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難以立案 受害者孤立無援
在內地關注性別議題的律師黃沙，在今年2月與一群內地律師發表了律師反性騷擾宣言。他指出，內地性騷擾的法律條文較「概念化」，只列出各部門應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但缺乏具體指引或懲罰措施，即使單位不設立相關保護機制，也不會有任何後果。而且，在性騷擾的案件中大多沒確鑿證據，單靠當事人的言辭，或施暴者與受害人之間碎片化的錄音、短訊難以入罪，受害人若要追究，更須承受精神壓力、時間成本等問題。
反性騷擾運動 阻力重重
受害人舉證困難，難以從法律途徑取回公道；同時，民間反性騷擾運動也遭到打壓。25歲的張累累（化名）於2012年開始參加女權運動。根據2015年《中國青年報》的調查，過半受訪者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性騷擾，張累累和身邊女性朋友也在交通工具內遇過性騷擾，因此她與廣州的女權小組在2016年3月發起眾籌，希望在廣州地鐵站刊登反性騷擾廣告。不足一個月，她們已籌到近四萬元人民幣，但廣告申請交給地鐵部門審核時卻遇到重重困難。審核部門以「廣告引起市民恐慌」、「不能出現身體部位」為由，要求她把廣告內容一改再改，但還是不能刊登。最後，她想到將廣告牌直接掛在身上宣傳，在2017年5月發起「人肉廣告牌運動」。短短兩天，已有逾百人來自20多個城市響應行動，一起揹著廣告牌。
然而，時值廣州財富全球論壇，張累累的運動進行了不足半個月便被叫停，「國保」不斷致電騷擾她的房東，房東為免麻煩，只好向她逼遷，一年來她被趕過四、五次：「當時特別絕望，特別沒安全感。」
「一個人站出來，就有上百個人響應，也是挺讓政府恐慌的吧。」
早前高校反性騷擾聯名信，在微博上也是一直被刪帖，人們便改以製作圖片或問卷應對。張累累認為，被打壓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運動策劃和參與者的組織能力和集體性：「一個人站出來，就有上百個人響應，也是挺讓政府恐慌的吧。」
採訪手記：「是我錯了麼？」
