「民現」的研究，彭麗君在今次「反送中」運動發現香港人身份的有趣之處，香港人的定義「某程度是狹窄了，但某程度亦開闊了」。就像「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一類的口號，她擔心可能進入強調本土而排外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她又見到許多活於社會邊緣的群體，例如性小眾、南亞裔人等等，因著相近政治主張而納入為「手足」，從而體現香港城市文化多元有活力的一面。更進一步，一些從未在港生活過，但支持這場運動的人，亦被視作為「同路人」，產生類似「精神香港人」的身份。   那麼，「香港人」到底是甚麼？「人民」到底是甚麼？ 「只要我們討論民主，就必定會討論到人民，但我們去問人民是甚麼呢？永遠都找不出絕對的答案。」彭麗君提醒，以「人民」作為號召的人，必須認清「人民」的「修辭」狀態。即如語言學的「符號」，因應語言使者用想要表達的訊息，代入及引伸不同的意涵（connotation），「香港人是好重要的概念，但我也要指出它在語言學上有其空洞之處」。 由此引伸，彭麗君續而質問的是，「香港人」的身份似乎不斷壯大的同時，新移民、難民，甚至「黃絲」眼中的「藍絲」，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到最後你要怎樣去處理一些政治價值觀完全不一樣、但又提出到他們與香港有緊密聯繫的人？她對「香港人」定義開闊予以肯定的同時，也反思這點「開闊」的邊際到底可以去到多遠。她相信邊界的重要，但邊界内部卻必須保持多元。多元必然會淡化團結，但多元是民主的基石。如果這個運動最後要犧牲多元，她則沒有辦法接受。   保持批判地「不割席」 彭麗君坦言自己很大程度上認同（identify with）這場「反送中」引起的社會運動，認為社會必須「郁動」才會帶來改變，而香港確實非常需要改變。但她的掙扎更多，以「讀書人」自居的她不諱言，對於抗爭者部分手法未必苟同，「覺得唔係呀嘛，咁都得？唔得呀嘛？咁有問題呀嘛？」 「『唔割席』是好大的功課。」 理念認同，但有些做法又看不過眼，彭麗君強調自己不會贊同（endorse） 。就算面對學生，她也不迴避自己對運動某些手段的批評。但與其不斷內閧、互相指罵，她更希望大家保持溝通，鼓勵各人講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保持開放地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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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Prof. Pang Laikwan] INTERVISTA A PANG LAIKWAN (20200119)

[Bollettino Culturale Interview with Prof. Pang Laikwan] –Only Italian version is available Bollettino Culturale: INTERVISTA A PANG LAIKWAN Pang Laikwan 彭麗君 ha conseguito il dottorato di ricerca in letteratura comparata presso la Washington University di St. Louis, e ha insegnato alla CUHK dal 2002. Ha pubblicato ampiamente nel campo generale 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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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哲學專訪彭麗君教授

彭麗君教授接受01哲學專訪，分享近作《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及實踐》（中大出版社，2017）的研究過程，也談中國文革、香港雨傘運動、法治的兩種本質，與鄂蘭理論。關於訪問文章，請瀏覽〈專訪彭麗君（上）：文革的浪漫主義〉：，以及〈專訪彭麗君（下）：雨傘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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