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香港女兒」謝婉雯醫生在隔離病房內不幸染上沙士離世，她的名字一直留在香港人的記憶中，不曾忘記。2003年的春天，沙士無情地奪走299條寶貴生命，當中包括八名醫護人員，暴露了醫療系統的缺陷。當年防護措施及裝備不足，醫護人員堅守崗位背後亦承受著心理壓力，有人一星期更只獲發一個N95口罩；「抗疫英雄」沈祖堯面對沙士後的獨立調查，更一度出現抑鬱症狀。
疫情過後，政府、醫管局及立法會分別完成三份調查報告，點出政府的防疫漏洞，亦有點名批評11名高官及醫管局高層。17年過去，又一種新型冠狀病毒襲港，香港有沒有汲取教訓？
記者 | 陳展熙 編輯 | 莊芷韻 攝影 | 陳展熙
「當時最諷刺的畫面是每星期第一個工作天，管理層派一個N95口罩，同時會派一個紙袋，叫你不可以遺失或弄破，因為沒有第二個口罩可以補發，又會說這個口罩需要用一個星期。」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放射治療師阿智（化名）憶述，2003年3月初醫院的8A內科病房爆發沙士，醫護集體感染，部門管理層為解同事擔憂，向醫管局提出需要N95口罩，卻因儲備不足只提供每人一周一個。
當年政府對沙士的來臨措手不及，放射治療部屬於低風險部門，部門管理層亦有編排六人為Dirty Team，專門負責有發燒或沙士疑似症狀、但醫生認為有需要繼續做放射治療的癌症病人。在沒有抽籤或任何諮詢之下，阿智被編進Dirty Team，心情十分低落：「六個入Dirty Team，四個都有怨言。」即使有機會接觸懷疑個案，他獲發的卻是防護程度第一級（最低級）的黃色保護衣，而不是能防水、第三級的藍色保護衣。裝備不足，加上醫院的感染控制措施不完善，阿智覺得心驚膽戰。
接觸懷疑沙士病人後 醫院要求照常工作
阿智憶述在Dirty Team的第四周，與兩位同事為一名住院病人進行癌症舒緩治療，病人事前未有量體溫，完成後半小時收到病房醫護電話通知，指該名病人正發燒，懷疑感染沙士。三人頓時呆坐，腦袋瞬間空白，只有一個問題：為甚麽會這樣？雖然他們有穿戴防護裝備，但放射治療的準確度誤差不得超過五毫米，他們需要與病人近距離接觸，確認治療位置，仍然有機會被傳染。
在等待病人的檢測結果的三天裏，擔心受感染的恐懼揮之不去，但醫院給予的協助接近零。阿智指醫院不但沒有提供隔離宿舍，沒有租屋津貼，院方更沒有將他們接觸過病人此事上報醫管局，沒有安排他們接受病毒測試，反而要求他們繼續工作，只著他們留意自己有否出現病徵。雖然擔心回家有機會傳染給太太，但因無法支付另外租屋的開支，阿智還是選擇回家，唯有在家做好防疫措施，例如長期戴口罩、夫妻保持三米距離、輪流吃飯及分房睡覺。
最後病人沒確診，比起開心，他感到更多的是憤怒：「如果真的感染，我不相信醫管局會幫助我們。」疫情過後，阿智見證不少康復的同事因治療時使用高劑量的類固醇而出現骨枯等後遺症，工作能力大不如前，但醫管局時至今日對他們的補償仍隻字不提。面對新冠病毒，醫護的防護裝備仍然不足，醫管局於二月初曾表示防護裝備存倉量只剩下一個月用量。阿智批評兩次爆發疫情同樣是「政府請客，醫護埋單」，政府防疫工作不力，讓醫護承擔後果。
2003年沙士襲港。（大學線資料圖片）
外科轉做隔離病房 照顧染病醫護
當年一名感染沙士的26歲患者入住威院8A病房，將病毒傳播給醫護人員，有50名醫護相繼在8A病房染上沙士，最終威院一共有114名醫護人員受感染。內科病房不勝負荷，外科病房也轉型做隔離病房，主要照顧感染沙士的醫護。外科病房護士Sean（化名）當時已入職五年，甫結束大假便成為Dirty Team一員，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超過八成都是在8A受感染的醫護，令他感覺震撼，上班猶如入戰場。
每天穿著太空衣似的保護衣持續工作近八小時，Sean形容幾乎全身濕透，汗水焗在保護衣內，放工脱下保護衣的感覺就像跑完步。現在醫院有負壓病房隔離病人，把新鮮空氣透過進氣口吹入病房，並利用排氣口將污染氣體抽出，阻隔病毒在醫院內散播。但零三年醫院未有負壓的概念，病房打開窗戶通風，還添置一部功能類似空氣清新機的大型機器，病毒可自由地在病房間遊走。就這樣工作了八個星期，配備欠完善，同房三、四位同事相繼染病：病人吃飯時突然嗆到嘔吐，有同事經嘔吐物的飛沫感染，就連時任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馮康醫生也變成Sean的病人。
除了擔心同事安危，他亦害怕成為下一個病人，不敢跟家人說自己在Dirty Team工作，只好在外獨居，近兩個月沒有回家。工作壓力之大，使Sean常常在睡夢中重現上班的畫面，不能好好休息。縱然承受巨大壓力，Sean反而更堅定要盡自己所能幫助病人。看見自己照顧的同事陸續康復出院，那份感動使他畢生難忘。
沙士後調查 致沈祖堯一度抑鬱
前所未見的的病毒來襲，讓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感到無形的恐懼和壓力。時任威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部門主管沈祖堯為了保持團隊士氣，公布所有確診數字。他每天早上6點開始走遍整間醫院，了解染病人數及病情後，於部門簡報會上公佈，讓同事們掌握最新情況。每聽到有人康復出院，大家都會鼓掌互相激勵，提升士氣。醫院欠缺防護裝備，沈祖堯為前線員工打強心針，跟他們說：
「即使醫院不能出資，我都會用部門或大學儲備的錢為大家採購口罩。讓他們在前線工作時，能感受管理層與他們同坐一條船。」
當年很多部門的病床借調給內科，威院幾乎變成「沙士醫院」。沈祖堯憶述，一位接觸沙士帶菌者的急症室醫生感染後，由於肺部纖維化，需插喉泵氣，但不幸肺部穿了，要從其他部位插喉抽出胸腔的氣，身上其他部位同時插滿多條喉管。「如果一個人身上插多於七條管，很大機會救不活；他插了超過七條管，幸好年輕，『大步檻過』。」該醫生康復後繼續在醫院工作，現在回想，沈祖堯仍感到不可思議。
不過，目睹一個又一個同事病倒，沈祖堯感到沮喪，回憶17年前的片段，今天訪問時他仍然哽咽：「有位女醫生在深切治療部，情況不樂觀，幾乎所有藥都試過。當時不能探病，她的父母只能以視像探望女兒，從電視機看到女兒要由呼吸機泵氣。看到她媽媽的手摸著電視機，嚎啕大哭，情景令人很心酸。」
疫情過後，沈祖堯獲《時代週刊》譽為「亞洲英雄」，卻迎來另一個惡夢。事隔一年，立法會針對政府與醫管局處理沙士手法成立專責委員會，沈祖堯要到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更有傳報告會點名批評他在威院爆發疫情後重開8A病房，導致沙士進一步在社區爆發。近四十名威院醫生及中大教職員集體發公開信，質疑審訊的公平性。沈祖堯指重開病房與否決定權在醫管局，若指責他猶如找代罪羔羊。獨自面對議員們的窮追猛打，沈坦言壓力比沙士期間更大，更一度出現抑鬱症狀：「我是個很容易入睡的人，但當時每晚都睡不著……睡著就會發惡夢，發惡夢時很想醒來，但又不想醒來，因為醒來就要回到殘酷的現實世界裏。」最終報告沒有點名批評他，令他鬆一口氣。
新冠肺炎襲港 政府防控配套仍存漏洞
沙士過後，政府加強傳染病硬件與軟件配套，包括興建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加建負壓病房、增加醫護感染控制訓練、建立中港傳染病通報機制等，為香港醫療體系進行重大改革，亦為下一次大型傳染病做準備。
2020年1月23日，香港出現首名內地來港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個案其後不斷增加。為免重現17年前的慘況，阻止更多輸入個案增加醫療系統負荷，醫護人員及不少專家促請政府全面「封關」，沈祖堯在2月4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不明白政府為何不全面封關，更呼籲官員到醫院感受前線醫護面對的困難，但並無實現。「醫管局員工陣線」在二月初發起罷工表達訴求，保障前線醫護人員安全。
公立醫院內科醫生以恆（化名）是這次抗疫中Dirty Team成員之一，他批評現在N95口罩和保護衣供應仍然不足。原本醫護在接觸新病人前都要更換裝備，避免交叉感染，但院方多次修改使用指引，竟說可以重用N95，後來再改口指低風險程序，替病人做例行檢查時不需要配戴N95。他亦指出，即使醫管局數據顯示隔離病床增至1400張，但實際上不少病房已被改造作其他部門使用，或已日久失修，失去負壓功能。沙士至今，香港雖然經歷H1N1豬流感等其他疫情，但仍未有足夠的隔離設施，以恆續批評：
「17年來有很多地方應該要做得更好，在硬件上有這樣的問題，軟件上長期人手不足的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近期一些政策，例如封關、提供足夠的防疫設備亦沒有做足，所以我覺得不只這個政府，過往的香港政府都做得不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