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即將踏入30周年，當年百萬名香港市民上街聲援北京絕食學生，除了捐款，亦有人親身上京支持，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當時中大學生冒險上京，支持年紀相近的北京學生，推動中國民主改革。那時對未來仍充滿盼望的他們，從沒想到這場民主運動會以血腥鎮壓收場。
30年晃眼過去，四位當年上京或在港支援運動的中大學生，今天接受本刊訪問。他們經歷過畢生難忘的八九民運，生活歸於平淡。由二十出頭的青年走到今天，人生早被事業、家庭佔據，「六四」在各人心中仍有幾斤重？
記者│李沛姿 編輯│趙婉岐 攝影│邢穎琦 趙婉岐
八九民運期間，除了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派學生代表到天安門了解、支援，中文大學也有約30名學生在5、6月分批上京聲援，他們大部分都是以個人身分自發前往，亦有些是中大學生會的代表。他們在這場偌大的運動中，沒有系統地分工，都是抱「能做甚麼便做甚麼」的心態。
89年就讀社會學系四年級，現職醫生的林亦子，在天安門廣場組織物資站，負責購買和派發食物，每日周旋在不同食品供應廠之間。當年中大學生會在香港籌得款項超過140萬，由上京的學生分批帶上北京。林亦子最初直接把港人捐款交給北京高校聯合會（北高聯）指揮部處理，後來發覺他們派發物資不善，許多食物變壞，造成浪費，沒能全部用在學生身上。中大學生們因此自行組織物資站，林亦子說：
「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的錢，我們自己去買和派物資就不會浪費資源。」
林亦子憶述， 除了麵包，她還買過蛋和牛奶等食物，最高峰一天買了七萬隻雞蛋，每日需要一萬多元人民幣。為善用香港市民捐出的每一分錢，她當年把單據和購買記錄都整理清楚，有些更保存至今。此外，北京的食品廠雖然為難，卻仍因同情學生而冒險提供食物，她和供應商都有共識不留下對方聯絡資料，總之他們當天能給多少便多少。
林亦子又憶起一個晚上，學運領䄂帶著其他同學來到物資站，拿著指揮部證明，要求取帳篷。這些帳篷本應優先留給絕食學生，而非擁有較大權力的學運領䄂。林亦子至今仍表現激動，認為當時的指揮部是個有三層階級的權力架構，以不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形容是「小官僚打大官僚」。
運動膠著 無奈卻仍支持
曾到天安門聲援的，還有當時讀中文系四年級，現為文字工作者的曾憲冠。他當時負責在街上張貼香港的報紙、為廣場的同學提供資訊和分配物資。他多番提到上京「不知可以做甚麼」，但仍想去看看現場情況，希望有可以幫忙的地方。
運動由4月15日開始，5月20日總理李鵬宣布戒嚴。曾憲冠在5月24日上京，運動在宣布戒嚴後似乎漸走下坡，留守的學生不願離開，陷入膠著狀態。有學生甚至提出「流血革命」，認為要流血才能換取運動的成功。曾憲冠對此雖然無奈，但仍盡力回應北京學生的需要：
「無論你們想如何，我們（香港學生）都會支持你們。你們要繼續坐在廣場，我們便支持你繼續坐。」
想到要坐就要有帳篷，他便和其他人買竹、布去搭建；看見廣場的衛生很差，他便幫忙清潔；留意到戒嚴後消息封鎖，他便把從香港帶去報紙翻印，貼在廣場和街上，提供資訊。
學運期間令曾憲冠感動的是北京市民對學生的愛護和暗中協助。他由香港上京時，現金和對講機塞滿褲袋，十分臃腫。他說北京海關當時肯定察覺到，但知道他們是從香港來支持運動的學生，就沒加以為難。曾憲冠又就六四撰文，提到文具店的店員小姐令他印象深刻。那時他和同學去買漿糊，店員最初愛理不理，態度敷衍，直至看到曾憲冠手上的香港報紙，知道他們是來聲援，冷漠的臉突然有了笑容，說她們每天上班前後都要到廣場看看學生才放心。關於這事，曾憲冠寫到：「（她們）對於憎惡的生活會露出苦臉，對於解放的生活會露出笑臉。」
北京學生背負重擔 香港學生精神支援
現為人權律師的林洋鋐（原名林耀強），當時就讀中大工商管理系三年級，同時為香港學聯主席。他被北京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的心感動，代表學聯上京支援。他覺得同為年輕人，自己不用為未來憂慮，北京學生卻背負重擔，為國家發展押上生命前途。林洋鋐第一次上京是5月13日，學生開始無限期絕食，這舉動震撼了他：
「他們對國家、人民有很深的愛。」
宣布戒嚴後，北京學生勸他離開，說港人已經做了很多事，一定要安全回去。但他回港幾天後，卻又放不下北京學生，沒過幾天又回去。
林洋鋐說運動那時是「全民皆兵」的狀態。當時有北京市民送他一塊布，他便和同學寫上「香港學聯支持你」，兩個人拉著這幅橫額在廣場上四處遊走，傳達香港人的支持。見到有人因看到橫額而興奮，林洋鋐便覺滿足。他又與北京的學生交流，感覺到他們都很珍惜自由議政的空間，以及跟外地學生討論的機會。
留港支援 協調上京中大同學
89年的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莊耀洸選擇留港支援。當時學生會有「國內支援組」、「突破新聞組」和「文宣組」等，分別負責支援在內地的同學、設法把消息帶回內地，以及在本地宣傳。莊耀洸說當年學生會電話有機會被竊聽，與上京香港同學聯絡時要用髒話作暗號，若竊聽者是內地人，就會聽不明白。
血灑天安門 槍聲響不斷
1989年6月3日晚上，曾憲冠形容天安門的氣氛與平日相若，沒有預視到血腥鎮壓快要來臨。晚上約11時，槍聲劃破晚空，北京城的槍聲徹夜未停。當時曾憲冠和林洋鋐身處廣場不同地方，親歷其境。曾憲冠從沒想過軍方會開槍鎮壓，他於廣場內看不到軍隊開槍，但聽到外面傳來陣陣槍聲時，就估計事態嚴重。當時亦有軍隊進入廣場，他見到軍人手上有包紮過的傷口，軍人經過時狠狠地說：
「看看你們做了甚麼？」
曾憲冠意識到應該是軍方進入廣場時與市民發生衝突。至清晨離開廣場時，他到附近民居休息，看到幾個軍人守在街頭，便問發生甚麼事，他們沒多說話，只是拿著槍，笑著說是奉命行事。
林洋鋐在長安街看到一個工人為阻止軍隊進入廣場，向他們擲玻璃樽，之後隨即聽到幾下槍聲，工人應聲抱著肚子倒地。林洋鋐立即幫忙抬起這個垂死工人，那是他第一次看見一個活生生的人，在自己面前失去呼吸。期後他藏身在人民紀念碑最頂層，直至凌晨四時，廣場的燈被關掉，首批五、六名持槍解放軍衝上了紀念碑頂層。林洋鋐形容當時他與軍隊只有三、四米的距離，數名北京學生旋即擋在他前面，保護他離開。最後他在清晨六時多離開廣場，是最後一批撤退的學生。他沿著木樨地丶西單回去，說整條路都是「血路」，滿路都是鮮血，欄杆壓毀，民居的窗都是子彈孔。
林亦子當晚在西長安街附近一條小巷，大約半夜12時，與她同行的同學看見第一輛坦克車駛過，之後整晚都有一批又一批的死傷者被抬走，以她所見大概有一、二百個。大街上有車聲和槍聲，身旁當過兵的人還邊聽邊說開了哪種槍。她當時躲在一條小巷中，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她估計有北京市民用身軀抵擋坦克車，軍隊卻無情地把槍頭指向市民。她把當下的見聞即時記下，因她知道北京定會封鎖消息，她要把真相記錄下來告知世界。她憶述，北京市民都保護香港學生離開。他們原來所住的北京飯店變得不安全，大門玻璃更有個大的槍洞。飯店的服務員暗中幫助他們搬往較安全的王府飯店。到了王府飯店，酒店經理又安排他們前往機場的交通。司機迂迴曲折地走了很多小路，才避過駐守的軍隊。她說：
「最心痛是每個人都叫我們走，他們沒辦法走，叫我們一定要把見到的講出去。」
熱血過後 如夢初醒
六四血腥清場後，港府安排專機接走在北京的香港人。回到香港這安全網，眾人開始面對理想和現實的落差。
林洋鋐作為倖存者，覺得自己離棄了遠在北京的同學。他說自己本是個有朝氣、喜歡早起的人，親歷六四血腥鎮壓後，常在學聯睡至下午二時多，醒來便問自己：「為何一張眼世界會變成這樣？」當一直堅持的信念一下子被強權推倒、完全瓦解，他不知該如何面對這世界：「你醒醒吧，世界不是一定會變好的，你看看這麼大型的運動，這麼多人參與，世界不但沒有變好，只是變得更黑暗，政治制度變得更差，醒醒吧。」林洋鋐花了幾年才慢慢修復昔日的傷痛，把信念內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為公義繼續深耕細作。
六四已化成生命的一部分
曾憲冠在六四後，對中共政權很失望，也很懼怕，怕香港被認為是反共基地，被中國政府秋後算賬。但他很快明白生活還得繼續，除了運動的一些後續，他便專注學業和工作。他又幫忙整理從北京帶回來的資料，編寫有關六四的書，甚至選擇在六四10周年當天結婚，將生命與八九民運更緊密地結連。30年過去，曾憲冠說經過歲月的洗禮，思想和興趣也會改變，六四不再是他生命的唯一，但仍是其中一部分：
「不可以放棄，不需要放低。」
林亦子對當年北京市民的付出和保護，既感恩又掛心。踏入六四30周年，她寄望香港這片土地仍會悼念六四。當年上京的香港學生即或不如往日熱血，赤子之心猶在──堅信要就不公義發聲，是非黑白不能扭曲。點點燭光下，平反之聲仍然鏗鏘有力。
在青蔥歲月見證如此慘烈的歷史事件，不論當年還是今天，幾位學生未必滿懷豪情壯志，卻樸實地默默關心中國民主發展。隨本土思潮興起，有人認為燭光晚會公式化，質疑港人是否要繼續支援中國民主發展。但對曾親歷其中的人，這卻是伴隨一生的印記。
再次憶起六四感受過的人情冷暖，林亦子說：「欠他們的，一世都還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